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中国知识界和还是普通大众，都普遍把 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学艺术，当作是非常精英的活动，甚至是精英的专利。然而，90年代以后，大众传播手段，特别是网络的迅速 发展和普及，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媒介手段的垄断性占有，导致文学和文化活动“准入证”的通胀和贬值。这使得当代中国文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去精英化 时代。
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精英化是由于各种 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艺术和文化生产的各种 资源，特别是媒介资源——文字能力和出版 机会——的垄断性占有。即使是在教育普及程度已经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真正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作品、从事社会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人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原因是出版机会仍然非常稀缺，并被少数精英分子垄断。但是上个世纪末以来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精英对于媒介的垄断也被极大地打破，网络成为城市普通大众，特别是喜欢上网的青年一代可以充分 利用的便捷手段。一个人只要拥有电脑并能够利用网络，那么他写出的任何“作品”在任何时候几乎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
于是，写作与发表不再是一个垄断性职业，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大众化活动。这些“网络写手”和“网络游民”不是职业作家，但往往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这是对原有的精英化文学和文化体制的巨大冲击。正如较早出道的 著名网络写手李寻欢认为，网络文学的精神内涵是自由:“不仅是写作的自由，而且是自由的写作”，是平等:“网络不相信权威，也没有权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表达自己的权利”，“网络文学之于文学的真正意义，就是使文学重回民间。”他还 形象地比喻说，如果说新文化运动解决了文学之于民众的“文字壁垒”问题，那么，网络则解决了文学之于民众的“通道壁垒”问题。
网络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大众参与的文学狂欢节，创造了彻底去精英化的文学。如果没有网络这个低成本、低门槛、高效率的传播方式以及它为非精英的大众提供的便捷的参与方式，无论是最近沸沸扬扬的“艳照门”事件，还是前几年的“超女” 现象、“芙蓉姐姐”现象，都是不可思议的。人们的自我表达欲望被大大激发，以“想唱就唱”为旗帜的“超级女声”是这种欲望的最集中喷发。
正如李寻欢等人话中表明的，网络造成的最戏剧性的“祛魅”效果，就是作家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的去精英化。“作家”和“文人”这个身份符号正像解放前的金元券一样遭遇着通胀和贬值，它对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的神话，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网络时代的另一个戏剧性事件是官方文化机构的祛魅，特别是作家协会的祛魅。据湖北省作协网站发布的消息，该协会日前通过的《湖北省作家协会入会条件细则》新增了一处修改:“在各大文学网站发表的文学作品中，获奖(网络奖)作品、精华贴或转载贴达30万字，开个人文学博客3年以上，写博字数在50万字以上，或连续担任文学版主3年以上者，可以申请入会。”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一向高高在上的作协向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伸出橄榄枝的“屈尊”之举。此前，要想成为省级作协会员，须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超过20万字作品或出版两部以上图书才能提出申请。
但耐人寻味的是，作协如此屈尊，却热脸贴了冷屁股:网络写手们根本不领情。不少网络写手认为，他们并不需要用加入作协来证明自己及其作品，是否加入作协是件“无所谓的事”。重庆著名网络写手、《上清寺在哪里》作者老罗说得更是犀利:“在网络时代，作协机构有什么现实用处？对网络写作者来说，入作协抵不上1万次点击量。”可见网络写手用以抗衡作协的资本就是点击率，亦即读者的认可。另有网友从作协的“开明”举措中读出了“开恩”的意味，从“降低门槛”之说中看到了其骨子里的等级观念。正如作家阎延文指出的，网络写手这个称谓本身就表示不承认网络文学创作者的作家身份，不承认他们具有作家实力和文学追求，而“降低门槛”一词，本身就蕴含了一种“高贵蔑视”。在改革开放30年，文化市场飞速发展的当下，作协这个曾经把持了文学创作领域所有资源的“圣化”机构，还能否在市场和网络的双双崛起下占尽先机？
草根阶层借助网络进行文化创造的例子是山寨文化。几乎所有的山寨作品都是发布在网上，比如山寨版《红楼梦》的作者“蜀山少侠”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回家过年的时候顺便用自己的简陋的摄像机拍摄了两段模拟《红楼梦》的场景。演员就是自己家里人，服装和道具以及演员的化妆都是非常粗糙的，但是他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后却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这里主要的不是产品的质量而是参与的快感。这种参与的可能性离开了网络是不可思议的。
另一个例子是山寨版“百家讲坛”的主讲者是韩江雪，他原本毛遂自荐，希望上央视的“百家讲坛”，但两次被拒绝，于是自费制作了学术讲座《从靖康耻到风波亭》视频，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挑战“百家讲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我看来，网络所带来的这场革命不仅具有文学和文化的意义，而且有政治的意义。网络为公共政治参与开辟了新的空间，互联网成为草根阶层政治与文化表达的重要窗口。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这使得大众传播机构或精英分子对于媒介的垄断被极大地打破，也削弱了权力和金钱对公共领域的控制权，使网络成为公民维权和行使权利的一个重要渠道。（陶东风）
（实习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