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专家评审时，李致忠先生一抬头，看见周围皆是白发人，忍不住一阵心酸……
古籍的命运，注定将是逐渐失传？
最近，记者在采访《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专家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古籍版本鉴定人才“老化”严重，面临“断流”。今年71岁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先生为此喟然长叹：“20年前，有国家领导人问我，一眼就能识别出一部古书的真假和年代的人，全国有几位？我说有10位，现在大概连8个人都不到了。”
博士生没摸过几本古书
与专家的日渐老去和越来越稀少形成反差的，是远远没有完成的浩如烟海的古籍整理、鉴别和编目工程。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进入专家评审过程的短短十几天里，50岁的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研究馆员赵前把眼睛给看伤了，“每天工作结束走出门去，看什么眼前都像蒙了一层雾似的，晕。”
赵前是专家评审组中最年轻的一位。“60位左右的评审组专家中，连卧病的85岁的冯其庸先生都来帮忙看《红楼梦》的版本了！可真正能承受每天这样工作强度的只有二三十人，其中年纪最小的也50岁了。”李致忠先生说，评议正酣时，他一抬头，看见周围皆是白发人，忍不住一阵心酸，“我很着急！”
“其实，我们高校里古籍版本专业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不少，但据我所知，其中大部分是写一篇论文就毕业了，从头到尾没有摸过几本古书。”李致忠先生直言不讳地批评。
“干这一行，必须要摸得多、看得多，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要说出让人信服的话来，至少要摸800到1000种古书。对每一种书都要费功夫，作者、体例、版本、收藏过程等，种种都要烂熟于心，变成像自己的朋友一样。这样长期积累下来，才会建立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的感觉。靠电脑查不行，必须进库房。”
李致忠说，面对现状，他设想过好几种针对基础较好的年轻人的培养方案，如办一个“函授”性质的研究生班，由导师出课题，学生“交作业”——“几个题目做下来，水平提高肯定快！”然而，设想要变现实，异乎寻常地难。
北大古籍部仅一“80后”
“社会上什么样，北大就什么样，不可能例外。在北大古籍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主力和骨干，只有两个‘70后’，一个‘80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主任沈乃文告诉记者。
对于年轻人，他直言“谈不上有什么培养”。沈乃文先生发现，实行岗位“双向选择制”之后，再没有谁像“镙丝钉”一样拧在古籍部“皓首穷经”一辈子，他不可能像他的老师对他那样，“家族式”地、循序渐进地培养后辈了。
“双向选择是世界通行的办法，肯定更有效率，但也带来问题，就是‘跳来跳去’实在太多了，我看上的人才如果想走，我留不住他；不理想的人来了，没有更好的人选也只能接受。”沈先生颇为无奈。
“我个人感觉，‘70后’、‘80后’的个人素质其实非常好，不比前人差，塑造的潜力比较大，对他们的培养，我就认准两条，一是帮年轻人找对他们擅长的方向，二是创造机会让他们多接触书，丰富他们的经历。书就像人一样，必须多打交道才能认识它们，这是任何课程都代替不了的，”沈乃文说，“当然，唐、宋、元之前的古籍，他们是不能摸的，这是规定，没办法。”
古籍版本一些绝活失传了
“我们是与古籍共过患难的，所以古籍早已是生活中有切肤之感的一部分。”李致忠回忆说，自己从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几乎在古书堆中待了一辈子。无论窗外如何锣鼓喧天，古籍部里总是岁月幽长。“文革”中，有人来找麻烦，时为古籍部主任的李致忠当时想了种种办法对付，目的只有一个：保护古籍不受损失。他说：“我这些古籍版本的知识得来不容易，所以更指望能传下去。”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古籍版本的修复与保护并没有与科技水平的增长成正比，反而有一些绝活失传了，令人感觉太可惜。“古人补过的书，放在眼前你也看不出；敦煌的卷册上的字，就算扔到水里也不会有墨迹洇开；当时人们的全部智慧和才能都用在这上面。而对于现在许多做古籍研究的年轻人来说，古籍其实不在他们的生活之中，虽然做着这份职业，可在上班的8小时之外就和古人没关系了。”
“现在的时代以西方文化为主体，传统文化的土壤不在了……将来对这些古籍的研究，肯定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有些书的命运，可能就是逐渐失传了。”
（实习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