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著名童书作家斯黛拉阿姨赠书一册，有趣之极，读罢实在手痒，忍不住要翻出来让中国小孩也笑痛肚皮。为此打算每天利用午休时间译那么几段，不再去食堂排队了，叫来咖啡和三明治，品洋餐读洋书，想象身在某个左岸或右岸——忽然铃声大震，出版社来电了。
   
    电话那头的编辑，三两句夸赞译文后，突然以不容插话的飞快语速说道：“很遗憾翻译的稿费一直就不高每千字60元这已经是行内上游价了如果你不信可以去问问别家。”
   
    “我，我——”什么也答不上来。话从听筒里连珠炮似地射过来，在我狭小的耳道里堵着，根本来不及请大脑接收进行语意分析。挂了以后，望着28元一杯的咖啡，30元一个的三明治，方觉得不是滋味。
   
    打电话给我崇拜的著名翻译家任溶溶先生，没想到他对我这丫头还挺羡慕：“恭喜你，张小姐，我拿到的翻译稿费是千字55元。说明你的名气比我响……”
   
    还有啥可委屈的？既然是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就开始呗！
   
    头一个游戏的翻译就难住了我这个“菜鸟”。故事里说，全家坐进蒸笼车跑长途，实在无聊透顶，后排的小哥俩就指着窗外的景物玩起了字母游戏。原文流畅风趣，阅读理解也全无障碍，可是，要怎么翻译才能让六七岁大，还没怎么学英语的中国小孩理解其中的幽默？把每个字母代表的单词以及相应的景物逐一注释吗？就算孩子勉强读懂，可是谐音和韵脚没了，活泼样丢了，如此翻译会把书里打打闹闹的可爱统统滤光。
   
    “60元”的于是忙向“55元”的请教，到底是老前辈，一个点拨让人茅塞顿开：“把字母游戏换成数数游戏试试？天底下的小孩谁不会玩？”
   
    果然灵验！公路上，1只兔子窜出来了，3根电线杆子排一排了，小哥把老妈的太阳镜架上弟弟的鼻梁：“4就是你啦，四眼！”气得弟弟接口说：“5，5，你，你是无赖！”
   
    “60元”的和“55元”的在电话里你一句我一句，兴奋地演绎着中国版的“字母游戏”，不料到了“6”这里卡壳。苦思冥想，电话煲得烫耳朵了，再看时钟已指向10点，今晚只能没戏。可是刚要睡着，电话铃又响了，来电的是任家公子。原来这个可恶的数字“6”折磨得老先生也难以入眠，忽然灵光一闪：“哎呀，快替我给张弘打个电话，这‘6’不就是‘留’吗？故事里老爸被小哥俩搅得心烦，没法开车，于是发话：‘6，留到下回再说，游戏结束！’”
   
    游戏收场，过几天又来了两个词组钻心地恼人。一是针鱼蛋筒冰淇淋，二是萝卜雕塑展。
   
    故事里的小哥跑去海滩，用沙泥搓成冰淇淋球，再找来“针鱼”，拎起鱼尾巴，把它一头插进“冰淇淋球”里当巧克力棒，然后时不时假装舔上一口，吓得海滩上的美男美女大跌眼镜。
   
    “针鱼”，这是什么鱼？它有相应的中文名吗？查了字典，翻了百科，把办公室里每个外国同事都问了一遍，都说这是种大鱼，根本不可能插进小泥球里。
   
    写电子邮件给原作者，几秒钟内就得回复，原来浪漫的魁北克人又去山里海边度假了，没有手机更不带电脑，自动回复的电子邮件里只说：“亲爱的朋友们，等我一个月后回来。”哎，她哪知我心被“针鱼”在扎。
   
    比我还急的是美国回来的朋友梁大叔。他想不明白，自己在美国学习工作了二十多年，怎么就被一本写给小孩子看的书里的单词给考倒了。那天在餐桌上被我问住后，他掏出手机直拨国际长途：“嗨，柯林教授，还记得我吗？16年前的学生？我想请教您一种鱼的名称，哎呀，太难为情了，我当时就没学好……”“保罗是你吗？家伙你还在佛罗里达吗？马上去海边？太好了，家伙你别尽去看美女，你替我找找一种鱼好不好？”
   
    朋友们替我满世界捞“针”，我却在网上搜索一种萝卜，那不是一般的萝卜，在墨西哥一个叫“哇哈咔”（Oaxaca）的地方，人们种下萝卜不是为了吃，而是直接拿去雕刻。什么怪物、圣人、音乐家、教堂还有村庄，都是用萝卜雕出来的。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中心广场上还有看超级萝卜雕塑展——
   
    且慢，假如我是小读者，读到这里或许会问：那，超级大萝卜是什么颜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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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即使没有小读者去信出版社发问，我自己也被这好奇心折磨着，似乎这个问号倒下阻挡了后几章翻译的路，不把它搬走，心里就无法充满完整的快乐。
   
    字典帮不了忙，按字典里的解释，这里的萝卜既可以是红皮的，也可以是白皮的，等于没说。
   
    参考资料也几乎没有，因为这是一本独特的写旅行的书，随大流的人发现不了墨西哥这么个充满西班牙风情的地方。
   
    感谢互联网，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里，我忽然想到去You Tube视频网站搜寻，在一段晃动的视频里，我见着超级大萝卜啦，无论是被雕成人形还是物状，浑身上下，从里到外，红得如此壮实。这一刻，窗外的闪电宛如圣诞节的焰火，照亮那个我以前从未听到过，却要从此梦想的地方“哇哈咔”。
   
    萝卜之谜解开不久，作家斯黛拉阿姨的回信也来了，她说：“哎呀，你怎么这么认真，针鱼就是针鱼呗！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就是那种咪咪小的，嘴巴尖尖的，针鱼是我自己给它起的名字……”
   
    好了，一个个难题都慢慢解决了。我译好了所有的章节、引子和尾声，甚至版权页。然后是校读、润色，仔细擦去书上用铅笔打过的一个个问号。现在，打印出来的译稿，连同原作者的插画，是那么干净和饱满，宛如新生的婴儿，令我捧在手里百般喜爱。
   
    那还等什么呢？什么时候付梓成书？
   
    可是我真傻，合同啊，和出版社的合同都没有签呢！一年前，接到那个关于“60元”的电话，我就开始忙着赶工。也催过合同，可是其间遇到版权代理商休产假，还有西方的复活节、夏季年假、圣诞假。现在又撞上了金融危机，听说许多来不及出书的选题或遭砍或被挂起……
   
    我依然每天中午奢侈地买杯咖啡，依然利用这时段读点什么写点什么译点什么。常会因遇到好句子、好故事而高兴一个下午，比如——“我们的小屋就在海边，离水那么近，假如你坐在门前的长廊上吃西瓜，‘噗——’西瓜籽一准能吐到大西洋里”。
   
    这年头有多少人还在翻译啊！又有多少人了解和分享，这面朝大海的幸福与乐趣。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