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
   
    ●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
   
    ●海派文学的性质，要求上海作家应该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大气磅礴的气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开拓创新的勇气，丰富渊博的知识，引领潮流的魅力，并把这些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浓浓的“海”味儿。
   
    一
   
    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说，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块适合自己耕耘的土地；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说得更形象、更具体：“我的创作的天堂，就是描写我脚下巴掌大的这块土地。”
   
    雨果和杰克·伦敦所说的“那片土地”主要指作家最熟悉的某一种生活；作家最了解的某一层人物；作家最擅长运用的某一种手法；作家最得心应手的某一种表现形式，等等。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找到和建立自己的“文学特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作激情与才华，写出最好最有特色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其影响，往往以一当十、以一当百。
   
    屠格涅夫的发现者，俄罗斯伟大现实主义批评家杜波罗留波夫说：“有些人在他的小说中发现了诗和描写的魅力，在各种人物和情势的勾勒中发现了精细与深刻。但是，毫无疑问，要使作家和他的作品获得持久的成功和荣誉，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的很多作品，题材不可不谓重大，思想不可不谓先进，主题也很深刻，但就是流传不下来。屠格涅夫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的小说，除了思想先进、主题重大以外，还具有非常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因而受到那么多读者的欢迎，至今还影响着世界许多作家的创作。我们老一代作家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赵树理、外国作家托尔斯泰、契钶夫；现代作家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霍斯、日本的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等，无不由于深耕细作自己那片“土地”、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而独树一帜。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古华等以湘西为“根据地”，写出一系列具有浓郁特色的优秀之作；范小青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有一股股浓郁的“姑苏”气息而被评论家称为当代“江南清明上河图”；刘心武、刘恒笔下，扑鼻而来的京味儿让读者倍感亲切；蒋子龙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大城市、大企业为背景，塑造了很多工厂、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工人形象；周而复以一部《上海的早晨》功成名就；王安忆的小说，大气、自然，明快，构筑了一系列人物的心灵世界而成为当今海派文学的领军；邓刚抓住了迷人的海；贾平凹在八百里秦川上做足文章；张承志以写北方的河流和草原而见长；张贤亮以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而称著；至于在写作手法上，一提起中国的意识流，我们马上想到博学多才的王蒙；一提起大散文，我们马上想到著名学者余秋雨；一提起寻根文学，我们马上想到韩少功；一提起新写实主义，我们马上想到池莉、方方；一提起东北的黑土地，我们就会想到后来据上的迟子建，一提起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我们就会想到马原、莫言、孙甘露、余华等等、等等：每当人们谈起某一个地区、某一种题材、某一类人物、某一种风格、某一种流派、某一种特色时，往往与某一个作家的名字及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文学“特区”的力量和光芒！相反，有许多作家，尽管发表、出版了好多作品，他们在社会上也有名气，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建立自己的“特区”，看到什么写什么，想起什么写什么，甚至于，什么畅销写什么，就像黄牛拉车，凭着力气，拼命的写、写、写，写出来的作品缺乏个性、没有特色、因而，无论现代或历史上评论家找哪种特点、哪种风格、哪种流派，都找不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这些作家来说，我认为是很遗憾的。
   
    二
   
    提起文学特区，不能不讲海派文学。上海作家，其它的不说，光小说会员就有四百多名。他们当中，很多是全国会员，不少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就上海作家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与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极不相称。有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虽然写了很多作品，而真正写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流派、竖起自己的旗帜、建立起自己“特区”的，却为数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是上海作家对海派文学的传统观念所至。
   
    我们从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乃至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海”派，不外乎“老城厢”、“老洋房”、“老弄堂”、“下只角”等几种模式，而这些模式的作者，又大都是抱着怀旧、寻旧、复旧、猎奇心态。描写的人物是普通百姓，他们作为市民，突出一个“小”字；他们的境界，突出一个“俗”字；他们的人生，突出一个“凡”字；在语言上，把上海方言或“鸳鸯蝴蝶派”的修辞当成特色等等。他们所谓的“海”，不是大海的海、容纳百川的海，而是具体地域概念上“申”、“沪”的别名、代称。这样的“海派”，实际上是“沪派”、“申派”的别称。当然，我并不否认它们是海派，但是，这种海派，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特区里的一条街道，海派大文学的一个支流。不客气地说，由于很多人根深蒂固地对海派文学认识的局限，影响了他们的眼光、胸怀、气质、修养、格调；影响了他们对“大”上海和各种层次上海人的全面、深入的观察、研究与思考，影响了海派文学作品的容量、分量与质量。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刘心武等作家建议《上海文学》作为一本都市文学刊物，应该多发表一些表现都市生活的作品。为此，主编周介人先生提出“新市民文学”概念。但大量来稿，描写的几乎都是老市民、老街道、老弄堂。而他们所写的“新”，不过是老套子装了新主题、新故事。只有殷慧芬，在她的中篇小说《燄玉》和长篇小说《汽车城》里，主人公是城市最现代化企业里的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还有外国人。当时她还怀疑自己写的是不是“市民”文学？是不是“海派”文学？我说，当然是。他们生活在上海，就是上海的市民。你是上海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就是海派文学。
   
    什么是“海派”？
   
    我认为，海派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大”：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海派文化是大文化”；“海派文学是大文学”！它是多元、多义、多种、多变文化的融合。这种多元、多义、多种、多变、有容乃大、任其自然的文化现象，很难用某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概括。由于种种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形成一座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有人说它是一座“世界城市”。这样，就注定了它不但有旧文化，也有新文化；不但有现代文化，也有当代文化；不但有南方文化，也有北方文化；不但有东方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甚至伊斯兰文化；注定了海派是一个大派，一个由多种风格、多种流派组成的大特区、大派别。上海是一座开放型城市，作家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所反映的生活，自然而然是四面八方。从引导的角度出发，希望、建议他们像北京作家写北京那样写上海，这是应该的，但不一定在表面或形式上局限于上海。当年的鲁迅、巴金、茅盾等、他们所写的，大都是自己故乡的人与事。他们的写作，也不限于文学，往往还兼任教授、学者、翻译，等等。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应该写上海，最好写上海。但我认为，大可不必背上包袱，只要能写出有个性、有特色的作品，就是好作家。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如余秋雨、宗福先、赵丽宏、陈村、孙甘露、叶辛、韩寒、王小鹰、殷慧芬、王竹林、陈思和、秦文君、陈丹燕、等等、等等。而在这些作家中，最突出、最优秀的是王安忆。我们从她的任何一部作品的构思与叙述中，甚至从她的小说课堂上，都能感受到她的潇洒大气、她的随意自如、她感情的自然流露、她对读者刨心挖肺般的坦诚、她的语言的流畅与智慧、她认真却又无拘无束的探索：一句话：她的创作，看似无为，实际是无为即为，从而形成大气、自然、明快的艺术风格，成为当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从王安忆和许多上海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海派文学的性质，要求上海作家应该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大气磅礴的气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开拓创新的勇气，丰富渊博的知识，引领潮流的魅力，并把这些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浓浓的“海”味儿。
   
    三
   
    文学创作需要天赋。但天赋不是唯一的门槛。它首先是一种境界，一种格调，一种灵魂的搏击和生命的燃烧。“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王安忆把小说创作提到如此的高度，那么她，在众多的上海中青年作家中独树一帜，成为改革开放后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绝非偶然。
   
    2001年5月12日，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走出低谷与第二周期》。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一个观点：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西方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中叶，我国文坛上出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沈从文、徐志摩等一大批文学巨匠，形成我国文学的“第一周期”。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更加改革开放，我们政治生活更加民主，经济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全民素质的增强，到21世纪初中叶，一定会出现中国文学的“第二周期”。
   
    可以预言，当中国文学的第二周期来临之时，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都进入了创作成熟的中老年时期，一个多风格、多特色的海派作家群，定会出现在新上海滩上。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