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文学史价值的主要因素在于有没有给文学带来新的经验阐述和价值认识.
前不久，我在香港岭南大学参加一个主题为“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一位教授对我说，你知道吗？据统计，你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已经是全国第46本当代文学史，而现在全国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已经达到72种了。其实这还不是太大的数字，记得几年前就有人统计，从古代到当代，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了1600多种了。文学史泛滥的议论不仅早有耳闻，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了。
但是我还在孜孜修改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努力想尽早完成它。编文学史无法赶任务急就章，我主编的前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从构思到完成也花了十来年的时间，最初就是想写出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史，一旦开始写作就发现，在文学史既成的理论框架下要写出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史谈何容易？于是不得不回过头来，先解决在研究中发现的问题，那些关于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共名与无名，等等，就这样出现在我的思考中。当我在理论上解说了这些文学史现象后，眼前豁然一新，一部新的文学史水到渠成，但十年左右的光阴也就过去了。接下来的现代文学史编写遇到同样的困惑，首先是晚清文学被重新关注的热潮，其次是曾经被新文学排斥在外的通俗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获得了重大成果。王德威教授一篇《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把历来归于近代史范畴的晚清文学重新与五四新文学生出了亲密关系，从现代性的角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五四文学不是开端，而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过程，于是我把它定位于先锋运动。有先锋必有常态，它可以囊括20世纪以来所有的非先锋色彩的文学现象，那么，不但在空间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丰富性，在时间的未来指向上也有了继续发展的可能性。20世纪的文学不过是中国进入了现代化进程以后文学领域的一道序幕，正剧还将有声有色地演下去，绝不是匆匆开幕匆匆收场的短剧，所以，先锋与常态的文学之间如何梳理如何演变，就成为我研究20世纪文学史的新课题。其实，一部好的文学史除了史实准确、脉络清晰之外，还需要有一种疏导功能，消解各种束缚文学发展的观念性障碍，从理论上疏通文学发展的渠道，推动文学的发展。
繁荣文学创作离不开健康的文学批评，其中也需要从文学的经验和史的批评方式中获得阐释和理解。同样的理由，文学批评中有严肃批评认真探讨，也有红包批评有偿批评或者黑旋风式的板斧批评，文学史写作既有艰苦的理论创新也有滥竽充数人云亦云的拼凑，数量不是决定文学史价值的主要因素，关键在于有没有给文学带来新的经验阐述和新的价值认识，这才是重要的。
成功的文学史是有个性的文学史，是破除了人云亦云陈旧模式的文学史.
文学史研究又是与教育和学科联系在一起，它极可能成为一种教材。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著作是否有学术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它的教学功能，而是取决于写作者能否将独特的科研能力和科研优势投入文学史的写作。成功的文学史是有个性的文学史，是破除了人云亦云陈旧模式的文学史。
我很不赞成学术界流行的一种说法：专家的学术专著应该是有个性和创新意识，而一般文学史教材则要求平稳，传授一些基础的知识。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出于对教学的慎重，其实是对教学不负责任的态度。大学的专业课程教师有责任将这个专业的最前沿、最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展示给学生，也有责任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各种尖锐的学术思想中学会判断和辨别，逐渐成熟起来。平庸教材只能传达出平庸的专业内涵，只能培养平庸的学生。假如这样的学生一旦进入专业领域，将如何创造灿烂的学术思想？
更何况，现当代文学史的学术活力是由学科本身的活力所决定的。虽然现当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二级学科，与古代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悠久历史、广阔视野、丰富内涵几乎是难以比肩的。但是我以为这门学科的活力和优势也是别的文学二级学科不能相比，那就是它拥有一个无限的未来时间。由于这个学科对象的时间界限没有下限，它始终处于流动、发展和变化当中。回想我进大学到现在不过三十年，可是当时的文学史完全不包括新时期文学，连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能不能成为“史”还遭到权威的否定。但现在的现当代文学史不但堂而皇之地从王蒙讲到王安忆，甚至有的连80后的网络文学都包括进去了。所以我一直反对学科内部人为地画地为牢的倾向，如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过于机械地自我设限、反对把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容纳到主流文学史、要求将现代作家作品经典化排出一个固定的作家座次、过多地排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过于强调学术性而忽视当代文学的批评，等等，我以为这些倾向都有可能给学科带来难以克服的危机。现当代文学只有成为一门开放的，发展的，富有变化的学科，它才能够与当代生活、当代文学相照应，作为一门有活力的学科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视角来看文学史的未来，那么，即使是作为教材的写作，今天的文学史教材远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当代文学的特征使它始终处于变化更新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内容新的现象刺激它去探索新问题，同时也要求文学史研究者在文学史理论上不断思考创新，提出新的理论命题来适应新的文学发展，因此，在粗制滥造的文学史出版潮中，我们仍然需要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文学史出现。其价值是不用怀疑的。
写作个人研究风格的文学史著作是完全可能的
文学史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呈现的是研究者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究，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发展规律，也没有普遍适用的文学发展规律。文学史研究者总是在文学事实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考察文学的产生机制、运行机制、传播机制以及它自身价值的辨识，才能最后完成文学史。所以，摆脱一般大学教科书而形成个人研究风格的文学史著作是完全可能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是根据他在美国的系列讲演记录整理的一部文学史稿，非常口语、非常通俗、非常随意，但真知灼见处处闪烁，“五四”以后中国作家论述俄国文学，很少没有受过这部文学史的影响。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也是根据著者在哥本哈根大学主持美学讲座的讲义整理的，其气势磅礴的文学史叙事，唤起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作家，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掀起了一场精神革命。这些伟大的文学史著述都曾经是讲义整理的，但丝毫没有我们所认为的教科书的陈腐观念和教条。所以教科书模式并非是文学史不能有学术个性的理由。
文学史写作可以为教学服务，但其功能与价值指向远远超越教学。我们今天有许多断代文学史、区域文学史、文类文学史、甚至是某种另类的文学史，都不仅仅是为了教学才写作的，而是出于对写史实录（求真、追求价值永恒）、作品欣赏（求美，追求艺术审美）和理性评判（求善，追求伦理正义）的综合诉求。它是在一个更加宏观的意义上引导文学研究者来把握个人、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以探求文学的社会使命与发展规律。我想，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进入大学的讲堂，应该有一种激情，引导我们探索文学发展规律。对于20世纪文学史，我们不仅仅是在叙述它，同时还在试图改变它和引导它，我们仍然在创造我们的文学史.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