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文学》的历史上，有两个黄金时期，一个是1957年反右前的百花时节，那时是秦兆阳主持编政，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作品，但这个时期很短，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这个早春时节过早地结束了。另一个就是文学大繁荣的新时期。有意思的是后面这个时期《人民文学》的核心人物张光年，正是前一个时期的批判者。
尽管张光年在晚年编辑文集时对自己当年狠批秦兆阳的文章弃而不收，但我们重温那些批判文章亦非毫无意义，相反将有利于我们理解张光年历史上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将长期作为他内心的参照物而存在，影响着他在新时期的立场和行动。那时张光年是《文艺报》的编委之一，秦兆阳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由于主编严文井担任中国作协领导职务，秦兆阳从1956年到1957年夏季实际上主持着《人民文学》的工作。正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秦兆阳成就了一生的事业，他以极大的勇气把《人民文学》变为一个积极干预社会、传达时代心声的文学期刊。此间的影响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刊物的形象与声誉，而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学生命。秦兆阳的工作，可以从理论与创作两个层面来梳理。在理论上，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针对当时纳入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提出了质疑，对文艺领域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对现实主义的再认识。秦兆阳写这篇文章显然受到当时苏联文学界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影响，但他的思考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文学界的弊端及其重要的意识根源。他的观点得到了周勃、陈涌、刘绍棠、蔡田等人的积极回应，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秦兆阳的文学编辑工作与其理论追求完全一致。在他的努力下，《人民文学》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一大批有力度的作品，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灰色的帆篷》、《红豆》、《美丽》、《改选》、《铁木前传》、《粮食的故事》、《阿诗玛》等，甚至建国后一直沉寂的沈从文也发表了杂文《跑龙套》。从这段时间《人民文学》的状况来看，秦兆阳不是一个低俗的嗅觉敏锐的风派人物，而是一个有追求的理论家和文艺编辑家。这些优秀作品的发表也给刊物带来了活力，据涂光群回忆，当时“刊物的发行份数翻了一番，从十来万份，跃至二十余万份”。
在只能放声歌唱阳光的时代，《人民文学》这些带刺的鲜花一出来就受到了非议。严格遵守“时代意志”、自认真理在握的“理论家”们开始了对秦兆阳和《人民文学》的批评。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发表不久，张光年即在当年底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认为秦兆阳的这篇文章和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见解是不正确的”，但语态还是“商讨”，和蔡仪、何其芳他们一样。张光年的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除了传达当时意识形态的前提与推论首尾一致的标准化思维之外，并没有多少理论的沉思、实践的审察与内在逻辑的合理展开，更没有贴入创作的实际，没有对时代主题的任何关注和思考，明显是败笔。但这篇文章无疑得到了周扬的赏识。1957年初周扬主持《文艺报》编辑部的改组，张光年被任命为《文艺报》的总编辑，结束了《文艺报》自1954年中期以后没有总编的局面。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人民文学》早春时节发表的那些“带刺”的作品很快被判定为毒草，作协对《人民文学》编辑部也进行了调整，张天翼出任主编，秦兆阳一拨人被换下来了。张光年的声音与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应当老实些》、《好一个“改进计划”》，对秦兆阳的编政工作做了严厉的批判。
二
然而张光年这样高亢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便转入了一个低回的阶段。张光年的沉思并非自新时期开始，也并非自“文革”开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的惨败触动了高层的反省，结果是6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张光年和他的上司周扬及战友们在这个调整中对过去实践的文艺思想和执行的文艺政策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反思。目前研究界对这场反思还缺少认识。周扬在这个时期开始讲人性、讲个性、讲题材自由、讲双百方针、讲人类文化遗产，主动地对反右期间极端的讲法进行了修正。在周扬的带领下，张光年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开始进入了反思阶段。1961年他撰写的专论《题材问题》针对当时创作中存在的严重的题材局限和条条框框，明确提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破除题材上的清规戒律”；“必须用一切方法广开文路，促进创作题材的多样化的发展”。这篇经过周扬修改的专论显示了张光年对于文学创作理解的深化，同时展示了他在文艺政策与文艺工作实际上的独立性思考。作者虽然还未能突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路，但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口号的内在局限，“题材问题上的狭隘化的理解，是因为有些同志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狭隘了”；那些把文艺创作变为图解政策条文、推广生产经验、描写技术过程、追赶新闻报道的做法，会削弱文艺的教育作用，堵塞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广阔道路。文章进而提出:“政治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也应当通过十分广阔的途径。”1962年春，为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张光年等协助周扬撰写《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同年7月写的专论《共工不死及其他》，针对郭沫若等人对毛泽东词中运用的共工典故的解释，阐发了艺术与科学的界限，也是一篇比较到位的文艺专论。调整时期重要的文艺政策性文件“八条”(开始是“十条”)的起草，张光年也参与其中。
然而正是这些带着较强独立思考性的文艺政策调整工作使得张光年卷入了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文革”。在这场斗争中，张光年作为周扬黑线人物被彻底抛出，最后进了干校，接受思想改造。
参与《人民文学》的复刊，是张光年晚年事业的起点。1975年的《人民文学》正在筹备复刊，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张光年作为国家出版局的顾问例行于事。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主编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兼任的。张光年以“待罪之身”退避三舍，无意于这个刊物的具体事务。他真正负责《人民文学》是在“四人帮”倒台后。现在《人民文学》的资料都认定自1977年初张光年便是《人民文学》的主编。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人民文学》主持人的张光年很快参与主持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恢复工作，并担任中国作协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常务书记(后来是党组书记)。在此情况下诗人李季于1978年9月接任主编，在张光年领导下工作。1980年4月李季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张光年重新兼任主编，至1983年8月由王蒙接任为止。王蒙成名于《人民文学》，又是张光年亲自选择的继任人，王蒙之后是刘心武，刘心武是1987年1月正式出任主编的，他的成名作《班主任》是张光年拍板发表的。在这个期间，张光年长期担任中国作协最高领导职务——党组书记，卸任后仍然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考虑到中顾委在新时期的特殊地位，和张光年在新时期文学重建与发展中的重大贡献与广泛影响，因此可以说张光年在新时期始终是中国文学界最具权威性的领导人，王蒙、刘心武主持《人民文学》的这段时间也是在张光年开拓的格局之中的继续。
三
新时期的张光年具有强烈的文学重建意识。文学重建的前提，是破除极左路线在文艺界的恶劣影响。在这里张光年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具有的深远眼光，他首先选择为文艺界解缚、正名的工作抓起，以《人民文学》为依托，率先组织短篇小说座谈会，恢复了文艺界的基本联系，又积极推进破除“文艺黑线专政”论工作，重新评价30年代文学，使得十七年文学和左翼革命文学得到正确的评价，十七年文艺传统得到恢复，大批作家作品恢复了名誉，文艺工作在体制中重新确立起来，文艺界的联系机构文联和作协也恢复运转，由此全面恢复了文艺的生态。
第二个方面是大力促进新时期文艺创作的繁荣。新时期《人民文学》之所以很快就成为时代文学、社会思潮中的重镇，首要的就在于它旗帜鲜明地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原则，大胆地发表那些积极回应现实问题、提出作家真实思想的作品，为新时期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提供了积极的思想资源和巨大的舆论支持。在新时期中，《人民文学》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发源地和最主要的发表园地，在乡土市井文学、探索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发动与推动中，也创造了辉煌的纪录。刘心武的《班主任》的发表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张光年大胆决策的例子。他为此发表的“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的观点成为新时期文学传媒界广泛流传的佳话。新时期农村改革最初争议很多，四川、安徽、贵州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验，据杜润生先生回忆，当时中央、地方对此认识都有分歧。在这个情形下，《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发表了何士光的农村改革题材的小说《乡场上》，对包产到户后农民精神面貌的转变做了正面的艺术的回应，而此时正式面对农村包产到户的1980年75号文件还没有下发。以此为开端，书写农村正在发生的变革，大胆展现当代中国农民身上的创伤、命运和因袭负担的作品，成了《人民文学》的一个重要板块。
朦胧诗崛起的时候，一般期刊都谨慎地保持了距离。但《诗刊》和《人民文学》先后接纳了它们。1980年张光年重新兼任《人民文学》主编后的第10期就开始刊发朦胧诗人北岛、王小妮、徐敬亚、梁小斌等人的诗作。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王蒙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积极的借鉴者，现代主义曾一度遭受批判，但张光年还是选择了王蒙作为主编的继任者，个人因素之外，也应该承认张光年在文学艺术上没有门户之见。
推动文学创作，繁荣文学，除了要彻底地改善文学的生态环境之外，还要开拓性地创造激发文学创作的机制。张光年认为“评奖制度是发现、推广新人新作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为此他大力支持《人民文学》编辑部创造文学评奖这一机制，率先展开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极大地刺激了短篇小说的创作，很快形成了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激发了全社会读者对于文学的关注。此后，在张光年的主持下，中国作协还举办了全国中篇小说评奖、诗歌评奖、报告文学评奖，又设立并开始了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这些评奖活动，带来了大批优秀作品，推出了大批优秀作家，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乃至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骨干，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
创办《小说选刊》是张光年主持《人民文学》期间的又一重要突破。鉴于小说创作的活跃，张光年在1980年初提出办一个选粹性的刊物。是年8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以编辑部副主任萧德生、编辑傅活和吴芝兰来筹办此事，10月出刊，刊名由茅盾题写。这个刊物一出版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便于读者快捷地读到最好的小说，头两期各印行30万册，到了1981年订数就超过一百万，一下子跃居大刊之列。在《小说选刊》发展形势喜人的情况下，1984年张光年及时地支持这个刊物从《人民文学》中独立出来，以《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葛洛为《小说选刊》主编，直属作协，并独立承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工作。张光年既为新作品开路，又为它们的合法性辩护。“都说洛阳春色好，辛勤莫忘护花人。”新时期的张光年自觉地当起“养花、育花、护花的热心家”，“努力维护和发展百花齐放万卉争妍的美好局面”。张光年这种“惜春”心态是他留给文学界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伤痕文学初起的时候，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特别是同路人的责难，张光年不仅不改变发表伤痕作品的初衷，而且在老同志谈心会上针对林默涵等人的意见，做了很多说服性的工作。他和周扬、陈荒煤、冯牧是文艺元老中对伤痕文学支持最大的人。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品中的大多数是伤痕文学。在后来出现对文学创作的激烈的批评时，张光年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和资深的文艺家，对此非常清醒，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正确地评价文艺界的形势，他在各种场合都坚决地维护文艺界的繁荣局面，保护一些受到冲击的作家。1981年3月中宣部负责人朱穆之来访时，他坦陈“指导精神偏左，使文艺界伤了感情”。1982年张光年在《文艺报》上撰文旗帜鲜明地指出:“还要看到，有一种不顾事实、不负责任、任意夸大文艺界以至整个思想战线资产阶级自由化声势的言论，似乎资产阶级自由化满天飞，似乎文艺界、学术界、新闻界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在摆脱以至反对党的领导，摆脱以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言论是完全错误的。”在这里他和周扬、冯牧、陈荒煤等人实际上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保护神，保护着那些刚刚成长的文学幼苗不受寒潮的侵袭。
张光年像他们那代大多数作家一样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构成了他的“人民文学”观的基石。他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开幕词中说:“凡是扎根于生活，扎根于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帮助群众推动生活前进的，这就是人民的文学。”在张光年内心深处有一强烈的建设真正的“人民文学”的理念一直支配着他，为"人民文学"的发展鼓和呼，他期望作家们关心民众的疾苦，他希望文学传媒更积极地支持这样的创作。
五
张光年如何领导《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显然也值得探讨。对此刘锡诚讲过，“这位老文艺家，算起来，当年应是64岁，说起来还在身强力壮的年齿。平常他不来上班亲政，日常工作交给了副主编刘剑青。刘剑青是他‘文革’前任《文艺报》主编时的中层干部，业务行政都还能胜任。这样他就可以较为集中地考虑一些在那个特殊时代不能不考虑的重要的事。但从办刊的方针大计到重点文章的组织及审定，还都得张光年拿主意、拍板定案……”这种抓大放小的领导方式，有利张光年集中地思考时代的大问题，保证文学发展方向的正确。
在张光年的视野中，建构一个有能力的团结一致的编辑管理团队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对《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三刊的主编及编委组成非常重视，既注意到文艺界的团结性，又注意到开展工作的实效。1978年他让李季回来主持《人民文学》，显然是知人善任的；1980年李季去世后，他考虑调沙汀，但沙汀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就自己兼任，确保期刊的稳健领先，直到1983年8月由王蒙接任。1987年刘心武接替王蒙。这两位接班人的履新表述——一个说，“我们愿意把《人民文学》办得更好一些”，一个说要“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可见出编辑思想的传承与递进。在实际工作中，《人民文学》编辑部保持着业务骨干的稳定，以葛洛、刘剑青、李清泉、周明、崔道怡、萧德生、王朝垠、涂光群、向前、王扶等为主展开工作。作协恢复后，《诗刊》以严辰为主编，以邹荻帆、柯岩为副主编。《文艺报》恢复的时候，他从上海调资深文艺家罗荪入京与冯牧共同主持，同时以正值盛年的文艺理论骨干唐达成、谢永旺、刘锡诚、陈丹晨、阎纲、吴泰昌等具体开展工作，这些人中好几位本是《人民文学》的评论组骨干，他们转到《文艺报》后，支撑起该报的基本工作。《小说选刊》独立时，他派出《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资深文艺家葛洛去任主编。
王蒙在评价张光年时说过一段很动情的话:“光年生活在中华民族大革命大翻身大开拓大解放的时代，他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这个时代的歌者、这个时代的清道夫与建筑工，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为这个时代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分析张光年与《人民文学》，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怀思先贤的目的，而且是为了探究历史是如何发生的，个人在其中是如何建构着历史的特殊性与具体性，从而提供了哪些与过去并不雷同的有益的经验与途径。我们发现张光年，如何在“人民文学”的事业上做出改变一个时代、改变一个国家民族文学的基本面貌的贡献，这种努力的人生显示了一种伟大的胸怀，那不是通过自己的一枝独荣来展示娇姿国色，而是要让广袤大地上所有的生命之花都绽放，不是要求自己的一香长久燃烧，而是要文明的薪火相传绵延不息。在探索这样的人物的生命历程的时候，我们无法不产生一种生命的深沉感动。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