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是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发表于1949年的两卷本论著。第一卷名为《事实与神话》，是理论框架，从生物学、心理分析学、人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探讨被作为他者的第二性——女性。第二卷名为《体验》，分析女人从童年到老年的身心发展，所经历的各种不同境域（婚姻、为人母、社交、妓女、中老年）及其局限，探讨当今女性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放，踏上自由之路。书题献给雅克·博斯特，或许是为了感谢这位替她找到了“第二性”这个别致书名的旧情人。扉页上还有两句耐人寻味的题铭，一句是古希腊最早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e）的断语：“一个好的起源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一个坏的起源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另一句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浦兰·德·拉巴尔（Poulainde la Barre）的推论：“男人们写的所有关于女人的著述皆可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也是当事人。”
波伏瓦在回忆录《时势的力量》中提到《第二性》的缘起：“完全是出于偶然。我本想谈我自己，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要这样做，先得在总体上描述女性的地位。开头我研究男子们通过他们的宇宙观、宗教、迷信、意识形态和文学，在女子身上编造的种种神话……我开始以一个新的眼光来观察女性，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波伏瓦的发现在当时无疑是“大胆”的，尤其是第二卷的发表引起了某些“第一性”知名人物的公愤。当时很多人都对《第二性》有误解，以为波伏瓦否认男女之间有任何区别，但是认真的读者会发现，波伏瓦通过分析种种使男女分离的因素是为了得出这些差异是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而不是天然的区别。归结到她那句最经典的女权命题：“女人不是先天生成的，而是后天变成的。”很多女人都表示读《第二性》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被罗马教廷宣布为禁书并没有阻碍《第二性》在全球的译介、接受和影响。第一个中译本是台湾地区晨钟出版社1972年推出的由欧阳子等多位译者合作完成的译本，只译介了原著第二卷的内容，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1986年，大陆出版了首个《第二性》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桑竹影、南珊译，名为《第二性——女人》。从该书的目录“I。形成；II。处境；III。走向自由”可以看出，它也只译了原著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1988年7月，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出版了晓宜、张亚莉等十名译者合译的《女性的秘密》。222页的篇幅势必造成对原文的大量删节，结果是《女性的秘密》成了《第二性》第一卷的节译本，或者说编译本。1988年的6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王友琴等四位译者合译的《女人是什么》。也是第二卷的节译本，正如译后记所说：“这部著作篇幅很长，本书是其中一部分，除序言外，为原书第四分部的一、二节和第五分部的一、二、三、四、六节，这几节正好组成了女性的一生，回答了‘女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换用了现在的书名。”1998年2月，陶铁柱翻译的《第二性（全译本）》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因为这个版本和之前的版本一样，都是从1953年H。M。Parshley翻译的英译本The SecondSex转译而来（这个英译本在自身就有漏译、误译、删节和增添等“扭曲”原本的多种“恶劣行为”，波伏瓦本人在1985年的一次访谈中强烈希望能重出一个“更完整、更忠实”的英译本），因此陶译本不可避免翻译上的“二度失真”。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购买了《第二性》的版权，从法文直接译过来的新的全译本（郑克鲁译）将于今夏出版。巧的是美国为迎接《第二性》发表六十周年，也将推出ConstanceBorde和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合译的新译本。
在我们努力还原《第二性》文本真实的同时，“第二性”的生存状态是否得到了根本改变呢？1967年，加拿大广播电台采访波伏瓦，波伏瓦说：“我认为从总体上看，对今天的女性来说，情况一点都不好，我甚至认为情况比我当初写《第二性》的时候还要糟糕，因为当我写《第二性》的时候，我抱着一个热切的希望，希望女性状况即将产生深刻的变化，这也是我在书的最后所说的，我说：‘我希望这本书有朝一日会过时’，不幸的是这本书根本没有过时。”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没有过时，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是对（女）人和存在的本质问题的质疑和思考。经历了性解放、离婚、同居、试婚、同性恋……当种种（性）禁忌像窗户纸被一层层捅破，不是女权主义过时了、落伍了，而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体系模糊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科技操纵，工具理性给予我们的只是速度的错觉和揿遥控器换电视频道的自由，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思考，对自我没有认识，对他者没有界定，那么还有谁能进行反抗？又去反抗谁？《第二性》之于今天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给不管是选择“单人房”还是“双人床”的我们一种反抗的思维逻辑和一段反省的阅读时间。
郑克鲁：《第二性》，女人的教科书
郑克鲁，法语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法国文学论集》、《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译著有《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基督山恩仇记》、《茶花记》、《悲惨世界》等。
“翻译《第二性》让我更了解女人了。”已过古稀之年的著名法语翻译家郑克鲁不失幽默地说。用两年的时间，翻译一本70万字的书，如今在翻译界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做了，郑克鲁先生的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之前国内已有的《第二性》中译本多为节译本，而所谓的“中文全译本”，其实都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由郑克鲁翻译的《第二性》是第一个完全由法语直译的、货真价实的“全译本”，今年六七月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郑克鲁认为，对于女人来说，《第二性》更像一本教科书，每一个女人都应该看一看。《第二性》中的论述有不少真知灼见，波伏瓦敢于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一方面融合了以往在女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更多地阐述了自己独特见地。《第二性》曾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这种评价一点都不过分。
郑克鲁在翻译《第二性》的过程中，曾经翻阅过许多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但读了半天，他也弄不清楚她们究竟想表达什么。而相比之下，《第二性》的表达却非常明确，郑克鲁认为正是《第二性》这本书使女人拥有了自己的理论。
对于女人的理解，波伏瓦提出了新观点：她认为“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是变成了女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就如此的，是男人、社会使她成为第二性，是女人自己拱手将权利让出的。波伏瓦不是单一地提出女权问题，她一下子将妇女问题全盘地、相当彻底地摆了出来，力图囊括女性问题的方方面面，以全新的姿态论述女性。
波伏瓦认为谈论女性必须了解女人的生理机能和特点，她指出女人由于有生物属性，要来月经，要经历妊娠、痛苦而危险的生育，女人对物种有附属性，因此，女人的命运显得更为悲苦。波伏瓦对女人一生各个阶段的分析，构成了《第二性》的主体部分，这是对女人的一生进行正面考察，对女人的一生可能遇到的经历做出判断和评价。波伏瓦对小姑娘、少女、同性恋、婚姻、家庭生活、妓女、恋爱等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有的看法不能令人接受，但她的论述已构成一门女性学。
郑克鲁认为，其实有时需要区别一下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个概念，女权主义更侧重于指向女人在政治上的权利，而女性主义的范围更广，侧重于从人性的角度探讨女人的权利。波伏瓦所指应该是女性主义，她更加看重的是女人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权利。
波伏瓦不像许多女权主义者声调很高地喊出“女人就是比男人强”，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女人在生物性上的弱点，她承认这个现实，因此显得冷静而客观。波伏瓦最想提醒女人的是，男人有男人的弱点，女人有女人的弱点，但不同的是，男人已经注意到自己的弱点，并注意避开；而女人却没有，这就是大部分女人仍然没有追求到“权利”的重要原因。
“我以为，波伏瓦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也许不在小说等文学创作上，而是在思想史方面，《第二性》就是波伏瓦的价值。”郑克鲁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波伏瓦的小说可能会被人遗忘，但《第二性》不会，因为它已经成为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波伏瓦 其实不在萨特身后
喜欢她的人称她是斗士，把她的作品奉为“圣经”；讨厌她的人斥责她为“淫妇”、“性贪婪”；两届法国总统将其称为“法兰西的骄傲”。这个聚集了矛盾、充满了传奇的女人就是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德·波伏瓦。
划时代的《第二性》
波伏瓦在文学和哲学上都有着同样令人仰慕的成就，她是存在主义哲学先驱之一，她的小说《达官贵人》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而让她真正享誉世界的，还是她划时代的作品《第二性》。这部阐述女性何以成为第二性趋从属性的作品让她成为了女权主义的领军人物，女权主义运动先驱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说过：“如果要说谁真正影响了这个时代的国际妇女运动，那就是波伏瓦！”
《第二性》于1946年10月动笔，1949年10月出版，总字数超过70万字。这部作品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波伏瓦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她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波伏瓦指出，个人的基本意见必须在男女具备同等才能的前提下表达，其基础是他们存在的一般结构，与他们的性别没有关系。
应该说，直到今天，《第二性》还在影响着千百万的妇女，“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波伏瓦的这句名言成为了《第二性》的最佳诠释，也最终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语。
被娱乐化的波伏瓦
和她的作品相比较，波伏瓦的人生同样充满了传奇，精彩程度并不会逊色于任何一部小说，19岁发表“独立宣言”，与萨特相伴终身的爱情，波伏瓦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当她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穷教师时就开始写作，决心成为名作家。
波伏瓦最大的特点在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她曾经说过，“我首先抓住生活，它一出现我就把它抓住。”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好奇，让她的写作充满了张力。
波伏瓦和萨特的传奇爱情几乎被人们神话，由于萨特的名声过于响亮，波伏瓦注定只能出现在他的身后，无论何时提到波伏瓦，人们总会把她和萨特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波伏瓦所希望看到的。当年波伏瓦的小说《他人的血》被定位为存在主义小说，波伏瓦曾此气愤地说，她在见到“存在主义”这个词之前就写完了这本书，灵感出于自身的经历，不是来源于什么体系。
学者李银河曾表示过，波伏瓦的学术资源，特别是女性运动的理论资源，学术界还没有真正挖掘。波伏瓦无论对文学界，还是思想界，都有着巨大的贡献，但这一切，都被“萨特的伴侣”这个头衔所掩盖，即便在学界，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学术上的独特性也往往被萨特和存在主义哲学掩盖。
上个世纪80年代，《第二性》被引入中国以后，曾经成为众多知识女性的必读书。而到了现在，波伏瓦更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真正读过波伏瓦作品的人不多，读过各种波伏瓦传记的人倒是不少。人们已经不再关注她的作品，而是津津乐道于她和萨特的关系，人们谈论的是他们“奇特”的相处之道和他们相互之间情感身体上的背叛，而不是她的思想内涵和文学成就。
波伏瓦就这样被娱乐化了
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对于波伏瓦的第一印象仍然是“萨特的伴侣”，而不是她的作品和才华。这恐怕是一生都在追求独立、被誉为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的波伏瓦最不愿意看到的。
（实习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