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收藏的癖好，曾经收藏过邮票，收藏过连环画，收藏过电影说明书。尤其从考入新闻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以后，不断与作家联络、通讯，于是有了巴金、唐、魏金枝、孔罗荪、傅雷、周作人、张恨水、周瘦鹃等名作家的书信，一直储藏在家里。可惜1957年反右时期罹难，我被发配到西北宁夏接受改造。“文革”开始，我又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下乡劳动，当“牧马人”。而上海家中，只有高龄老母和年幼儿子，在惶惶恐怖的情况下，竟把这些书信付之一炬，化为灰尘。
　　等到1978年落实政策，我幸运地回到上海，不久进入解放日报继续担任副刊编辑，从此，我又如鱼得水，与京沪以至全国各地作家有广泛联系，他们的书信又源源而来。等到1997年彻底退休时，这些积存的作家书信约有七百封之多。虽然离开工作岗位，我同这些作家逐渐疏远，但读到他们的这些信件，就会回忆起与他们交往相处的日子，他们的音容笑貌立刻呈现在眼前。特别是其中约有半数作家已归道仙，他们留给我的手迹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夏衍先生是上世纪30年代就闻名的左翼作家。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寓居北京，办理公务，似乎已远离文坛。我蒙于令先生介绍到北京拜访夏公，谈到请他为《朝花》副刊写稿之事，夏公一口答应，不久就寄来一封长信，谈他将献“扬州八怪”以及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101幅名家书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之事。我立即根据这封信以及浙江省文物局的一份《情况反映》发了一条独家新闻，引起新闻界、文艺界、学术界广泛注意，此后，夏衍先生陆续寄来六篇稿子，一时成为新闻人物。有些报社看得眼红，也去向他索稿，夏公明确表示：“只给解放日报一家。”

　　钱钟书先生也是我素所敬仰的作家，但苦于无缘识荆。后来我知道他北京的住址，多次写信请求赐稿，终于感动上帝，钱先生寄来一首用毛笔写成的旧体诗。我如获至宝，发表在《朝花》副刊上，准备汇寄稿费，谁知钱先生连连写来四封信，表示“这是旧作”，坚拒稿酬。最后，我只得买了一方冻石，请篆刻家钱君先生刻一方“钱钟书”三字的名章，并亲自去北京送到钱钟书先生的府上。钱先生感动之余，拿出两本《围城》，签上自己的名字，一本赠送给我，一本赠送给钱君先生，表示答谢。此后，钱先生连续寄给我十一封信，循循善诱，给了我很多教导，使我得益匪浅。

　　萧乾先生是一位极其勤奋、极其刻苦的作家。我与他相识的时候，他已八十余岁高龄，但他辛勤笔耕，五年时间给了我三十余篇稿件。1994年的某一天，我到他家里访问，刚好他与夫人文洁若正在翻译西方名著《尤利西斯》。他告诉我，由于另一位作家也在翻译这本书，形成竞争态势，所以他与夫人俩不得不拼老命埋头苦干，规定每天工作八九小时，订了定额，工作再忙，家务事情再多，定额必须每天完成，决不拖到第二天。果然，他们夫妻俩赶在别人前面，把四卷译稿全部完成，抢先出版，获得好评。他写给我的书信有35封，数量最多，字迹也最潦草，都是在百忙中写成的。

　　除此以外，作家来信较多的还有陈荒煤、端木良、周汝昌、周而复、施蛰存、袁鹰、邵燕祥、柯灵等等，我的一本拙著《笔耕岁月———副刊编辑杂忆》都有所缕述。这是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一笔不小的收获。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