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颂德老先生家的窗口望出去，虹梅路高架上蓝底白字的路标牌看得清清楚楚。窗口下面摆了一张饭桌，桌上放着摊开的文稿纸笔，潘先生平常就把这里当书房。其实专门的书房不是没有，只要从桌子出发，迈个一两步就到——只是那里的书不像固体倒似流水，书橱兜不住，已经淌得满地都是，不太坐得下一个人了。

　　潘老先生当了十八年中学语文老师。直到现在，每说一句话，还要习惯性地在最后加上一句“你知道吧？”仿佛自己仍在课堂。他说自己出生地道的上海农家，老家是现在的闵行区浦江镇。父亲是贫农，每天辛苦得“从鸟叫做到鬼叫”。比如挑一担棉花柴去浦西卖，事先要打一双草鞋：“父亲下午开始打草鞋，第二天凌晨两点出发。一担棉花柴一百多斤，三十多里路，天亮才到周家渡。之后还要摆渡，才能到浦西。”为着这个家境，潘老先生读小学和初中均学费全免，接着考了个不要学费、书费还倒贴伙食费的中等师范：“师范学校在嘉定县安亭镇，那时候从三林到安亭就算出远门。父亲特意送我去的。”

　　师范学校毕业，潘老先生由学校保送进了上海教育学院读中文专业，两年后大专毕业，当起了中学语文老师。工资加起来四十一块：二十五块给父母，剩下十六块，吃饭、买书、澡资和邮资，全都得计算进去。潘老先生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说自己偶尔也还“奢侈”消费一回：“一双猪皮皮鞋，七块；中饭有个荷包蛋，很好；馋了下馆子，吃‘光面’！”第二年转正，工资涨到五十二块：“只要口袋里有钱，我总要到福州路、四川北路和海宁路的新旧书店逛一逛，那时的民国版书价钱也不贵，两三角钱就能买到一本。”

　　潘老先生讲话认认真真的，说个故事也像是在解剖课文的中心思想。因为不想一辈子做老师，1978年、1979年前后他考了两次研究生，考题到今天也还记得。第一次是考复旦，有道五十分的大题叫做“试论‘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次是考上海师院，要求在两个多小时内评论茅盾先生的《春蚕》。两次考试，都因自己的外语水平低而失败。潘老先生说自己热爱鲁迅也甚早，二十一岁那年就编了本九万字的《鲁迅论读书》，结果没人愿意出版。这位委屈又愤怒的青年给许广平写信求助，许先生给他回信了。“她学鲁迅的作风，回信的信封是将民进中央会议通知的信封翻过来粘贴而成的。信里说：‘研究鲁迅，要下过功夫，对读者有利，人民总是欢迎的。’ ”也许就因这个鼓励，1980年，中国社科院从社会招考研究人员，潘老先生报考鲁迅研究专业助理研究员，这次终于考上了。

　　潘老先生买书四十多年，机缘巧合也碰得多了。2003年底，他在文庙淘到一本前辈女作家罗洪在1935年由未名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腐鼠集》。次年2月，潘颂德带着这本书登门拜访罗洪老人。九十五岁的罗老很高兴地在扉页用小楷题了字。那感觉，怕是有点像母亲见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

　　编书读书买书都有故事。潘老先生讲得认真，坐得笔直，那双近视一千度的眼睛热情而明亮。他说其实自己的故事和无数爱书人一样普通——这间高架桥下的书房，就叫做“平凡斋”。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