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诗会”、“首届凤凰台诗歌节”同时在两地举行——寻找诗歌力量、诗歌精神
万物复苏的3月是一个如此适合诗歌的季节。于是，舒婷、多多、于坚、韩东等6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齐聚江苏常熟，在这个花开灼灼的城市共赴“三月三诗会”，吟酒，诵诗，体验、恢复着这个古而有之的民间诗人雅集。而何言宏、叶橹、欧阳江河等诗人、评论家则相会在南京凤凰台，共同研讨新诗走到今天面对的困境。一面是试图在传统中寻找诗歌精神，一面是努力在现实中直面新诗遭遇的问题，两个城市以诗歌遥相呼应。这个3月，他们共同提到的关键词是:诗歌，精神，民间，以及在曾经的3月里歌唱春天的诗人海子。
民间力量介入诗歌
在“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与南京凤凰台饭店共同主办的“首届凤凰台诗歌节”上，举行了包括“2008年中国诗歌排行榜”、诗歌朗诵会、“凤凰台上”征诗揭幕和“现代汉诗论坛”等一系列活动。该“计划”发起人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言宏坦言:“在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诗歌研究有一定的边缘化倾向，不少学者往往只局限于小说研究。我向来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绝不亚于、某些方面甚至要高于小说。我们想以民间性的力量，为诗歌、诗歌研究做一点贡献，哪怕这些贡献微不足道。”他同时感慨道:“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中，有许多人需要被历史所记住，如刘丽安和柔刚这些资助诗歌和自费设立诗歌奖项的人，他们不能也不该被诗歌史所遗忘。”
正是因为民间性和“包容、独立、客观”的立场，使“现代汉诗研究计划”在2006年底成立后不久便引起各方关注。当时已连续15年(届)自费设立诗歌奖项的诗人柔刚决定请他们连续5年(届)评选“柔刚诗歌奖”。在诗歌节期间举办的第17届“柔刚诗歌奖”上，潘维等三人分获主奖与提名奖，评委会还将荣誉奖颁发给诗人北岛。无法到会的北岛托人发来得奖感言:“这是近20年来内地授予我的唯一的诗歌荣誉。”
“现代汉诗研究计划”的另一发起人、诗人黄梵表示，民间机构也好，诗歌民刊也好，大家所做的努力都是希望还诗歌以纯净面目，将诗歌符号与政治、社会符号相剥离。“民间力量或许微弱，但总要有人去做一些事情，才能集腋成裘。”
由中共常熟市委宣传部、常熟市文化局、常熟市文联和《天涯》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三月三虞山诗会”同样具有鲜明的“民间”气质。这个始于2005年的诗会由张维、李少君、陈东东等九位南方诗人策划举办，于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举行，今年已是第五届。诗会更注重自由和交流，体现的是现代诗人和诗歌对古老传统的探寻和尊重。“‘三月三诗会’源起于明朝末年的苏州，是一种纯民间诗人的雅集形式，融踏青、交流、吟诵、创作于一体。我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恢复传统，增进诗人之间相互有益的交流。希望在未来得以继续的诗会能保持它的纯粹和兼容，对诗坛的健康起到一点点作用。”发起人之一、江苏诗人长岛说。而本次诗会研讨的主题，“性·灵——虞山派与现代诗”，也是试图为当下诗歌在传统中寻找根脉。
“新诗是一场失败？”
在南京的诗歌节上，“新诗是否是一场失败？”成为到场学者与诗人讨论的焦点。自“五四”运动以来，与“白话文”几乎同期诞生的新诗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诗人、评论家叶橹认为，与拥有规整框架的旧体诗不同，新诗是一种以破立新的尝试。突破已有的规范和传统，形成内在的节奏和音乐性，在寻找可能性的路上建立规则:“若说新诗有什么形式上的特点，那只有两个字:分行。”对新诗的诟病中，语言不成熟、形式松散是最常见的理由，“每当出现问题，不从诗人素质和对诗歌的‘进入’程度来讨论，而拘泥于新诗的形式问题，这种讨论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叶橹说，“诗歌不是能够定量分析的东西，在语言上玩花样，无诗性才是真正的失败。”
“在小说转化为电视，影片转化为票房，美术转化为拍品的种种物质化‘成功’下，谈论诗歌的‘失败’是一件比胜利更有意义的事。”诗人欧阳江河说。“梨花体”、“下半身写作”等诸多说法纷纷出现时，人们不禁对当代诗歌的品质产生疑问，他认为:“古代诗歌已有分类整理，而当代诗歌尚无系统整理，良莠不齐，但这并不是说新诗就是不好的，这恰恰是新诗的活力、生命力与开放性所在。这些问题在尝试与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现代汉语已经逐渐形成复杂的、有能量的、操作性强的语言格局，而新诗的存在对现代汉语起到了巨大推进器的作用。“回头看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其中的语言已经陈旧，而当时的诗作至今仍熠熠生辉。新诗已经融入中国的现代性中。”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尖锐地指出，相对于小说、散文等文体，诗歌是所有语文教育中最失败的，常规文本分析无法进入诗歌中最温柔和敏感的部分，这也是导致当下诗歌在大众眼里逐渐式微的原因之一。专业诗歌评论家的缺位、部分大众媒体不负责任的非专业评议也难辞其咎。
黄梵则谈到当下诗歌中创作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新世纪以来，本该成为诗坛主力的‘70后’尚未形成鲜明风格，他们身上既无60年代的厚重感，也没有80年代的直率和尖刻，这是比较令人困惑的。”
诗歌应像星空一样“无用”？
与身在南京的欧阳江河的“失败”一词相对，常熟的诗人们则提出了“无用”的说法。在这个时代，诗歌可能已经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物质利益，它更多地在表达一种“无”的精神性的东西，因而在现实中显得“无用”。“悬挂在我们头顶的星空很璀璨，对一般人而言，它就是无用的。但如果没有星空，那将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近年来转向小说创作的诗人韩东如此说。
多多、于坚等诗人由此讨论到时代的一些症结:“我们太强调‘有’，而忽略了‘无’。而诗人的职责，是要保存‘无’的，精神的东西。”“我们照搬了西方许多东西，或者只做粗糙的修改。把西方的理想，绘成中国的图纸。但当人们置身于这样的铺天盖地的理想之中时，却并不感到安心。为什么？”于坚发问。“我们把西方的图纸搬过来，但在西方，这是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了他们的图纸，却没有要上帝。搬了他们的‘有’，却没有搬他们的‘无’。中国的困惑，就在这个‘无’里。我们放弃了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灵魂失去了故乡。而对诗歌的呼唤，某种程度上就是重建对‘无’的守护。”于坚表示，“诗人是一个民族的‘巫师’，为我们的民族‘招魂’。”
“中国自古就有‘诗教’传统。在儒家文明中，诗歌为人们提供超越性的意义解释与渠道，教导中国人如何看待生与死、他人与永恒，使人们得以寻找到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说。他表示，对“性·灵”等传统诗学概念的探讨，也是当下诗歌内省、追源，以寻求发展的一种方式。
诗歌永远不会远离
师从学者李陀、美国汉学家徐贞敏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每每有人问她中国人现在是不是不读诗，她都会表示强烈的反对。“最近的例子，是在北大纪念海子逝世20周年的活动上。会场内是严肃的讨论，我在会场外却看到许多人自发赶来参加活动。在被门卫拒绝进入后，有个男子自告奋勇为大家朗诵海子的诗篇，然后在场所有人都一起诵读起来，那个场面让我感动万分。”她回忆说，“所以我会告诉朋友们，中国的诗坛不仅有诗人，还有许多将对诗歌的热爱深埋心底的人，诗歌的力量长久留在他们身体里，在适合的时候就会流淌出来。”
“人是审美的动物，有把一切审美化的本能，并从中得到愉悦和安全。”黄梵指出:“悲伤、喜悦等情绪常要通过语言表达才能够予以释放，而文字的秩序感能够赋予语言以美感，这是符合人追求审美的需要的。”“在所有文字中，诗歌的秩序感和美感是最为强烈的，它所能表述的幸福感和痛感也是最强烈的。这也解释了现在网络上、博客里大量的诗歌自我表达，他们不是为发表，而纯粹是情绪的宣泄与审美的需求，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古典诗歌为何能成为古人交谊的工具。这便是诗歌公众性的所在，也是诗歌永远不会远离大众的根本原因。”
（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