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改编者不应成“被遗忘的角落”

    “近年来，某些现象令人堪忧。影视作品制作完成后播映，原著名称、原著作权人的名字，往往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宣传活动和海报上，导演和演员被大肆渲染，而原创作者或是剧本编剧，已成为被影视制作公司和大众‘遗忘的角落’。”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两会”期间递交给全国政协的提案中写到。
   
    在这份名为《关于建议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增设“最佳改编剧本奖”》的提案中，张抗抗与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编剧、中国电影文学会会长王兴东联合发出呼吁：“为了进一步增强人们尊重原创，尊重首创的意识，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发展纲要》，维护原作和改编者共同拥有的知识产权，使文学作品为影视改编提供更多的能源，提高影视产业不断创新的能力，我们建议在‘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等国内大型影视评奖中，增设‘最佳剧本改编奖’，尊重和保障原作者和改编者的双重权益，使我国的影视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更为科学有序。”
   
    编剧：“群众不懂编剧”是托辞
   
    据了解，张抗抗和王兴东在提案中提到的四大国家级影视评选大奖中，除“百花”的“最佳编剧奖”多年来空缺居多外，“金鸡”、“华表”、“飞天”其实也都设有“最佳编剧奖”且年年有人获奖。增设“最佳改编剧本奖”，与有效提高编剧地位关系何在？
   
    “把这个奖‘细分’出来的目的在于倡导原创和首创的价值！”王兴东说，“设想在颁奖礼中，‘最佳改编剧本奖’的获奖者必定会在致谢时提到剧本的原创方，观众也就会对原创小说感兴趣，会去找来看，就像今年美国‘奥斯卡’带动了全球图书市场上《生死朗读》和《本杰明·巴顿奇事》两本小说的热销一样。这对于编剧和小说是双赢的。”
   
    王兴东提出，“百花奖”作为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不仅要改变“最佳编剧奖”名存实亡的现状，还应像美国奥斯卡电影奖那样，分设原创编剧奖和改编剧本奖。“‘百花’诞生之初是有编剧奖的，第一届百花奖最佳编剧奖是夏衍和水华（剧本《革命家庭》），第二届是李准（剧本《李双双》），第三届是陈立德（剧本《吉鸿昌》）。怎么能说群众不懂编剧奖的评选？‘百花奖’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应不应该设立编剧奖项的问题。”
   
    作家：不忍作品沦为影视的奴仆
   
    张抗抗说她至今记得少年时代观看由夏衍先生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祝福》时感受到的内心震撼。“新时期以来，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由李准改编、谢晋导演的电影《牧马人》曾轰动全国。还有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红高粱》、由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由赵本夫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天下无贼》……有无数成功的影视作品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
   
    令张抗抗和王兴东共同感叹的是无视小说原作权益的案例时有发生：“麦加的小说《暗算》改编成电视剧后，播映时竟然找不到‘根据麦加同名小说《暗算》改编’的字样；军队作家柳建伟的小说《爱在战火纷飞时》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原作者楞是看不到自己的署名，后来在录像机上反复找了三遍，最后用摇控器，按住定格键，才能勉强看见几个模糊的小字。叶兆言的小说《马文的战争》被改编成电视剧后，也发生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我的作家同行们，早已是‘忍无可忍’。”
   
    张抗抗的两部长篇小说曾先后被改编成长篇电视连续剧，但在改编的过程中，编导人员对小说进行了不恰当的改动，使得原作的内容和人物性格都受到了极大伤害。演员不读小说原著，仅仅根据剧本台词和简单场景提示，如何理解作品人物？长期以来，作家们的作品一次次被改得面目全非，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权利，甚至常常沦为影视的奴仆。
   
    作曲：歌手赚翻天，作者没报酬
   
    “两会”期间，张抗抗与王兴东提出的“维权”提案引起了不少代表委员的关注和议论。“我以前也不知道‘百花奖’没有最佳编剧奖。”全国政协委员、作家王安忆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略带惊讶地说，“编剧是影视作品中最重要的元素，我赞成设立，有总比没有要好，不能让大众还单纯地把影视作品看作是剧组‘无中变有’出来的发明。”王安忆指出，除了在影视界，一些舞剧的编剧和编舞、歌剧的编剧和编曲的地位与利益也常常被忽视，这是很不应该的。
   
    著名音乐家谷建芬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发布会上也表达了这种不满：“有的歌手就靠唱一两首歌一场就拿30万元。全国巡演30场，歌手就能拿900万元；但这些歌曲的词曲作者却一分钱都没有！这是对作者的不尊重！”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