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艺术大师的作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本书通过造访俄罗斯名人墓地，记述了82位俄罗斯文学、艺术大师的艺术成果、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与中国的关系及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他们不为人知的生活磨难与命运的无奈。
冈察罗夫 最早来上海的俄罗斯作家
在圣彼得堡沃尔科沃公墓里，我又一次来到一座圆柱墓碑前。这是十九世纪典型的墓碑样式：一块草坪上，竖着一根黑色的圆柱，顶端托着墓主的胸像，前后左右围着铁栅栏。
墓主蓄着连到鬓角的胡须，双目炯炯有神。他在这里耸立了一百多年，见过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物。它就是俄罗斯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万·冈察罗夫。
冈察罗夫一生著作不多，主要有三部小说《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和《悬崖》。冈察罗夫在俄国文学中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奥勃洛莫夫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养尊处优、无力从事任何有益的实际工作的人的代名词。
冈察罗夫自幼对旅行怀有兴趣。长大成人，已写出一部小说之后，1852年，他碰到一个好机会：俄国海军上将普嘉京率领俄国舰队到世界诸国去谈判，需要一位善于写作的人当秘书，冈察罗夫被选中，那一年他四十岁。
1852年（清咸丰二年）10月7日，普嘉京等一行人，乘坐三桅战舰“帕拉达”号，从彼得堡的喀琅施塔特起航，经过波罗的海、北海，接着从大西洋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越过印度洋、太平洋到达东方诸国。一路上航行一年多时间。
1853年6月14日“帕拉达”号抵达香港，停泊二十六天。冈察罗夫根据所闻所见写成《香港》一文。8月10日战舰到达日本长崎。普嘉京海军上将到各地进行谈判，这时闻到俄国和土耳其可能发生战争，俄舰掉头开往上海。
1853年11月23日冈察罗夫从长江口随同战舰上的人员改乘商用帆船，前往上海。
他来到上海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他亲眼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用鸦片商业毒害中国人民，欺压百姓。他到过英、美、法的租界地，出席过美国领事馆的宴会，也参观过中国人开设的饭馆，到过近郊、码头，观察了农民、水手和搬运工人的贫困生活。他逛大街串小巷，写成《上海》一文。他认为：中国人是“商人”，是“出色的手艺人”和“工人”。他预言“这个民族注定要在商业上起重大的作用，也许还不仅只在这一方面。”
冈察罗夫到达上海那一天，正好是小刀会的起义军和清朝官兵进行激战的时候。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观点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得他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起义者。他的文字中对革命者有贬恶的用语，但他真实地记录下官兵的残暴，同时也看到小刀会起义者正进行的英勇斗争。
冈察罗夫虽然在上海只停留了二十二天，但他凭借敏感的观察深深地体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勤劳，他说“中国人是活跃的、精力充沛的民族”，“尽管赤贫如洗、肮脏不堪，但仍然可以看出主人的聪明才智、有条不紊和一丝不苟的精神”。1853年11月17日战舰重返长崎。1854年8月，冈察罗夫改由陆路，穿过西伯利亚，经由伊尔库茨克等地，于1855年2月25日回到彼得堡，不但实现了他远行的愿望，而且还写成一部旅游记。
1855至1857年他在俄国刊物上分别刊载了游记《“帕拉达”号三桅战舰》，1858年出了单行本。该书在文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旅游记，而是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屠格涅夫（1818—1883）
落叶归根，数万人送葬
彼得堡文人公墓又名沃尔科沃公墓，始建于1861年，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里埋葬着我们熟悉的很多俄罗斯知名作家与艺术家，屠格涅夫的墓也在这里。
屠格涅夫生平最后二十年长期居住在西欧。他在国外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朋友。法国女歌唱家维亚尔多的家是他常居住的地方。屠格涅夫是最早被介绍到欧洲并赢得外国同行敬佩的俄罗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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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无一不充满对祖国的怀恋。他最后一次回国是1880年，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普希金纪念雕像揭幕典礼。两年后，他的脊椎癌病发，终于不治，客死异邦。遗体运回彼得堡，落叶归根，安葬于沃尔科沃公墓。
一座绛红色的抛光大理石台，上边刻着屠格涅夫的姓名与生卒年代。台头处立着一座碑，碑的顶端是屠格涅夫胸像，胸像作者是女雕刻家约瑟芬娜·波伦斯卡娅。屠格涅夫在这座墓里已经安息一个多世纪了。
我想起当年他的祖国人民为他举行的盛大葬礼的描写。
1883年10月9日上午11时。细雨蒙蒙。载着屠格涅夫遗体的火车徐徐开进首都的华沙火车站，那里早已集聚了无数的迎灵人。
正午12时，天空突然放晴。屠格涅夫的棺椁抬上灵车，灵车向沃尔科沃公墓慢慢开去，成千上万的花圈，用鲜花扎的、用丝绸做的、用陶瓷烧的、用银丝编的……人越来越多，据说多达数万。俄罗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为一位作家有这么多人前来送葬。
沃尔科沃公墓当时还相当空旷。根据屠格涅夫的遗愿他被安葬在伯林斯基墓附近，以示他对这位评论家的感念。六年以后，另一位大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逝世。萨尔蒂科夫又在遗愿中表示希望能将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屠格涅夫的身旁。就这样，在这个公墓里出现了一片文人墓，成为后人瞻仰的圣地。
奥斯特洛夫斯基 时刻关心中国革命
（1904—1936）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很普通的一名战士，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在全身即将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创作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47年，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读到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它使我心灵为之震撼，生活受到鼓舞。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人生，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了。我把剧本译成了汉文，很快就在兆麟书店出版。翌年，哈尔滨市教联文工团将这戏搬上舞台。连演多日，场场爆满。建国以后，该剧又在北京等大城市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孙维世导演，金山、张瑞芳等主演，这部话剧发挥了更大的教育作用。保尔成了新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赖莎应邀来到我国访问。她为我国青年做过几场报告，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我为她担任过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女工出身，朴素、诚恳、热情，平常她像拉家常似的跟我们谈天说地，讲了很多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她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尼古拉可关心形势的发展了。他听广播，还让我在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自己看不见，让我告诉他中国红军行进的路线……”
赖莎得知我译过剧本《保尔·柯察金》，而当时的教员孙杰参加过该剧的演出，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时，她很高兴。她说：“你把你的妻子带来让我见一见……”195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她拉着我们的手戏谑地说：“记住，我是你们的媒人！”她送给我们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她和躺在病床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她在照片的背面写了一句话：“祝你们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
1987年我又来到莫斯科。我专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去拜见我的“媒人”，她当时担任该馆馆长。她那深棕色的头发已经变得银白。那天，我为她画了一张速写像，她签名时仍然冠以“媒人”二字。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1936年12月22日逝世的。25日火化后，他的骨灰盒先是嵌在新圣母公墓的墙里。1953年，苏联政府决定将他的骨灰入土安葬。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曾表示过，他死后希望能长眠在敬爱的作家、小说《恰帕耶夫》的作者富尔曼诺夫墓旁。他的墓上树立了一座墓碑，碑上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半身浮雕像。雕像作者齐加里。奥斯特洛夫斯基斜身靠着枕头，侧脸面向远方。一只手放在书稿上，另一只手搭在胸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表情安详深沉。这是一位不向敌人、不向疾病、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人。墓碑的下端雕有军帽与马刀，表明他少年时代英勇无畏驰骋沙场的历史。
2007年秋，我再次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前，在他的墓碑上增加了赖莎的名字和她的生卒年代：“1906—1992”。
拉夫列尼约夫 想喝一口中国江河的水
（1892—1959）
《第四十一》的作者是鲍·拉夫列尼约夫，小说的译者是鲁迅的战友曹靖华。小说写于1926年，译作完成于1928年，那时曹靖华正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而拉夫列尼约夫正是列宁格勒人。
鲁迅先生曾对《第四十一》表示过浓厚的兴趣。1929年3月22日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未名丛刊》中要印的两种短篇，我以为很好的，——其中的《第四十一》，我在日译本上见过——稿子可以不必寄来，多费时光。”一个月以后，他致李霁野的信中又写道：“《第四十一》早出最好。”
小说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奉命将俘虏押往前线司令部。途中他们所乘的船遇到风浪沉没。玛柳特卡与白卫军中尉被卷上一座荒岛，渐渐产生了情感。一天，一艘白党帆船忽从远处驶来。中尉喜出望外，拟登船逃走。玛柳特卡的感情经过一番搏击，最后向中尉举枪射击，应声倒下的中尉成为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卫军分子。
小说在苏联发表以后，反响强烈。当时主宰苏联文坛的极左分子认为小说有问题，作者仅仅被划入“同路人”的行列。到了60年代，这篇小说在中国大地上又遭到我国极左分子的谩骂与攻讦。当时内部放映苏联根据这部小说新拍的电影时，曹老说：“把这么一部好作品，说成是修正主义东西，太无知了……”
《第四十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时受到种种阻挠，可是它仍然偷偷地被翻印成单行本流传。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区，在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包围中，革命青年在钢板上刻印了这部小说。有一天曹老感慨万分地提及此事：“当时从包围中出来的同志，把一本油印本送了我，并且对我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把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
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第四十一》时，拉夫列尼约夫应译者之邀为我国读者写了一篇序，他写道：“文学就是友谊树上的第一朵花蕾。”“我们的作品，生养在战争情况中，和向往新生活建设的我们青年的俄国文学，能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这在我们自己是深以为光荣的。”
1951年底曹靖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招待会上两位老友相见。他们的头发都已斑白。紧紧地拥抱，滔滔不绝的交谈，未能尽兴，晚间，拉夫列尼约夫又把曹靖华拉到自己家中去倾述二十多年的别情。
1957年，《第四十一》在新中国再版时，作者再次写了序——《致中国读者》，他说：“……长期以来我在苏联怀着热爱和激动，注视着你们在同人民敌人的严峻的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我们曾以你们在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就像现在的你们在和平、创造性的劳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是一样的……”
1958年4月25日，他给曹老寄来一封信，这是他最后一封信：“我真想到你们国家里走一趟呵，可是大概看来，这样一个残疾人喝不到中国江河的水就不知所终了。”两年之后，拉夫列尼约夫逝世。他绝没有想到我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第四十一》会再次遭到厄运。
我站在拉夫列尼约夫的墓前，仰望那褐色大理石柱墓碑上的胸像，崇敬之情油然涌出。 （天天新报 2009-03-01）
摘编自《墓碑·天堂》
高莽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1月
（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