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
贾植芳先生的回忆文章，我大都读过。今年1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将贾先生的回忆文章结集为《我的人生档案》，出于对先生道德人格的景仰，我还是买来读了。
厚厚的400多页，读来心情是郁闷的。他一生坎坷，先后下过4次监狱。贾先生在自序中说：“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他一生从事现代文学创作和研究，所以他的回忆录就像现代文学的“史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肖像册：
“文革”后，贾先生主编《巴金研究资料》，曾到巴金府上拜访，“他已在门厅相候”，他“愿意把外文译本借给我们，说着就动身去楼上捧出一叠书”，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为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的错误向国外发表声明的中国作家，其实运动当时，那样的人如恒河沙数也。”
1979年，贾先生到北京拜访冰心，“我原来以为这个老太太只写一些‘大海’、‘母爱’之类的美文”，“其实很解放、很大胆、头脑很清醒”，“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却一点没有人格萎缩的痕迹”。冰心告诉贾植芳，1957年费孝通写了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打成右派，“费孝通这个人是写理论文章的，文章写得干巴巴，他们说我是写抒情散文的，让我帮他改改，增加一些感情色彩”，“他幸亏没有坦白交代，交代了，我也是右派!”
余上沅教授，著名的新月派戏剧家，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教授，与贾植芳同住一个宿舍，每当夜深人静时分，“总看到对面余先生楼下书室里的灯亮着，他还在备课。他努力使自己和时代同步”，“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努力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
施蛰存先生“穿着蓝布大褂，戴着眼镜，手上都是粉笔灰，一走进休息室又是洗手又是拍打粉笔灰”，“朴朴素素的一个人，丝毫没有‘洋场恶少的神气’”，“到1954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海作协开会，我在门口遇到了施先生，他皱着眉头说：‘这是你们吵架，把我找来干什么？’。”
新月社的邵洵美是贾先生的狱中难友，曾郑重其事地托贾植芳出狱后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一是1933年萧伯纳来沪，邵洵美用了46块银元在功德林请客，当时参加宴会的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的名字都见了报，唯独出钱的邵洵美没有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希望你能在文章中为我证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二是“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请人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上世纪50年代初，贾先生曾住苏州，与著名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李寿名有交往，贾先生写道：“他每天早上抽足鸦片后，闭目静坐在藤椅上，他一句句地口述，他的书记用小楷笔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他同时为几家书店写小说”，“凡是每一部作品告一段落就紧接着口述另一部”，他这种同时用口述方式创作几部不同题材的小说，“颇使我感到惊奇”。
贾先生的回忆文章里写到了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陈望道和老书记杨西光。贾先生好客，常常请朋友学生留住、吃饭、喝酒，开销大。陈望老知道后常让夫人送钱给贾植芳花。贾植芳说：“我从这里深深体会到陈先生对我们这一代左倾青年的理解心情。”1955年贾植芳因“胡风事件”被捕那天，“我从口袋里掏出大前门香烟抽，杨西光马上抢着掏出一包中华牌烟，说：‘贾先生，我有好烟，抽我的吧。’中华牌在那时是很高级的烟，市场上没有供应，杨西光不抽烟，他把烟递给我，让我自己抽。我当时就感到有些奇怪。后来回想起来，他一定知道要抓我，才特地给我带上的”。“1962年，我在监狱里病倒，住进提篮桥监狱医院的日子里，他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床头，还是这样一副笑容可掬的神态。”
当然，回忆录中涉及最多的是胡风和“胡风事件”，写到胡风对他的关心、帮助。贾植芳回忆1939年在重庆初见胡风的情况：其时，贾植芳在一家报馆打工，胡风“几乎跑遍了重庆的大小报馆”才找到他。“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着一顶旧式呢帽，穿了退了色的蓝布长衫，中式黑布鞋，布满尘埃的家做黑布鞋，提一根手杖，夹着一个旧的黑皮包。他的浑圆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本色”，“他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卷钞票，跨步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我”，说“这是20元钱，你过去从前方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解放后，胡风的文艺思想遭批判，但“他的内心深处不甘寂寞”，“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永远也摆脱不掉政治情绪这只‘红舞鞋’。”
1954年春节，贾植芳到北京，已是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得知后曾邀贾植芳到家里喝茶，两人相谈甚欢，回忆同在日本留学时在“新人乡酒馆吃饭”的往事。“临别时郭沫若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还连连对我说：我下回到上海一定到复旦，到复旦来看你。”而“到了1955年，郭沫若在批判胡风运动中一马当先”。
1947年贾植芳初到上海，在胡风家碰到从延安来的周而复和刘白羽，这次聚会大家兴致很高，“把我从徐州带来的五斤双沟大曲都喝光了”。1953年胡风举家迁京时，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周而复到车站送行，“这位周同志没有和我们打招呼，两眼朝天，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而“到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时，带公安人员逮捕胡风的，就是这位刘白羽‘同志’!”
我没有细数过，在这一本《我的人生档案》里提到的人名有多少？恐怕有一二百个，大都是与贾先生同时代的文化人。他是山西汉子，脾气倔强，他秉直写来，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也并不顾及他人的面子。不像有些回忆文章，通达圆滑，每每到要害之处便把人名隐去。贾先生的这种直面历史，有人肯定不快。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理由，有时也确实由不得自己。但正如贾先生所言：“不背叛友谊是中国传统做人的基本信条，而‘卖友求荣’又向来为士林所不齿”!
我很佩服贾先生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了，细节会记得那么清楚，或许是当年要他反反复复写交待材料，而把那些细节都记在脑子里的缘故罢。有了那么多细节和生动的文笔，虽然400多页，还是很好读下去的。
（编辑：黄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