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见报刊关于侦探、推理小说的几则报道，一是又有几种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新译本面市；二是北京有很多推理小说的爱好者，已经形成了一群“推理迷”，或曰“推理发烧友”，有一位白领甚至说:“买房子是为了放书柜，买书柜是为了放推理小说”(见2008年11月21日《北京青年报》)；三是“大学者钱钟书就是侦探小说的忠实读者……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曾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超级粉丝”(见2008年11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由此可见侦探、推理小说受欢迎的程度。
这不禁使我想起侦探、推理小说也曾走过的一段坎坷路。且不说“文革”期间，它们被全部封杀；即使到了“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初期，可能由于过去的“惯性”还在起作用吧，致使它们依旧遭遇不顺。
那时我正在一家报社任编辑。1980年4月，报社领导传达了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谈到出版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说推理小说出得太多了，《译林》杂志刊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有的出版社出版了《飘》，有的还准备出版《胡适文存》。他提出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讨伐”、“进攻”。
当时胡乔木是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他的讲话就是为媒体宣传定的调子。“讨伐”、“进攻”等字眼煞是吓人，文化界不少人听了感到困惑不解。据出版部门当时的统计，侦探小说出了二十八种，《飘》印了六七万册，难道问题就那么严重吗？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难道又要“收”了？
这里且不说《飘》和《胡适文存》(对它们的“讨伐”后来已成为笑谈)，只说侦探、推理小说。它们自从问世以来，就以其悬念、奇异、思辨以至惊悚等等，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在全球拥有众多的读者。其实我自初中时就看“福尔摩斯”入迷，后来又对美国范达因所著的十几本“凡士探案”爱不释手(现在有的译本将“凡士”译为“范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报社的编辑，我不得不违心地遵照上级的“口径”组织稿件。5月，一篇千余字的《侦探小说随想》见报。作者开始就说，他在新华书店门口看到一队长龙，便也跟着排了起来，后来发现是在买《东方快车谋杀案》，“自觉无甚意趣，便退出队来”。接着，文中历数了侦探小说之害(其主要论点在本文后面可以看出，这里就不赘述了)。文章的语气虽力求平缓，但还是引来一些读者抗议的稿件和来信。在“舆论一律”的形势下，这些言论自然不可能见诸报刊，而那时电脑尚未普及，也不可能上网，致使不同观点无缘见天日，只能湮没无闻。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要解放思想，集思广益，为什么像这一类的问题不能“争鸣”一番呢？
我至今难忘一篇以书信形式写来的稿件。由于有所顾虑，所以用了“一个鄙人”的署名。他是要同“随想”的作者争辩的。正因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笔锋犀利，也不乏一些嘲讽揶揄。
下面是他的来信中的部分内容:
你说人们爱读侦探小说一事，与你“不甚相干”，但你在文章中还是硬要摆出教师爷的姿势，教训中国人民。你的口吻不由得使世人感到奇怪，不知你在中国社会中到底是怎样一个角色。
我们的文字界时常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让人不知所以，哭笑都不行。……现在文字界忽然又开始谴责起“推理小说”来了，兴师问罪，提出一大堆“理论”，看来想作“刑名师爷”的不在少数。好像人民这群“阿斗”动辄得咎，怎么着都不行。“推理小说”的翻译，本几乎完全“无伤大雅”，且种数之少，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大事，不知怎么一下又拨动了你们那几根多事的神经。你们总想把人民的思想纳入你们所制好的“套子”里去，这也不能看，那也不能知道，中国人民本已经能看到的东西很有限了！你们是愿意让人民愚昧无知的，你们就可以高高在上。但你们怎么能做得到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终归会冲开你们一类人的文化禁锢。中华民族决不会永远作愚民。
你的文章，有的地方真让人好笑，例如:
1、你看见一队“长龙”，“不禁跟着排起来”。真奇怪，你不是很高明吗？人民不是很愚蠢“不择良莠”吗？您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受骗，一见“长龙”就排进去了呢？这可能是偶然失足，以后你还要跟人民站得远些好。
2、你说西方的人们“精神空虚”，因此流行了大量侦探小说。现在呢，又来指责国人了。你们是棍子舞惯了，一时不打别人，就觉得“技痒”。
3、我不明白，读了推理小说，为什么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呢？莫非推理小说上页页都写着“文攻武卫”、“停产闹革命”之类的口号吗？
4、你的理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在于……”(太长，懒得抄了)。任务者，是时髦说法了。文学艺术自古以来就有，若是那时的文艺家们不知自己的“根本任务”，这可如何是好！那时还会有文艺吗？可见您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您是一不小心，露出了唯心主义念头。
5、您好像是反对看“行情”的，反对“赚钱”的。但经济规律是铁面无情的，不像文艺那样多愁善感。“畅销”是客观存在，是人民的选择。
如果你们不使用行政办法来“扭转”，而用你们的更“畅销”的作品去夺取读者，那才算真有点本事了！这就是“竞赛”。强行压制是愚蠢的，秦始皇时代就会这么干了。再说，书店里堆满卖不出去的书，文艺作者们不汗颜乎？我们旁观者也要替他们羞死了。
“一个鄙人”的来信，不仅是对“随想”作者的论争，也是对搞“文化禁锢”人物的抗议吧。
悠悠岁月，已是近三十年光景。这位隐姓埋名的写信人，如果那时是青年或中年，现在该已进入壮年或老年了。相信他对侦探小说的热情依旧，渴望文化春风的热情依旧。在这里，我祝愿他和所有读者都能读到他们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