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行销近400万册，，30年来版本众多
人生万事如围城。从1980年重版到现在，学者钱锺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一直保持着持续的热销：1980年11月首印13万册以后，迄今总销量达398万册。更被改编为小说连播、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研究著作和论文也不计其数。不管是从销量还是影响上来说，《围城》都是30年阅读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知识分子小说的典范，《围城》影响了几代读者。
晨光初版 影响力仅及上海
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著名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和同在上海的学者郑振铎，共同策划出版了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为此，郑振铎和李健吾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平的一些文友约稿。
此时，钱锺书从1944年动笔的首部长篇小说《围城》即将完成。根据文艺评论家吴泰昌在《听李健吾谈〈围城〉》一文中的记载，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是写剧本的，她和李健吾一起参加过戏剧界的一些活动，李健吾为她写过剧评，并在她的戏里凑过角儿。得知《围城》完成一大半以后，李健吾和郑振铎就向钱锺书提出，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围城》。钱锺书同意了，双方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时间连载完这部长篇。但是，在《文艺复兴》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文艺复兴》在创刊号发表《猫》的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锺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
《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在该期“编余”中，李健吾写到：“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本来，《围城》预计二卷五期结束，由于作者的原因，暂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续完。读者很关心这部小说，暂停连载的原因，李健吾在三期“编余”中及时作了披露：“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续稿，因钱先生身体染病，赶钞不及，只好暂停一期。”
1947年6月，《围城》被收入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1948年9月和1949年3月，又重印了两次。当时，在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的江秉祥记得，“这本书很适合知识分子的胃口，在上海影响很大。系里同学凡读过《围城》的都齐声叫好，崇拜者大有人在。课余时间，谈论《围城》是我们的经常话题之一。”那时他从没有想过，事隔30多年后，自己会成为新版《围城》的第一任责编。 [NextPage]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围城》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上海而不是全国。作家止庵说，“《围城》在解放后默默无闻。我曾经问过一些前辈作家，他们中有香港回来的，延安来的，国统区的，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一本书。”
解放后，鲁迅著作、延安老区的作品和当代革命文艺作品是文学出版的重点。加之《围城》初版后，一度受到极左思想的冲击和批判，因此，《围城》在国内长时间没有重印。
人文重版 开30年之先河
1979年“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全国思想大解放，文艺界有些活动。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此时，江秉祥在人文社工作了27年。这次会议使他真正感受到思想解放的气息。当时的《编译参考》报道了钱锺书在国外访问时，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这使得江秉祥马上就想到了钱锺书的《围城》，他觉得，重新出版《围城》的时机已经来到。江秉祥说，“我在人文社资料库里找到一本很破的《围城》，拿到编辑室提出了重版《围城》，这个选题一致通过。”
此时，《围城》一书已经因为夏志清的推崇具有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在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小说史》中，夏志清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这使得钱锺书先生在1980年版的《〈围城〉重印前记》中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正是由于夏志清的推崇，才有了1979年由美国学者杰妮·凯利和茅国权翻译的英译本（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美国图书协会评选为1980-1981年的卓越学术著作。前苏联汉学家索洛金翻译的俄译本也于1980年5月由苏联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家止庵认为，“如果没有夏志清的推崇，作为小说家的钱锺书就被遗忘了。后来钱到美国去，专门陪了夏志清一天。以钱的眼界，这包含着对夏的感激。”
但是，江秉祥并不认识正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钱锺书先生。于是，他让自己的好朋友许觉民先跟钱锺书说一下这件事，自己好去拜访他。许觉民是人文社前副社长、副总编辑。下干校以后，因为人事关系复杂，没能回到人文社，此时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副所长。钱锺书最初说，都是些老东西，算了吧。后来许觉民作了些工作，就打电话让江秉祥到钱锺书家里去。
见面之后，江秉祥说明了当时文艺界新的思想氛围，是进行重版的好时机。钱锺书同意这种看法，同意了重版。确定之后，因为自己手里没书，钱锺书写信托上海《文汇报》的老朋友梅朵找了一本1949年第三版的《围城》，在上面作了些很零碎的文字修改，然后交给人文社据此整理发排。随后，江秉祥将所有旧本的讹误、已改动的地方以及修改意见等一一列表，与已校对过的校样一起送给钱锺书审核。1981年2月，钱锺书先生在《重印前记》中表示：“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艺术上的帮助，特此致谢。” [NextPage]
设计封面的时候，江秉祥带着美术编辑室画的两个封面样到钱先生处商量。钱锺书说太花哨了，不喜欢。什么都不用画，印上个书名就行了。江秉祥说：“那太素了，不妥。”正好他身边带了一本沙仃的小说，封面非常简单，只有一根竖线。钱锺书说，跟这本书一样不行吗？他还提到，沙仃是他们的老所长。江秉祥就同意了，封面就此“设计”完成。
持续畅销 数次引起钱锺书热
按照钱锺书夫妇互题书名的规矩，《围城》的书名由杨绛先生书写。另外，钱锺书很在意姓名中的“锺”字，他对“锺”字简化是不赞成的。他曾在写给江秉祥同志的信中说：“样上将贱名‘锺’字皆改成‘钟’字，虽无关系，亦平添后世校勘或考订者作文资料，复原如何？”于是，江秉祥每次印刷，封面、内封和书脊等处，他都亲自去看。
1980年11月，《围城》正式出版，首印13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林说，当时市面上的图书品种很少，读者对于图书处于饥渴状态，按照那时的情况来说，13万册的起印数很平常。
钱锺书研究专家，出生于1958年的范旭仑在《围城》刚刚重版的1980年12月5日，就获得钱锺书的赠书。他说，“《围城》让我第一次享受到阅读的快乐，第一次见识了创造的魅力。其惊绝震撼之力，足以将刚学完的‘现代文学’教科书扫而空之。”
人文社的《围城》第一版出版的时候，出生于1959年的作家止庵正在北京医学院上三年级。他在一个周四去书店买了一本。周五回家的时候，他把没看完的书落在宿舍。等他周一回来的时候发现，这本书比原来厚了三分之一，同宿舍的三个外地同学看完这本书以后，又传给别人看，结果，这本书由新变旧，“发泡”变厚了。素来讲究图书品相的止庵觉得这本书不能要了，于是到书店另买了一本。“在我的记忆中，这本书在大学确实很轰动，这种状况只有后来的金庸可以与之相比，当时的伤痕文学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由于当时出版社不能自办发行，每年重印，每年脱销，并且有读者因跑了无数次书店仍然买不到书，而指责出版社卡住了《围城》不出。人文社总编室的数据显示，1980-1989年间，《围城》共印刷6次，每次加印约在五六万册；1990年底印刷一次，近7万册。 [NextPage]
民间影响 理发店起名“围城”
《围城》的畅销以及引发的关注，使得《围城》一书衍生出多种艺术形式。1987年4月，《围城》由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录成38段的长篇小说联播，由张家声演播。1989年，黄蜀芹因为父亲黄佐临在解放前上演过杨绛的话剧而获得了电视剧的改编权，《围城》改编成10集电视剧。参加《围城》拍摄剧组的人几乎都是“《围城》迷”，陈道明也因为扮演方鸿渐而走红。这部电视连续剧公映之后，将《围城》的热度又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此时，《围城》的读者扩散到观众中。在1991年一年之内，《围城》加印了6次，印数近40万册。江秉祥说，尽管人文社的《围城》印数暴涨，但是，《围城》的脱销还是非常严重，随之而来的是猖獗的盗版。人文社总编室的数据显示，此后，每年印数保持在10余万册至20余万册。进入新世纪以后，《围城》也大致保持了这个印数，偶尔超过30万册。迄今为止，《围城》的总印数达398万余册。
与此同时，文化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围城》热”，阅读和研究《围城》成为重要的文化热点之一。其中的人物塑造、时代主题、小说构思、描写技巧、语言艺术等等都成为学术界长期讨论的话题。有一次，江秉祥从交道口路过，发现一个理发店名为“围城”，江秉祥就走进去向店老板询问缘由，这个小青年说，自己就喜欢《围城》，取这个名就是叫人只看这本书，别的书就不用看了。江秉祥就说你真太霸道，书看得越多越好。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钱锺书，钱写信风趣地问他“尊头剃了没有”？江秉祥就回答说，“那家店理发比较贵，所以没有剃。”
两起纠纷 “汇校”与“破围”
《围城》的热销，先后引发过两起事件，一件发生于钱锺书生前，涉及图书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汇校本》；一件发生于钱锺书去世后，涉及图书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破围》。
1991年5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围城〉汇校本》，到1992年7月共发行了12万册，其中精装本1万册。随后，钱锺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起诉了四川文艺出版社侵犯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四川文艺出版社败诉。时至今日，《〈围城〉汇校本》责编龚明德仍对此事耿耿于怀。
与众多读者相比，跨文化学者钱定平教授看《围城》这本书很早，“文革”之前就在复旦的教师阅览室一个书架的最下面一格发现了一本解放前晨光出的《围城》。上世纪80年代后，钱定平被邀请到德国和奥地利的几所大学任教。其间，他与钱锺书先生有过书信往来，非常投缘。由于精通多门外语并长期生活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钱定平对于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和《围城》有了更多也更深刻的认识和见解。他觉得，不但《谈艺录》、《管锥编》像天书一样，《围城》和《人·兽·鬼》读起来也非常吃力。“钱锺书先生是一位高超的知识调度员，所以书里充满的是‘古今中外’，像一只只‘拦路虎’，读者一进门就给围住了。这就形成了知识障碍。特别是先生还调动了不同的文化能量，如古代经典以及多种外国文化，这也就又筑起了文化壁垒。”钱定平说。
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破除知识上和文化上的双重樊篱，使得读者们能“破围”而出，顺畅阅读。他一直关心跨越不同语言和文科、理科的文化问题，也就自然会乘机表达一下自己的思想。这本书就起名《破围》。
2002年，《破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破解钱锺书小说的古今中外，也就是要破解钱锺书小说中古、今、中、外的典故、故事、掌故等等，但不是“解破”钱锺书的小说。
《破围》出版后，很快引发了一些评论，一些报纸还对钱定平进行了专访。钱定平的美国朋友来电，说东、西海岸书店都有出售，美国几个网站不但评论，还把钱锺书先生和他进行了一番比较。能够与钱先生并列而被“侃”，钱定平不禁窃窃自喜。
结果有一天，出版社领导紧急来电，说《破围》“破”得杨绛先生不高兴了，要告状。杨先生说钱定平是“注释钱锺书”：“批评钱锺书可以，就是不能注释！”讲得斩钉截铁。钱定平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他费心说了许多讨好的话并反复辩解，说自己根本不是注解！但是没有效果。
最后，国家版权局发下了“关于对《破围》有关版权问题的意见”。简单明确两条：一是说：《破围》作者借钱锺书先生作品涉及的典故。一则一题，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属于注释行为；二是：作者的行为符合现行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二）项、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属于合理引用。这么一来，这桩险事就这么无疾而终了。钱定平说，“《破围》这本书，最近已有多家出版社与我联系，要求重版。”[NextPage]
《围城》30年阅读印象
钱定平： 《围城》不与百姓切身相关
钱锺书先生一辈子皓首穷经，却生性诙谐，健谈善谑，有东方朔那样的机智和辩才。他学英文也教英文，学到了英国人极看重的幽默感，也难免不受英国讽刺文学的濡染。所以，我把《围城》定位为当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可以猜测，先生受到写警世喻世小说的阿道司·赫胥黎和极具摧毁力的讽刺小说家伊夫林·沃的影响。而且可以读得出，他也熟悉色彩斑驳 的劳伦斯·斯特恩和早期讽刺小说家亨利·菲尔丁。
钱先生聪颖博学，其实却跟老百姓并无切身关系。由于高明人羚羊挂角般的渲染，先生便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也成了他们知人阅世上的一大局限。诚然，先生的学问如果“一对一”的话不可企及，但某种程度上在电子—网络时代却可以望其项背。为此，我用钱先生熟悉的德文戏造了一个词：Qianzhongshuwesen，意思大致是“钱锺书事业”，而它的音义兼顾的翻译恰恰是“钱锺书围城”。时代在前进，“钱锺书围城”也应该发扬光大，并补上先生的大好学问没有嫡传弟子的遗憾。
止庵：最初和最后的《围城》
《围城》最初吸引我们的，是书中那些比喻。比如，“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都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类似这种话每页都有，当时，中国没有人这么写东西。当时的中国文学没有聪明和幽默这两样东西，中国作家都显得严肃，像梁晓声、刘心武、张洁、张抗抗等人，你可以说他们真诚、深刻等等，但是，就是不能用聪明来形容这一代作家。另外，这本书有一个特点，你随便翻开一页就能够往下看，这一点，只有《红楼梦》能和它相比。之前，我读其他的中国书，从没有这样的感受。第三，这本书很幽默，但是里面有些很深沉，很感伤的东西。包括结尾的那个钟的意象，他跟苏文纨的关系。感伤和幽默本来相距比较远，但是作者把这两者结合到了一块儿。
回头来看，《围城》有点过于显露聪明了。最初吸引我的那些东西，如那些俏皮话，幽默，那种聪明现在看来未必是优点。最初被我所忽略的人生很深沉的那一面，倒是最好的一面。钱锺书有一种本事，是在深沉的地方与显露聪明的部分融为一体。但是，后来的王朔，在聪明这一点上决不在钱锺书之下（韩寒我没看过）。在这种情况下，聪明已经不是《围城》的优势了。现在看来《围城》有些“为聪明而聪明”。但是，它又确实有深沉的地方，揭示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它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一本小说。 [NextPage]
潘采夫：70后读者惊艳的记忆
读《围城》是在初中的时候，当时并没有看出太多微言大义，像表现知识分子的虚伪了，没看出来，只是读得很开心，感叹它的语言太好了。
在我的记忆里，《围城》的比喻是一绝，也是让我终生崇拜的，每一页都有绝妙的比喻，什么“两只眼睛分离得要害相思病”、“嗓子眼细得像眼药水瓶口”，体会到比喻的妙处，甚至会在床上打滚。记得当时还准备了小本本，把《围城》里的比喻一一抄录在本上，等到写作文时引用。于是打比喻这个习惯落下了病，至今写文章还乱比喻一番。
我阅读《围城》，完全在于他语言的快感，在于一群文化人逗闷子抖机灵时的机智，还有方鸿渐泡女孩子时的贫嘴薄舌，带给了我完全不同于语文课本的美好体验，所以一直对《围城》满怀感情，至今一想起就想笑。
张建敏：80后读者读出不变的时代
我1986年出生，是《围城》的小读者。第一次读《围城》是上高中时，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这本书觉得语言很幽默就借来读了。上大学的时候又读过两遍。特别喜欢抗战前的那段，因为之后的婚姻问题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
围城故事都快过去七八十年了，方鸿渐变了个身法仍旧是方鸿渐，大小姐们换了身衣装仍旧是大小姐，名利场换了个门楣仍是名利场。死命钻围城的人依旧，而围城里的人却再也没出去的念头了。留洋博士水平高，银行职员待遇好，这话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都会点点头。
这么想一下，这时代还真是一点没变……
（实习编辑：黄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