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李师东、毛浩在《当代文坛报》发表文章《第四茬作家群》，提出了“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这一概念，首次以出生年代划分作家群体。而从1994年初开始，《青年文学》杂志开辟了长达四年的“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余华、苏童、迟子建、徐坤……60余位作家的作品有了一个集中而连贯的呈现，同时，东西，叶弥、述平、李洱、鲁羊、朱文等人的创作，也进一步加强了“60年代作家群”的声势。

    于是，“60年代生作家”便成了这批大体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之后，并于上世纪90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群的称谓。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60年代生的作家与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文学历程完全同步。就在这三十年里，他们有了一个全面成长的过程。”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吴俊说。确实，50年代之前作家的文学启蒙并不始于改革开放，70年代作家的成长至今还尚未完成。“60年代生作家”则与三十年同步成长。他们的思想发展脉络，正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文学的精神切片。

    而此时，上海则出现了西飏、潘向黎、王彪、丁丽英等作家。西飏兼具幽婉的歌吟与犀利的反讽风格，潘向黎兼具现代与古典气质的文字等各具特色的书写，在提供了颇具上海特色的阅读经验的同时，也使上海文学继续在文坛持续着独特的影响力。

    但说起“60年代生作家”的登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治纲却用了“生不逢时”四个字来形容:“他们出道时已经比前辈难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文人下海，大家都不要搞文学的时候，以前那种靠一两个小说就能成名的时代也一去不返。而且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崇尚明星化消费，因为文化记忆的关系，媒体大多对40、50年代作家有聚焦性的关注，而忽略了这一批人。”他们更多地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并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个人化的写作模式也是在这一代作家身上成熟并且凸显出来的。”洪治纲在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一文中这样说:这一代作家“置身于个人化的语境之中，热衷于表达个人的成长记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各种极端化的人性变异，试图通过人性的内部纠葛来展示个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种种可能性状态。”苏童，东西，李洱，艾伟……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不一样的写作风格和阅读体验。

    与前代作家不同的是，这是一群可以称之为体制外的作家。“除了写作，他们并不想承诺或负担什么。换句话说，仅仅是写作本身才吸引了他们。因此，他们的写作状态呈现为无与伦比的自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专业乃至职业作家。这种看似外在的自由写作状态，实际上与他们精神上的自由状态密切相关。”吴俊说。

    “三十年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家作品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而且，他们最有可能创作出最优秀的作品。”对于这一代作家的历史地位和未来展望，吴俊甚有信心。他还把这批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称为“传统的终结者”:“从文化传承代际意义上来看，这一代人可能是传统写作方式的终结者。从知识来源、写作方式、传统经典的阅读等方面来看，70年代作家是传统与现代的过度，80年代的则完全是断裂的一代。他们可能是传统的最后一代了。”

    洪治纲显然仍然对这些与自己有着相同历史记忆的作家们评价颇高。在人文承担上，他们比后来者更具历史关怀，虽然这种关怀开始以小的、个人的方式呈现出来。“文学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对这些作家而言，技术上的问题已经都解决了，现在就是比耐力，比思想，比积累，从‘小作品’转化为‘大作品’，实现质的飞跃的时候了。”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