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达内

　　这个题目是从《第一财经周刊》封面上看来的，同时，也是许知远的一本书名。抄这个题目，也来说说互联网审查风暴。

　　这一轮凌厉的互联网整肃大约是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从公开报道上来看，应当算是“扫黄打非”第三阶段行动的一部分。不过，这一轮打击力度和广度，较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关停BT、整顿域名，大批中小网站在此轮整肃中关停，一夜之间服务器不再响应的更不乏饭否、博客大巴、译言、篱笆等已聚焦大批用户的知名站点。忧伤的甚至不只是民间创业的年轻人，济南官方主办的舜网也一度被域名服务商关闭访问。

　　除了BT类下载网站是因版权指控而难逃一死外，得到公布的关停理由基本都指向低俗之罪（例如博客大巴、舜网）。“扫黄打非”更多的是以“扫黄”来表明正当性，即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

　　新年伊始，重要的门户网站统一开设了扫黄专题抨击同行“败类”，地位突出，稿源相似，每天更新。央视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也不断引述受害者对黄色网站运营商的控诉。宣传官员们显然吸引了2008年“很黄很暴力”以及2009年“心神不宁”时的报道教训，提升了出镜证人的可信度，迄今没有给心存不满者留下太多“恶搞”空间。

　　不过，举报黄网的大学生和“妈妈评审团”还是遭遇了伏击。在发“黄段子”停机一事引发大面积争议后，对这一轮整肃心存微辞的意见领袖们，渐渐找到了表达机会。近两周之内，由南方报系媒体发表，或者由南方报系供职者署名的文章，至少有五篇公开质疑出镜证人被人利用、为虎作伥，监管者则有滥用权力、入侵私域之嫌。例如《小张同学，你不是个孩子了！》（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请教“妈妈评审团”》（长平，《南方都市报》）。

　　保护下一代免受伤害，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由，绝对的普世价值。可以想象，“妈妈评审团”在民间肯定有非常庞大的民意基础，根据《中国青年报》引述的倡导者发言，之所以管理部门组织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是因为“当出现任何可能对孩子构成危害的事情时，第一时间勇敢站出来的通常是母亲。”而南方报人们反对的也并非“扫黄”二字，他们警惕的是公权力利用妈妈们的爱护之心，超越边界，结果“创造力被打击掉了，色情信息却‘愈演愈烈’”。

　　在保护弱者的旗帜下，征用正义，无往不胜。正所谓，为了孩子们，“成年人的那点乐趣也就牺牲了吧”。早在谷歌退出中国事件沸沸扬扬时，《环球时报》就曾刊文为监管中的“一刀切”现象辩护，意指网络管理难度很大，难免要制定统一规则，不应太过计较。

　　不过，能力是一个问题，态度是另一个问题。从目前的情形看，中国的网络监管者没有精准管理互联网的能力，更没有精准管理互联网的意愿。

　　于是，在这样雷霆万钧的监管压力下，互联网从业者多数选择沉默，选择忍受（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谷歌一样公开叫板）。这也是为什么上周搜狐张朝阳一篇公开抱怨监管的演讲能够赢得那么多喝彩的原因，而且这些喝彩者中不乏过去贬张为“乖孩子”者。

　　“监管过度，网络企业动辄得咎。目前网络行政的监管主体对互联网出具不同的法律、法规，无形中增加了互联网企业的‘制度成本’，同时也容易造成行政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和争揽权力——它们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这是北大副教授胡泳分析的张朝阳之忧。当然，中国政府要对搜狐以及谷歌实施的监管不只“黄色信息”一项。对本轮互联网整肃的另一个质疑是，公权力正借“扫黄”来“打非”。2009年起，中国政府明显加强了对互联网言论的管控力度，墙越砌越高，砌到了互联网“历史转折点”的高度（《环球时报》社评）。批评者普遍认为，与BTCHINA、舜网不同，饭否、博客大巴的被关停是因为在这些自媒体网站上，存在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指责。于是，在公开的媒体平台上，监管者借“扫黄”来“打非”，异议者也只能借质疑“扫黄”来反对“打非”。

　　这一场互联网自由之战，原来并不在中美之间，而就在身边。在“绿坝”和“黄段子”的战役中，监管者略有挫折，不过，如今又有了最新战报：从2月上旬至4月底，“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将开展以打击手机网站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和净化文化市场为重点的专项行动。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