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宇（1974年12月—）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诗人，诗歌评论家，足荣村方言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导演。该影片荣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第十届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年度最佳纪录片金红棉奖，以及第五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电影奖。选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由作家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
你编辑《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拍摄《我的诗篇》纪录电影的初衷？
这两件事一方面对诗歌有特别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有助于工人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学评论界对工人诗歌重视不足，甚至不太了解，但实际上入选《我的诗篇》的优秀作品并不比许多知名诗人逊色。在当代诗坛中能看到一些语言精致、笔法老练的“玩意儿”似的东西，与之相比，工人诗歌的杰作甚至更具有深厚的生活体验和直指人心的力量。
另外，工人诗歌还有为底层立言、作为历史证词和启蒙的意义。工人群体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是没有表达自己的能力，而是缺乏表达的平台和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很多时候人们是听不到的。那现在呢，这些工人诗人可以用诗歌这种极具审美价值的方式，来表达工人群体的命运处境、精神世界、遭遇坎坷，发出来自底层的声音。比如许立志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就是他对于他也是其中一员的一线工人群体处境与命运的表达，和其他“兵马俑”不同，有一个“兵马俑”终于开口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了。
再比如他的诗歌《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正文“抄袭”了某一花生酱的产品说明书。当我们以这样一种可怕的视角阅读这份说明书时，它就具有了令人战栗的陌生化效果：花生酱之生产即花生之死亡，生产者即谋杀者，厂址即死亡地点，而结尾处的生产日期无疑便是死亡日期。还有什么词语能比“生产”更奇险、更真实、更恐怖地写出“死亡”？而且这首诗绝不仅仅写花生，更是以比兴手法借物抒情，用一颗被压榨成花生酱的花生来“说明”人被压榨至死的命运。而这首诗的风格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资本）世界的冷酷乏味。诗人只加了个标题，一份毫无个性与文学性可言的产品说明书便传递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与抒情意味，成为一首后现代主义的好诗。
你是何时开始关注工人诗歌的？
十多年前，广东兴起了一个名为“打工诗歌”的文学现象。他们用自身的打工经历作为写作素材来创作。我从那时就开始关注工人诗歌，不过当时这些作品中就诗论诗真正出色的比较少。又过了十来年，我发现当时的一些打工诗人已经逐渐变得成熟，另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工人诗人的写作也可圈可点，只不过还没有在所谓的文学界成名罢了。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诗人群体，是值得被发掘、被关注的。
工人本身的工作就非常忙碌，但是他们能坚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写诗，离不开一份对诗歌真正的热爱。而且这些工人诗人的文化程度包括自我学习的能力其实不算低。你看北岛、舒婷、顾城、江河这些诗人，都只有高中毕业，甚至还没毕业。所谓“诗有别才”，诗人不是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就能培养出来的。据我了解，现在的工人诗人大多数是高中毕业，学历和当年北岛他们差不多，北岛他们当年通过一些从特殊渠道得到的书籍完成了文学的启蒙，而这些工人诗人则在更开阔的阅读，尤其是通过网络世界进行文学的自我教育，不断提升自己。
你编选《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和拍纪录电影选择诗人的标准分别是？
诗典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好诗，就是通过我的眼光和判断力选出的好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工厂世界、工人生活、工人身份意识等题材，其作者又在较长时间里以工人的职业来谋生。比如说，北岛虽然在建筑公司做过几年工人，但是他并没有写过任何涉及以上题材的诗歌，所以北岛的诗就没有入选。而同样属于朦胧诗代表诗人的舒婷，当过七年灯泡厂、纺纱厂女工，她入选诗典的《流水线》就是比较典型的工人诗歌，诗中不仅写到“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上撤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更写出了一个女工在周而复始的、单调的流水线工作中的不满和苦闷。
至于拍纪录电影选择诗人，首先他们都来自于诗典。我们一共从诗典中选了六位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工人诗人，涵盖了60后、70后、80后、90后，有少数民族的工人，有女工，也有去世的工人（许立志）、失业的工人和苦苦打拼的工人。我们希望这六个人能够表现出中国当下工人群体的整体命运、生存处境和精神世界。
《我的诗篇》纪录电影六个主人公中，只有一位女性，为什么？根据你们的实地拍摄、采访，当下女工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虽然女工在整个工人群体中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但女工诗人在工人诗人群体中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入选的工人诗人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致是十比一吧，六十多位工人诗人中只有六七位女工。我们电影这样安排男女比例也算是忠实于现实的情形。
相比男工，女工要经历更多的挑战和问题。一般打工者遇到的问题她们免不了，除此之外她们还有一些特殊的难题和遭遇，譬如使其打工生活长期受到困扰的生理问题、生育问题、性侵害问题、失业后的失足问题等等。生产制度是刚性的，而女性是有生理周期的，这在劳工研究的时候甚至已经上升到月经政治的高度了。有些企业甚至让女工来服用一些推迟经期的药，来保证产品的生产。另外，女工比较倾向于忍耐退让，而不善于维权。她们的薪资要求也普遍比男工低一些。总之，比起男工，女工的生存境遇更艰难。
你说每一个诗人都是有感情的、有灵魂的，对这个时代是有诉求、有感恩、有愤怒的。你认为他们在诗歌中反映出来的现实困境是因何形成的？写诗可以对他们的处境有所改变吗？
工人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处境源于他们来自问题重重的乡村世界和异乡打工生活。前者面临着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环境的恶化，以及村俗风气的败坏等问题，加之对远在家乡亲人和乡土的思念。而在异乡的打工生活中，他们会受到歧视，遭受剥削。他们的诗，就是根植于这种处境的写作，用鲁迅的话说，“敢有歌吟动地哀”。
靠写诗来改变生存境况是很困难的事情。《我的诗篇》诗选和同名纪录电影虽然没有给大部分工人诗人的生活带来实质上的改变，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改善，比如说收入略有增加、社会尊重度的提升之类等等。但这都不是根本性的改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处境，需要政策的制定者、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共同来努力，当然更取决于他们自身。
理工科出身的你是怎样与诗歌结缘的？
我从小比较喜欢书，我父亲在教育系统工作，也是作家；而我妈妈我哥我嫂子都在图书馆工作，你要知道七八十年代买书读书还是比较奢侈的，不过对我来说很容易。小时候可能因为天生对集体生活很抵触，我只去了两天幼儿园就死活不想再去了。我妈看我闹得那么凶，就只好把我带在身边上班，她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图书馆里面玩。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是浸泡在图书馆里。
在逐步的阅读中我发现小说和诗歌这两种文体的差别非常大。好的小说，我们会说它具有诗性。但很多时候，写小说还是把语言文字当成工具。而诗歌会追求语言本身的表现力，甚至对语言有一种特别神秘的情感，不仅是用语言来表情达意，而是本身就要营造一个特别美妙的语言世界。
小说家和诗人的文学路径也是不同的。“文革”以来，小说家基本上是先在本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然后是国家级的文学期刊，能在《收获》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作品时，你就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了。而诗人从北岛开始是自己办杂志，办民刊，后来又转移到了网上。虽然这些刊物办得良莠不齐，但是可以保有一种美学上的独立性。
其实真正的诗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种稀有动物。因为我们时代优秀的大脑大多被吸引着到收入更多更容易成名成功的领域去了。
最欣赏的诗人？
屈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屈原》，题目意指屈原是中国长诗传统真正的源头与核心，至今依然给予我们无限启示。就形式而言，当代的长诗写作不是《离骚》般鱼贯而下的长诗，就是《九歌》那样的组诗型长诗，并未突破屈原开创的长诗模式。就内容而言，《离骚》的自我虚构，《天问》的宇宙之问，《九歌》的人神世界，《招魂》的幽冥之旅，《哀郢》的现实哀歌，《橘颂》的托物言志，《涉江》的流亡之诗，《惜往日》的自挽之诗……每一首都是垂范后世的某种诗歌类型的伟大典范。屈原就是创造力本身。
另外，屈原的诗歌文化精神的本质是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游国恩曾分析过屈原至少杂有儒、道、法、阴阳诸家思想，然而他的作品绝非以上任何一家学说的附庸或演绎。屈原具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理念，却异于儒家对圣君的粉饰；他有道家的出世观念，但他不肯随物推移，宁死也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他主张改革，反对“背法度而心治”，诗里间有“规矩”、“绳墨”、“方圆”等法家术语，但绝无法家之刻薄；出生于天文学世家，又曾出使齐国，屈原自然了解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不同之处在于，阴阳五行学说中，个体存在被推演至渺小微茫之境地，而在屈赋中，个人的“内美”与“修能”，深刻地凸显于古往今来、宇宙八荒的背景之下，外在时空之浩渺，被用来表现诗人辽阔深邃的精神世界。
屈原不是一家学说、一家政治理论的附庸或奴隶，他是一个真正博采百家的诗人。而后来像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思想都没有屈原深刻。杜甫的价值观就是主流的儒家价值观，一生追求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为屈原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尚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你最欣赏自己的什么品质？
讲义气。我的故乡是内蒙古，农耕文明崇尚的理想人格是君子，游牧文明崇尚的理想人格是英雄。我小学三年级之前就读完了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我喜欢令狐冲，他不是郭靖那样的做人拘谨的侠之大者，他活得逍遥自在，随遇而安，又有自己的人生尺度，就像孔老夫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和令狐冲一样，我不愿在任何的体制或单位之内，我看重自由，会做一些自认为有意义或有意思的事情。
你欣赏的电影导演、电影作品？
我特别喜欢侯孝贤的《聂隐娘》，为了这部片子还在网上跟特别好的朋友争吵过，因为大家观点不同。这部影片，七年磨一剑，功夫下得很足。我认为这部电影呈现了四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传奇世界，这是所有武侠片都有的。李安的《卧虎藏龙》就凭这一个世界就拿到了奥斯卡。第二个世界是中晚唐的历史世界，影片中的器物、礼仪、妆容等都设计考究，力争最大限度还原历史。以至于北大中古史专家陆扬教授称“以中晚唐史从业者的身份我必须向侯导脱帽致敬”。第三个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魏博即喻台湾，大唐当然是中国，裴鉶原作中两个节度使之间的斗争，被改写成魏博与大唐，自是别有深意。而聂隐娘这样一个被深深捆缚在爱恨情仇里的人物，并没有成为一个冷血的杀手或复仇者，反而因为一颗仁爱之心而赢得了超越性的逍遥。这里有侯导对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隐喻和关怀。第四个世界是道家的美学世界。裴鉶原作中聂隐娘的师父的身份原本是尼姑，在电影中成了道姑。人们总觉得庄子的“游”，“逍遥游”是游于世外，这是一方面，如电影中的桃花源小村，另一方面也是游于世内，在险恶的人世上赢得自由，用庄子的话说，“游于弈之彀中”。这两种“游”也是《聂隐娘》想要传达的。
还有一个我与侯孝贤导演接触的小故事非常有趣。在第52届金马奖的晚宴上，我们《我的诗篇》剧组去向侯孝贤导演敬酒并向他赠送我编选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侯导翻了一下书，说：“这本书我有。”我们的制片人蔡庆增说：“这本有导演的签名。”随后我们要合影的时候，他说“这拍照不好，我们到那边的背景板去拍”。因为晚宴的时候他坐在饭桌边，桌上都是饭菜。侯导不愿意以杯盘狼藉的背景去拍照，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导演对画面的美感是有要求的。那天晚上向他敬酒与他合影的人特别多，他完全可以站起来在饭桌边拍上一张照片就可以了，但他还是很郑重地与我们一起走到舞台中央的背景板去合影，这体现了侯孝贤导演做人的修为。
你现在的工作状态和近期的工作计划？
我现在的工作状态一言以蔽之就是：忙。目前大概忙这么几个事：第一，为《我的诗篇》纪录电影进入院线做地推工作。纪录片很难进入院线，但是如果我们的推动工作做得好，对我们下一部影片、对工人群体的发声都是有帮助的，而且也会为中国的纪录片趟开一条路。第二，足荣村方言电影节的筹备，昨天我们在北大做了一个特别成功的发布会和方言电影的讨论会。第三，我们今年会做一个“中国桂冠工人诗人年度奖”，奖金十万。由吴晓波和我发起，邀请杨炼和唐晓渡和我们一起来评。让工人诗人通过自己的写作来赢得荣誉和奖金，这不是施舍和同情，而是一种更高贵的方式，同时这个奖金对于获奖者来说又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今年《我的诗篇》纪录电影还会冲击奥斯卡，这个工作要做的事情也特别多。
注：足荣村方言电影节（ZurongDialectFilmFestival）是中国第一个方言电影节，主办方是广东雷州半岛的一个小乡村——足荣村。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