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集  遥远的生活

清晨第一束阳光爬上市楼的宝顶，接着又将一层淡淡的金色镀在市楼两旁店铺的屋檐上，再接着它将洒满这座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平遥城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这里不仅曾是一座山西商人聚居的城市，而且它也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城，今天所见到的大部分建筑、街巷和一两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因为这样的缘故，1997年平遥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跨越时空的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从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走进山西商人的生活，去了解一个已经消失的社会。

清咸丰元年，平遥城中二十四位最著名的商人被知县请到这座衙门的内堂，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重修平遥城墙，在传统社会中，城墙不仅仅是城市的疆界，它更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对于城墙的修缮保护是历界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那为什么这样一项政府工程知县要请一群商人来商议呢？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平遥城墙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城的规模和格局主要是在明代确立的，当时的山西不断受到蒙古骑兵的骚扰，所以城墙修筑的非常高大，而且十分坚固，到了清代西北游牧部落被平定了，平遥城墙的军事功能也就丧失了，除了因为康熙驾临曾经对它修缮过，就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工程，到了咸丰年间，城墙已经多处倒塌、破烂不堪，只是在咸丰元年由当时的知县出面对城墙进行过一次彻底的整修。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这是平遥城墙的修缮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商人来出资管理，参加这次工程的商号有24家，其中有7家是票号，像日升昌、蔚泰厚等都名列其中，著名的票号商人毛鸿翙也捐了纹银四百两，不光是修城这样的工作由商人管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商人也是这座城市中实际的主宰，这座市楼可以说是平遥城的另一个象征，它最初的功能是政府的市场管理机构所在地，类似于现在的工商局，可到清末，对于平遥商业管理监督的权力，几乎完全操在商人手中，所以市楼的维护也由商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他们的名字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块小牌子上找到，那么这些本该政府掌握的权力为什么会落入商人手中呢？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郭齐文：由于商业的发达，传统的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像平遥和一些周边城市已经开始由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商业为主的社会转化。太谷县县志上面有一段对明朝太谷的记载“土脊民贫，俗尚勤俭，慕学力田，谆厚不奢”，到了清朝的时候，由于经商发达起来了，已经是“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士俗因富，实由于此”，到了清末的时候，祁县就有60%的家庭有过经商的历史。

平遥的官员是没有能力面对这种深刻的变化的，当时官员的主要职责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税收，清初核定的平遥一地的税收总量为七万多两白银，其中大部分是农业税和人口税，而商业税收只有可怜的四十四两，即使清末平遥商业十分发达，平遥的父母官也不能改变朝廷的规定私自增加商业税收，平遥县官的另一项职责是主持诉讼，这一点上他们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棠：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涉及到商业的纠纷也必然增加了，有合同纠纷、债务纠纷等等，对于这个问题怎么办，清朝的官员们也对这些事情无能为力，因为清朝当时一部法律《大清律》，《大清律》以刑法为主，当中根本没有关于如何处理商业纠纷的条文，基于这个原因，当时的官员只好把这里的纠纷交给商人自己组织的商会来处理。

平遥县官的最后一项主要职责是教化居民，只有这一点他们完成的很好，他们不仅在平遥兴建了规模庞大的孔庙，甚至自己出钱修建了一间书院，清光绪版《山西通志》中提到了几任杰出的平遥县官最大的政绩就是让读书的风气重新回到这座商业气氛浓郁的县城之中，到清末，平遥几乎在各方面都显露的商人色彩，城市的主要建筑除了商号就是商人的住宅，但是在精神世界中儒家的影响却占绝对优势，甚至在由商人们出资修造的城墙上也体现着这一点。

平遥居民张燕生：孔子在春秋的时候曾经做过中都宰，它是鲁国的一个地名也叫中都，平遥也是中都是，所以平遥人借助这一点线索就把孔老夫子也请到平遥来了，把他的弟子们也在敌楼上修三千垛口、七十二敌楼，象征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并不是让他们来平遥城墙上一站就了事，敌楼和垛口它是武备的防御工事，用文的意向它代表文化、文教，用文教的意向来取代武备的设施，是偃武修文的意象。

金庄是离平遥城七公里的一座小村子，甚至在这样的小村子中也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孔庙，在庙里保存着元代的孔子塑像，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孔子造像之一，儒家文化的传统是重农抑商，为什么当时的山西商人还要对这种轻视自己的文化表现出如此尊重呢？
　　学者佘秋雨：他又把我们中国商人多少年以来的农耕文明当中的道义感大块面地引入到商业文明当中，因为原来儒家所给的道义感是在农耕文明当中主流文明当中比较完整，商人好像就投机取巧，无商不奸，但山西商人不是，山西商人干脆把道义、把农民身上的纯朴和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道义感全部移到商业文明当中来。

如果说对孔子的尊崇或多或少还有受了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影响的话，那么对关羽的崇拜则完全是自发的，山西商人甚至将这种崇拜推广到全国，在他们的完善和提升之下，关羽所代表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国精神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于右任先生曾在关帝庙中留下这样的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了民族精神”，最早记录关羽生平的是陈寿的《三国志》，而真正使关羽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却是明朝山西人罗贯中，当罗贯中写下不朽文学经典《三国演义》时，山西商人的事业也才刚刚开始，关羽对朋友的忠诚、信义、他的英勇神武还有他的山西籍贯，无疑都会成为联接起那些漂泊异乡的山西商人的精神纽带，在事业发展之后，山西商人又将许多美德加诸在这位老乡身上，诚信、公平这些在商业交往中必须的条件他们都从关羽身上找到，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考证出关羽最初的职业就是商人。

山西商人所到之处都不惜重金修建了例示祭祀关羽的庙宇，不仅如此，山西人开设的商号中在显著的位置上都摆上了冯羽的神像，久而久之，关羽甚至替代了传统财神的位置。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葛贤慧：让关公这样的信义精神，做为我们共同崇拜的偶像，用这种精神来约束我们，不是强行规定的，而是我们大家共同来遵行关公的这种信义精神，所以会馆遍及全国各地，

平遥的城隍庙与县衙同处一条大街，在清朝明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许多公共活动也在这里进行，而当时这些事务都是在商人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不论是它的规范还是豪华程度都超过了街道另一头的县衙，在这座城隍庙中有两座非常气派的戏台，一座位于供奉城隍的大殿之前，另一座建在了财神殿对面，不需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财神殿前的戏台要比上一座气派、精致不少，每年城中的商人们都不惜巨资在这两座戏台上进行戏曲演出，演出的目的名义上是娱神，实际上是一次全城居民的文化讲座，在这样的日子，城中的居民们身着盛装来到这里，这里也是他们显示财富的最好机会，商业的成功使社会风气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县城中的居民逐渐放弃了简朴的生活而倾向于享受人生。

山西省民俗协会名誉会长晋振武：据《襄垣县志》记载“因在我经商者多，思想开化，时将各地服饰引入境内，稍有余资者，不分男女竞相仿效，故虽系小邑，县人服饰之时髦不亚于省城”，还有民国年间编修的《汾阳县地理调查概要》上记载“西南乡人多在张家口、内外蒙古、恰克图等地贸易，东北乡人多在直隶、京津等处贸易，故衣冠服饰多杂各商埠之华丽，俗尚浅，重文艺，近竞好色”。

豪华的场面并不仅仅在节日和公众集会中能见到，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体现，精美的家具在任何体面人家之中比比皆是，紫檀、花梨木等稀有的木材在过去只是被制成手饰盒等小物件，如今被毫不吝啬的用来打造大件家具，当时的巨商曹氏家族为了庆祝母亲的生日甚至制作了这扇高达三米的大屏风，它由硬度很高的核桃木制成，象牙做为装饰，屏风的背面是由内阁大学士祁隽藻题写的古人治家格言，这样精美的艺术品即使在宫廷中也不曾见到，大富之家用奢侈来显示财富，平民百姓则享受着财富带来的轻松，直到今天山西许多乡村中妇女并不从事繁重的田间劳作，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照料家务，将生活环境料理得干净利索，这种风俗或多或少是由山西的重商风气造成的，这种风俗并不能看作是妇女解放的先声，因为它是以忍受长期的离别为代价的，作为商人的妻子，他们要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要比别的地方的妇女大得多，至今山西的民歌中仍保留着大量的描述这种痛苦的作品，它们都有着共同的主题，难活不过人想人，平遥妇女的命运具有很深的含意，那就是财富并没有带来人性的解放，除了物质上的满足之外，精神上山西商人依旧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是传统的，这种传统的力量使他们建起这样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市，在高大的城墙之后享受着欢乐也经历着痛苦。

和生活起居的考究相比，山西人在饮食上似乎比较单调，即使是晋商富甲海内之时，在山西也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种菜系，可是在单调之中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晋商衰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山西以两样东西闻名天下，一是醋，二是刀削面，这两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原料简单，加工过程繁琐，在北方以小麦为原料的调料、食品数不胜数，但其中名堂最大、讲究最大的都出自山西人之手，在这些东西中也体现着山西人独特的性格，用最简单、最不被人看重的东西做出最有滋味的调料，在看似人人都能上手一学就会的饮食上最到最精、最巧，最名动天下。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