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集  祸福之间（上）

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工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的荣耀。

马车的国轮碾过寂静的街道，此时的平遥城已经显露出一派富贵的气象，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十九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与票号相关的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的生意也都兴旺起来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相邻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票号自道光三年左右创办，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仅日升昌、蔚泰厚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在业务上票号也突破了单纯的汇兑，成为一种能全面承担存、放、汇业务的金融信用组织，基本上具备了现代银行的全部功能，当时山西票号一年的业务量将近五千万两白银。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江苏巡抚陶澍说“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借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得银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

晌午时分，雷履泰的马车驶进了日升昌的后院，六年之后，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当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票号交到继承者手中时他没有留下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票号的一切似乎都走上了一条平坦的大路，实际上老谋深算的大掌柜错了，票号的未来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它的命运和此后的整个中国的命运一样注定要多灾多难。

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当雷履泰的马车碾过平遥城中狭窄的街巷时，在广西桂平县的小村庄中一个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读四书五经，以便参加来年的科举考试，他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准备这次考试，此时在他的心中来自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较量。道光二十三年，当他第二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西方的上帝最终在较量上占了上风，从那时起他就宣称自已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在广西贫苦的乡村开始传播被他改造后的上帝福音。这些事情雷履泰以及所有的山西商人都不会知道，即使有所耳闻，他们也不会看出广西一个私塾先生的古怪想法会对自己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赵德馨：山西票号或者说整个的传统金融业，在太平天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原因就是太平天国是一些贫苦的、下层的农民、矿工、一些搬运工作、私塾的老师等一些下层的人，他们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那么他起义以后带着家属走，就必须要有吃的、穿的，就是说要军饷、要军需物资，军需物资怎么筹备呢？他有一个口号“吾以天下富食为库”。

咸丰元年一月，日升昌总号接到成都分号来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接着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太平军刚进入湖南，各票号就急忙命令汉口的分号做好撤庄准备，结果还没来得及布置妥当，太平军已占领汉口，各票号不仅损失惨重，甚至斥资百万修建的三晋会馆也毁于战火。一向从容大度、善于处理各种危机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咸丰元年四年，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员从战火并未涉及的广州撤回，在撤庄信中大掌柜写道“务必速归，早回为是，万不可再为迟缓，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清朝中叶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个时候晋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江南的稳定和经济，这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甚至欧洲的贸易，那么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茶叶等等，战争一起货源就中断了，运输就遇到了困难，这对晋商的发展的带来了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吸引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和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往往是存在晋商的票号里，但是南方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于是晋商就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起来以后，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将军说“南方商船，闻风裹足”，江南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徽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咸丰三年二月，各家票号在得知太平军即将攻占南京的消息时一齐向北京的分号发出了撤庄的命令，而这项命令引起的连锁反应却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大清咸丰三年二月初十，宫中的咸丰皇帝一天之内接到两个坏消息，太平军攻陷六朝古都南京，同一天京城所有商号几乎全部歇业。南京失守固然对清帝国打击很重，但京城的商业危机似乎更加紧迫，所有店铺的歇业不仅使昨天还是繁华的京城一夜之间就变得死气沉沉，而且城中一下子多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

原山西省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帐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由于银根紧缩商户周转发生困难，所以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平时京师的资金调度全凭票号负责，帐局负责资金接济，但战局恶化之后，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纷纷报官歇业了，携资数千万出京，致使汇兑不通、市场萧条，而其它商号也告贷无门。

咸丰三年四月，北京迎来了一个特别寒冷的春天，似乎天气也没有从两个月前那场萧条中缓过劲来，虽然朝廷用半强迫的方式挽留住了匆忙离去的山西商人，但这并不能缓解大清国内无粮饷、外无精兵的局面。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当时清政府财政十分紧张，维持前线的军饷、粮饷都很困难，当时清政府户部的存粮顶多能维持半个月的开销。

咸丰皇帝也还没有从刚刚平息的京城风波中缓过劲来，就又接到了这更让他心惊胆颤的坏消息，此时京城中一些大清国的官员却替皇帝想到了一个解决僵局的办法，他们都从刚过去的市场萧条中看到了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钱袋。

四月十一日，惠清王绵愉以密折的形式首先道破天机“风闻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籍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夷，若能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御史章嗣衡甚至已经列好了一份名单“山西太谷之孙姓富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五姓各三、四百万”。

咸丰三年十月，朝廷明颁上渝命令山西等地的总督巡抚劝令商人捐输军饷，这时候即使山西商人不乐于从事，恐怕也是天命难违了。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据史料记载，光是咸丰三年全国商民捐输的银两就达五百多万两，在这个数目里面山西商人捐输的钱就占了一半，这种捐输对山西商业资本特别是票号资本的积累和发展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山西商人在这种勒索性质的捐输中不能一无所获，日升昌的东家就通过出钱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更是不光为自己甚至为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名誉官职，如果说捐输只是暂时的事情，那么这种捐输换来的顶戴却对山西商人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他使一些创业时兢兢业业的杰出商人沾染了许多官场习气。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校刘建生：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起到法人地位，在这种无法人地位的情况下，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儿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很深刻地分析了这种影响“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修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无奈的是捐输只是山西商人与朝廷直接接触的开始，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还有很多交道要打。

编辑：李柘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