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大街上车辆不多，不存在塞车问题，也没有红绿灯。 （刘远/图）
“给中国带来影响最大的就是俄罗斯。”生于1953年的摄影师刘远，对苏俄的集体记忆不言自明：苏联的小说、歌曲和电影，是他们成长环境的一部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给刘远带来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影响。那些是亲切的文化符号。
真正踏上那片土地时，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刘远看到的是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趴在窗口专注吸烟的金发女郎，莫斯科红场的游客，以及走下台阶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人们的神情与世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红军塑像、在街头扮演列宁的“特型演员”，人们或许视而不见，但仍旧在现实世界中留存。
俄罗斯的不同面貌，都被刘远用镜头记录下来，出现在《红色影像之旅》画册及同名展览中。从2008年开始的大约六年时间里，他拍摄了21个曾经的与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2015年4月起，这些“红色影像”在北京798艺术区的映画廊展出。
一部大约18分钟的短片，于展厅一侧的狭长放映室循环播放。短片开头，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老者向划船的年轻人讲述英雄主义往事，在明暗的天色映衬下，气氛悲愤却不无希望。短片末尾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尾声，即将离开的德国军官冯·迪特里希上校远眺着萨拉热窝，落寞地向同僚讲述惨败带来的领悟：“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
1970年代，还是水泥厂工人的刘远就开始摄影。每月只有三十多块钱工资，他省吃俭用，买了一百多块钱的相机，还订了几本摄影杂志。在他的印象里，相机唯一的用处是拍纪念照，拍照对象就是家人或特别要好的朋友。“拍一张都心疼。”可是珍贵的照相机偏偏在漂泊中被盗。
1988年，刘远结束了十七八年的国营工厂生涯，“下海”去往即将建省的海南。他干过很多活，摆过摊，卖过烤鱿鱼串，也做过长途贩运，跑过业务，推销过产品。“只要能活命，干啥都不重要。”他很长时间没摸照相机，“就算有照相机，哪里有心思拍照啊。你是解决明天吃饭的问题要紧，还是去拍照要紧？”
再往后，他逐渐攒钱，开起了公司。2005年左右，他把公司交给儿子，“开始带着老伴，游山玩水，不务正业”。
在那些与既有印象不同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与当地人交流，接触的有普通人也有名人，刘远发现，年纪较大的普遍怀念过去，大多数人牢骚很多，认为新体制有种种弊端。
2008年，刘远在平遥摄影节上结识了策展人那日松。2012年，他们在平遥摄影节上合作了展览《红色影像之旅》，刘远因此获得新闻报道类优秀摄影师奖。不过，展览原先拟定的标题《拍摄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并未实现。
那日松出生于1967年。他认为，自己这代人与刘远他们并不相同。他看到了刘远那一代人的青春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觉得他们在回顾时显现出更重的情结。
几年前那日松参加了在满洲里举办的中俄蒙三国摄影节。蒙古包中，酒过三巡的中俄摄影家开始赛歌，俄罗斯人居然败下阵来。中国摄影家中许多人与刘远年龄相仿，他们耳熟能详的苏联歌曲，那些俄罗斯同行根本没听过。
那日松让编辑在短片的末尾写了一句话：“向我们曾经的理想致敬……”
美国的联系图片社创始人罗伯特·普雷基担任了这次展览的艺术顾问。1960年代，在巴黎上学的普雷基曾前往东欧旅行，“铁幕”激起了这个美国人的好奇心。他希望理解“铁幕”背后的世界，却面临着管制与语境造成的种种障碍。所以，他很看重刘远代表的“中国的视角”。
普雷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刘远“独立，心灵自由，好奇心强”：“不会有很多人像他这样，试图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时代，在你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已经很难去调查，重访过去就更加困难。”
朝鲜当然是刘远重要的拍摄地。他前后去过两次，1997年在朝鲜拍照时，刘远想拍摄街道或行人时，都会被严厉制止。2008年，十一年过去后，他明显感到了宽松，规矩变成了“在市区内可以拍，出了市区不要拍”，甚至他在城郊接合部的抓拍，也没人干预。街道上也见到有人摆摊了。
“可拍的东西很多，举起相机再去寻找，和想好以后有策划地去拍，有很大的区别。”殷德俭认为，刘远的摄影对摄影师们有启发作用，因为这些“红色影像”实际上并没有政治符号化，因为这些国家都对中国游客开放。“他看到的东西，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