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牛顿
从词义的角度来说，色情与性，绝不是同义词，亦非近义词。然而，在日常道德话语的蔓延轨迹里，它们因使用不当而被等而视之，语义的差异性被两者之间含混而暧昧的外延纠缠不清着。客观而言，色情乃是对于性进行想象的方式与结果。想象方式不能替代实践方式，想象结果也并非实事本身。尽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欲望而言，画饼充饥与望梅止渴要远比实际上消除饥渴的食物与水更能令人满足。对此，法国哲学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他的名作《论色情》中就提出：色情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某种心智结构，它不依赖于实际的客体对欲望造成的诱惑与实现，而是建立在主体自身的想象方式和欲望趣味之上。?亦即是说，色情与真实的性没有太大关系，它并不在意实际的行为，而只诉诸于虚构的想象。
马奈《奥林匹亚》，现代的色情与裸体之争始于这幅名作
色情与性的话语之辩，一旦映射到艺术领域，就成了色情与裸体之争。在漫长的古典时代，绘画作品中充斥着取材于“两希文化”（希伯来圣经与古希腊神话）的裸体形象，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道德评判始终对此难以置喙。奈何等到马奈（Edouard Manet）的名作《奥林匹亚》亮相巴黎艺术圈时，却匪夷所思地迎来了一片诟病与诘骂之声——素来浪漫成瘾的巴黎人，居然一反常态地指责这种裸露太过色情了。必须注意的是，裸体与裸露在语义上同样存在天壤之别。所谓裸体，是原本就没有穿衣概念的原始状态以及并未刻意除却衣衫的自然状态。不论是原初时伊甸园里的亚当与夏娃，还是古典绘画中的古希腊诸神，皆是如此。至于裸露，情况则大为不同，乃是当穿衣遮羞已成社会规范之时而非自然脱去衣物的异常状态。换言之，裸体是既不知穿衣为何物，也就无所谓脱衣为不雅；裸露则是明知有伤风化，依然主动选择赤身裸体。裸体不会招致色情的凝视（就如同西方广为流行的天体海滩上，色情反而是不自然的），但是裸露则将导致色情。这也正是马奈屡遭攻讦的原因所在。
赫尔穆特·牛顿 1976
马奈为自己的辩护是无力的。他竭尽所能地自述他画面中的也是裸体，而非裸露，却并不为他人所信服。倘若他的朋友里有一位叫作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的后世摄影师，能够为他仗义执言，想必定能为解除这种道德围殴的尴尬窘境。事实上，牛顿也曾面临着和马奈同样的困境，历史上从没有人指责委拉斯贵支的《镜前的维纳斯》低俗，却对他近乎同构的摄影作品横加指责。对此，他的反击与自辩颇为直接有力——“在我的字典里，艺术就是个下流字眼”。
委拉斯贵支，《镜前的维纳斯》
赫尔穆特·牛顿，《After Velazquez》，1981
赫尔穆特·牛顿，这位不把艺术看得高于生活、也不把下流看得低于生活的摄影师，素来以充满色情气息的时尚摄影著称。1920年，他生于德国柏林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经营着一家大型按钮制造工厂。由于家境优渥，年仅12岁的他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照相机，16岁正式开始了摄影学徒生涯，随后跟随一位擅长时装人物肖像摄影的女摄影师工作。纳粹上台后，盖世太保如同猎狗般的嗅觉，很快就闻到了牛顿的犹太血统，他不得不随同数万流民赶赴远东的安全地带。1940年，牛顿几经辗转来到澳大利亚，并选择在此定居。8年后，他与演员兼摄影师的琼·布朗尼结婚，立志要开启凭借摄影重返欧洲的旅程。不久后，他就如愿以偿地成为多个国家不同版本《Vogue》杂志的专用摄影师，又数度成为《Marie-Claire》、《Elle》、《Queen》、《Nova》等时尚杂志封面人物的摄影师。
1967年为《Vogue》拍摄的照片，模仿希区柯克《西北偏北》中经典镜头，模特则是牛顿的妻子
牛顿镜头里经典的《花花公子》兔女郎形象
若按今时今日的观点来看，摄影与时尚挂钩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就如同色情是想象性的方式，摄影也是最能够想象时尚的方式。然而，在20世纪中叶，虽然西方社会在战后迎来了时尚媒体发展的井喷期，但是对于摄影师这份职业而言，它终究难以让他们跻身名门正派之列。理由无需赘言，摄影从最初的新闻性与纪实性发展到以艺术性和人文性为指向，经历了漫长的观念沉淀，谈论摄影的方式也只能拘泥于此。至于短暂的、偶然的时尚风潮，显然让知识分子们不屑一顾。牛顿是这种观点的“持不同意见者”，他表示，“知识分子热衷于讨论摄影的意义，于是摄影师按下快门的手越来越犹疑，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可能导致摄影两极分化，到最后只剩下两种人：新闻摄影师和哲学家”。因此，他毅然选择开辟摄影的新领域——时尚与人体。
时尚摄影总是感染着或多或少的性意味。
在比较日本与西方的时尚符号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曾提出：日本的性只存在于性之中，不在别处；而西方到处都是性，唯独性里面没有性。赋予一切事物以性幻想的意义，并借此种用视觉来撩拨欲望的方式，它是性化的却不是性的，是色情的而不是性的。这就是深植西方文化内部的时尚秘密，而牛顿自然深谙此道。在他的镜头里，无论是人物的神态、姿势，抑或是服饰的样式，几乎无一例外通过暗示而指向了性，却又从来不直言性本身，更无任何与性交直接关联的内容。换言之，牛顿的镜头语言里更多的是性的隐喻（譬如渔网袜、吊带丝袜、丰满的臀部等等），而非性的换喻（譬如直接拍摄性交动作或裸露的性器官）。
牛顿偏爱拍摄那些穿丝袜的裸臀女人，这与性保持着似有若无的关联性
牛顿迷恋的是裸体的抽象感念，他的摄影并不以具体的女性性征为特点
一切都被想象成性化的，这即是色情。这种欲望方式横贯了牛顿的整个童年生涯，可谓是他的“童子功”。据说，他的母亲对他存有某种类似异装癖的嗜好，总是让他留着女式头发去上学。这在牛顿心中种植下了幻想女性的种子。后来，牛顿渐渐养成了窥视欲，总是在保姆出门换衣服前潜入更衣室，躲在暗处好奇地打量保姆半裸的娇媚身姿。据他自述，早在3、4岁时，他就已经开始离奇地迷恋上女人。更有甚者，在母亲每晚外出赴宴前，经常身着绸缎低胸晚装来亲吻他的额头。当柔软的胸脯紧贴着自己时，他总是感到莫可名状的兴奋与快感。在他仅仅7岁时，就已习惯了缠着兄长打听和妓女厮混时的感受。
女性、裸体、性，它们构成了牛顿摄影中欲望词根的三位一体。当第一次抓起属于自己的照相机时，年仅12岁的牛顿终于迎来了将幻想经验转化为艺术实践的机会——他迫不及待地让女友穿上母亲的低胸晚礼服，在镜头前根据他的指令搔首弄姿，以便他用镜头来回味对于母亲／女性的性幻想。这种欲望纠缠于他初学摄影的学徒期。关于这种欲望，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ques Lacan）对它的界定颇有见地——欲望就是以幻想的方式不断接近目标，却既不抵达它也不获得它，因为一旦获得，欲望也就消失了。这种欲而不得的色情感，几乎就是牛顿的摄影宣言。据说，在他15岁生日时，许下了人生的三大宏愿：照相、女孩和游泳。幸而父母的开明并未对此横加阻拦，这才得以让他一生得偿所愿。
牛顿和妻子在摄影室里拍摄镜子前的模特
牛顿拍摄的莫妮卡·贝鲁奇，半遮半掩之间极尽性感
严格来说，牛顿从少年时期就习得的摄影术直到60年代初才真正大放异彩。在自传中，牛顿把那个时期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理由竟是时尚摄影的地位大幅提高，时尚摄影师的待遇也水涨船高，他从中品尝到摄影艺术无限丰富的创造性。当时的他奔走于欧美的各个国家，但凡是重要时尚杂志的出版地，就必有他的身影出现。正是涉足时尚圈之后，牛顿的身边永远是美女云集，其中不乏以性感著称的艳星。此举既使得明星丰富了向导演展示魅力的私人相册，同时也让牛顿的拍摄酬金频频上涨，可谓是相得益彰。
功成名就之后，牛顿直言不讳地把他的摄影归结为一种“窥淫癖者”（voyeurism）的艺术。他敢于面对自我欲望的勇气，影响到荒木经惟等摄影师的创作，但在当时毫无意外地再度招致非议。反对者将他的创作批判为“男权意识萌发的低俗趣味”，拥趸们则称他为原本平淡无聊的时尚摄影别开生面。尽管众说纷纭，但是牛顿本人倒对此安之若素，再一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回应了质疑者——?“我就是喜欢粗俗。我对坏品味有浓厚的兴趣——它比那些假想中的好品味令人激动的多，后者不过是人们看待事物的一种标准化了的方式而已”。
被鳄鱼“吞噬”的裸女，牛顿屡屡拍出这种惊世骇俗的创意
只不过，久而久之，牛顿反抗他人标准化的照片成了一种以他命名的标准化。裸露而不直接暴露、不含性却指向性、看似低俗却满足中产阶级欲望……所有关于色情的想象都能在牛顿照片里那些半遮半掩、半推半就和欲拒还迎的中间地带内获得极大的满足。若要问为何这样才是性感，答案或许依旧可以问那位洞穿了时尚秘密的罗兰·巴尔特。他在一篇分析巴黎脱衣舞的著名文章里曾说：女人在脱光衣服的刹那间被剥夺了性感。脱去衣服要比原本就不穿衣服性感，这不只是巴黎脱衣舞的秘密，何尝不也是牛顿的秘密呢——色情永远只是想象的经验，它得到的不是一具性事之中的裸体，而是在尚未开始性事之前，若隐若现的暗示，并且永远不实际获得任何性经验。
关于专栏：图像经验史
在桑塔格看来，摄影的本质只是一种证明；在巴尔特看来，它是一种新奇感；在本雅明看来，它则是一种可复制性。倘若综合三位理论家的观点，不妨把摄影理解为是一种证明新奇经验，并且使之以图像形式进行复制传播的技术手段。换言之，摄影事关经验，基于技术和美学主导的摄影史之外，必然还存在某个隐秘的图像经验史。它所关心的是——怎样的物质性与观念性的文化基础构成了某种经验赖以生长的土壤，并且它在何种摄影技术和美学的主宰下以图像的形式被呈现并传播。
关于作者
刘旭俊，笔名刘化童，“用左手以笔名写诗，用右手以真名写批评”，同济大学哲学博士在读，空艺术APP首席内容官，著有诗集《往世书》。
（编辑：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