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全作品：三毛

肖全作品：杨丽萍

肖全与马克·吕布

　
肖全作品：张艺谋

　　肖全拍的照片比他自己这个名字有名，相关他的那些赞语也是，比如“他拍谁就是谁这一生最好的照片”、“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都是微信时代标题党们的爱物。

　　肖全在摄影圈内外的知名度，来自于《我们这一代》——一本早在1996年就出版的大型摄影集，里面囊括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今日文学艺术界的众多风云人物，如王朔、三毛、杨丽萍、姜文、何训田、谭盾、北岛、顾城、王安忆、史铁生、王广义、吕楠、陈村、崔健等等——在他们还远未如今日般大牌的时候。当年，为了拍摄这些照片，年轻的肖全走南闯北，用了十年时间来完成。

　
肖全

　　11月3日晚，57岁的肖全现身北京某直播，18分钟匆匆地跟大家分享了一堆片子，为赶飞机又早退了。他20岁出头时当海军航空兵时的靓照引来了现场少女尖叫；紧跟其后出场的戏剧导演田沁鑫有点恍恍惚惚的，直言自己“还没有从肖全的演讲里反应过来——再没有比记录过一个时代，更让人觉得应该感恩的了”。

　　这些日子，肖全正在南昌、金川等地到处跑，从红都飞机制造厂的老人拍到母系氏族部落的藏族美女。它们将和他之前几十年拍的众多肖像一起，亮相将于12月20日在杭州的浙江美术馆开展的“肖全肖像摄影作品展”。“因为我拍肖像是1983年从这个城市开始的，拍的是上影厂的一帮前辈，”肖全这样告诉记者，他还透露：“《我们这一代》全球巡展第四站，明年也会在欧洲开始。”

　　1 易知难后来幸福吗？

　　易知难，是一个重庆女孩，1990年时23岁，歌唱演员。“我们这一代”被拍的所有人里属她名头最小，但有媒体说：“在肖全的女性系列中，易知难的肖像是最为人们喜爱和熟悉的照片之一。”

　　“1988年，成都的大街上我常看见两个穿牛仔衣、披肩长发的女子，骑着自行车很拉风。后来知道她们是好姐妹，其中一个叫易知难。我参加过一次易知难的一次生日派对，那天她很开心地打着手鼓在音乐下忘情摇摆，何多苓、刘家琨、朱成、欧阳江河，一个比一个疯地跳舞。”肖全那时是诗人、艺术家圈子里的“小兄弟”，乐于日日跟他们混迹一处。

　　1990年五一那天，易知难去肖全家玩。突然想起说：“肖全，老子认识你这么久，你居然还不给我拍照片？”肖全一想：对啊！那就今天嘛。

　　易知难给了肖全50元钱，陪他去买了一盘保定（乐凯黑白胶卷）盘片。他们又一起去科甲巷最时髦的服装店买了裙子。回到易知难在四川舞蹈学校的琴房，她换上那件蓝底白点的裙子开始化妆。肖全在窗下桌上为《中国摄影家》杂志写崔健的图片说明。

　　过了一会儿，“我一扭头，知难儿的妆化好了，坐在钢琴旁点燃了一支烟。看见她眼里好像含着泪水，我没问，拿起相机对她按快门。一口气我们拍了7个胶卷，几乎没有说话。”

　　这一年冬天，肖全第一次展出了易知难的这张照片。“这照片让很多女孩发疯，她们说一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看完这张照片，你会觉得，她区别于你周围10公里以内任何一个人。”

　　“她现在在哪儿？她后来幸福吗？”20年后依然有人托我打听易知难。肖全说：“后来她的生活发生了不少改变。其实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重庆妹儿，一生就为爱情而来。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她还是那样美丽、爱说爱笑，偶尔冒出一句‘老子’来。这些年知难儿再不出来疯了，平静地生活在成都。”

　　2 四年飞行员的经历有什么用？

　　拍易知难的1990年，肖全30岁，已经在成都拍过诗人翟永明、摄影家高原，还有崔健的“为亚运会募捐100万”摇滚巡演（成都站），以及9月到来的三毛。

　　这一切的缘起是1988年一份由数页复印件构成、每期仅印数二十余的“杂志”——钟鸣、赵野办的《象罔》。肖全看到的是第二期，内页一张诗人庞德的照片让他移不开眼睛——典型的欧洲绅士，礼帽、大衣、细方格西装，手持一根拐杖，走在石子铺成的路上。“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庞德晚年的这段话印在模模糊糊的照片下。

　　肖全一下子就被击中了。之前他很少看到这类照片：平实不刻意，却又充满神话感。深邃、无尽的孤独，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我仿佛接到一个旨意：去给更多的人留下这样感动自己又感动别人的照片吧。”肖全找到了自己和手中相机的方向。

　　1959年生于成都的肖全，高中时就喜欢画画，而且画得还不错，颜值又高。高二时，一个同学拿到的两份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曾经让他激动得不行。可是最终，他还是去当了海军航空兵。

　　先在青岛二航校学了两年飞机发动机、空气动力学。然后在天上飞了四年。“我一点不后悔那四年没有在学校里，而是在天上、在部队里。因为我得到了另外一种学习——跟大自然学习。”

　　肖全总爱说起一段经历：“有一次飞行路过北京去太原，在8000米的高空，看北京城就像一个盆景。四周燕山环绕，感觉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盆景’埋了。想想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历朝历代定都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他觉得在天上飞行真的可以重塑一个人的世界观。

　　1980年春天，在部队的肖全收到父亲寄来的180块钱，那是父亲近两个月的工资。“我当时的军饷是每月9块钱，这是家里省吃俭用给我的支援。”好容易等到那个永生难忘的星期天，他天不亮就跑去火车站，坐火车到前门的一家商店，买下有生以来自己第一部相机——海鸥205，169元。“从那一刻起，一切都不一样了，我突然获得了一种希望和权利，制造影像的权利。”

　　3 身边人个个“武艺高强”是什么感觉？

　　1984年年底，肖全离开部队回到成都。

　　“脱下军装，很快，我成了成都文化圈子中的一位小兄弟。那时成都有不少活动、展览，我抱着一个录音机，常去听那些人讲课。比如欧阳江河，我第一次从他那里知道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以及那些不朽的戏剧作品，比如《等待戈多》。那个年代的人脑袋很空，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打仗的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电影外，没看过别的。欧阳江河还给四川那帮玩摄影的点评作品，我听得目瞪口呆。

　　“1986年冬天，北岛和顾城来成都参加星星诗歌节，也是欧阳江河提议去我家做饭吃。那晚在我家听北岛讲了很多新鲜事。”

　　“身边到处都是朋友，并且个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的黄金般的日子里，肖全的头发也慢慢留长了。赵野记得他们的初识：“1988年我回到成都，钟鸣就带着我去找肖全，要他为我拍照片。我见到的肖全，帅得过分，却单纯透明，如一泓清水，对于美和名气，有一种匍匐在地的欣赏和仰望。”

　　那时他们都那么年轻，对所有事物都好奇。“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听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首歌时内心都是很骚动的，总觉得自己要干大事。”肖全“为文化艺术人造像”的想法，迅速得到来自白桦、吕澎、万夏、何多苓、何训田等人的各种鼓励和支持。

　　1991年，吕澎以帮助新版《艺术·市场》杂志宣传发行的名义，给了肖全1000元人民币，让他能够坐火车去武汉、长沙、南京、上海等好几个城市，拍摄了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

　　“如果说父亲给了我一个武器（相机），那么从母亲身上学到的真诚、善良和谦卑则是另一个法宝，它让我赢得了这个世界的爱和大家对我的信任。”肖全这样理解自己的幸运。

　　4 刚开始怎么知道要拍谁？

　　1991年夏天，肖全辞掉了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电教室的安稳工作，背着一个美军行囊，开始走出四川，广结天下英豪。

　　问他，怎么知道应该拍谁、谁值得拍？

　　一开始，他自己没有选择，“朋友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比如1991年8月在长沙，何立伟看了他带去的照片，认为照片很有感觉。“他热情地帮我联络朋友，告诉我残雪的家在哪儿。他用钢笔在长沙市文联的稿纸上慷慨地赞美我，热情地为我写信给苏童、叶兆言、陈村……”

　　经常是，某个拍摄对象或者一起喝酒的朋友说“那个谁谁谁很牛，你一定要去拍他”，然后抄起电话就帮他联系，或者索性带他就去。

　　比如去北京格非家拍照片，去之前肖全完全不知道格非的任何信息，连他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这种拍摄对肖全来说，会带给他无比的刺激和一丝丝的恐慌，“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是否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完成你的工作。”后来他才知道格非是中国极其重要的先锋作家，其1988年的《褐色鸟群》轰动文坛。

　　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肖全这里，有时候是一把钥匙帮他打开了无数的锁：吕澎为他打开了美术界的大门，何立伟为他打开了文学界的大门，北京的王斌则为他打开了电影界的大门，不少作家也是王斌所荐。

　　比如余华。“那天从王斌家出来，开始下大雪。很快漫天飘落的雪片就把地面和房顶都染成了白色。路过团结湖公交站，我请余华停下。王斌很喜欢看我拍照，他一个劲儿地跟余华说，肖全咱铁哥们儿。余华提起衣领，把头缩进去，嘿嘿地笑。”那是1993年，余华前不久才和张艺谋合作拍了他的小说《活着》。

　　去拍刘恒，刘恒一副老大哥的样子，听说肖全也是海军出身，热心地帮他给王朔打电话，最终说服王朔接受肖全的拍摄。“他说，肖全也是我们海军的，是我很好的小兄弟”。

　　拍刘恒那天还有一个细节，刘恒打电话订来饭，然后自己做了点汤。“他指着一个茶缸上吃剩的大饼说，这是张艺谋留下的，他刚出去……”肖全拿出相机拍了一张老谋子的大饼，“没见着人，也算看到了他的食物。”

　　后来1994年深秋的一天，王斌给肖全打电话，说张艺谋在苏州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肖全去跟了整整一部戏，历时半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拍摄。

　　5 “能让我重新出发的人在哪儿？”

　　“肖全属于孤独者。他经历了自己人生最大的转折，为了将一代人——那些个人的那一刻囊入我们的记忆中，他东奔西突，将脆弱的身体蜷在散发尿臭的火车道上，把抒情的心灵耗了不少在异乡的黑暗、孤寂的旅店、拥挤的汽车、粗糙的食物以及寻访和等候中，他像一个小精灵似的，不知不觉就渗入了那些孤独者的隐秘世界。”这是诗人钟鸣1992年初对肖全工作状态的描述。

　　肖全很有女人缘。1993年他去上海拍王安忆，第一次见面就得到陪她去菜市场买菜的礼遇。看了他给她拍的照片，王安忆说：“这是一张很特别的照片，是过去没有过的，我喜欢！”他们一起聊了不少话题，包括女人。肖全没想到王安忆听他说了他的经历和现在的状况，会突然正告他：“你还是不要去找女孩子结婚，那样会害了别人的。”

　　肖全跟杨丽萍的合作是近乎神话。在认识杨丽萍很久之前，肖全就“预感到有一天，她一定会站到我的镜头面前来”。结果，1991年10月杨丽萍真的主动联系他了，因为她看到了肖全刚出版不久的《三毛摄影专辑》。而他们的真正见面，又等待了一段时间，直到第二年的四月。

　　肖全说那是对于他十分特殊的一天，上午正式办理完辞职手续，下午就登上一架波音飞机直奔北京。“当飞机离开地面腾空而起时，我告诉自己，新的战斗开始了。”到北京时天已经黑了，杨丽萍在机场接他。那是他做职业摄影师接的第一单活儿。那次拍摄，他们去了天安门、金水桥、故宫红墙边，以及长城和康西草原。

　　慕田峪长城上杨丽萍那张照片很有名。那天，肖全小心翼翼地把身裹巨幅绸布的杨丽萍扶到她执意要上的烽火台上，对她万般叮嘱：“风很大，你千万不要往左边倒。”——左边就是悬崖。肖全退到远处，冲她一挥手，杨丽萍手中比她身体长出几倍的绸布一抖开，便像一匹惊马在风中狂舞。“天蓝得可怕，太阳明明白白地照着。我双膝跪地，从镜头里仰望着丽萍，我被这一奇景逼得喘不过气来。”多年后，肖全说起这一幕依然屏息。最后，当他终于把杨丽萍安全接回地面，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拍拍她的肩，她拍拍我的背，我们谁也没说一句话，可我们都明白，我们做了什么。”

　　后来马克·吕布看了肖全跟杨丽萍的合影，问：“她是不是你女朋友？”肖全说“不是，我们是好朋友”，马克·吕布挤挤眼冲他笑。而杨丽萍当被问起为什么只给予肖全机会记录她生命中的历程和珍贵瞬间时说：“我和他太熟悉了，对他没有任何防范，没有任何紧张，他就像我身边的一株草、一棵树，或是一朵云。”

　　已经57岁的肖全至今仍然单身。年轻时他理想的爱人是一张著名照片《迎风》里那样长发飘逸、眼神充满内蕴的姑娘，肖全觉得她“挺有力的，因为我要到处跑，她能镇得住我和家”。多年后他总是提起马克·吕布说的一句话：“当我遇到我所爱的女人后，她令我重新出发了。”肖全问：能让我重新出发的人在哪儿呀？

　　6 凭什么是你在说“我们这一代”？

　　1996年，《我们这一代》正式被出成了一本书。

　　“在我心中，我一直认为书中的这些人物，是对中国文化艺术有推动作用、有独立思考能力、是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正是这一代人开花的时候。”肖全很庆幸他给这一代人在那一刻，做了如此的记录。

　　他自言有时候，把这书从抽屉里面取出来在桌上翻看，他自己都吓一跳——“凭什么是你在说‘我们这一代’？你算老几呀？可是这又的确是我做的事情。”

　　1991年，肖全在何多苓家认识了台湾朋友刘仁裕，看了他的照片，刘仁裕说：“天呐，你拍得这么好，我一定要帮你联系去台湾做展览”。后来还真给联系成了。“我那时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人民南路有大钟那个楼（电报大楼）里去跟他打电话。那个时候通讯很不发达，经常是他跟我说好下一次接电话的时间，比如下个星期五的晚上8点钟，然后我那个时间在电话那儿等。”这样的细节听上去超有年代感。

　　“1991年12月7日-19日，台北，爵士艺廊，大陆青年摄影家肖全的个人展览在这里举行。影展中的45幅照片不仅使台湾同胞一睹大陆青年艺术家、作家、诗人的风貌，而且也使肖全成为大陆摄影家在台湾举办个展的第一人。”这是《文汇报》当年的报道。

　　其实严格来说，肖全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个展是在成都的一个咖啡馆。那是1991年5月，三毛刚刚去世不久，肖全做了一个三毛主题的个展。

　　2014年12月27日，肖全《我们这一代》大型个展在成都举行。现场群贤毕至，肖全感慨万端：“展览就绪那天，有个团队在拍我的纪录片，展场里那些影像那么整齐地在墙上，它们的影子投在光亮的地板上。我坐在那个地上，很难形容出来当时那种感受，跟在书上翻看他们的照片不一样，你觉得他们好像就在现场……真的不一样。这件事情是你做的！那个时候你真感到，太棒了！”（文/吴菲）

　　（编辑：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