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Vista看天下的一篇文章，将“县城大小姐”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这指的是一群逃离大城市回到老家，过上朝九晚五稳定生活的女孩，在原生家庭的支持下，即使拿着三四线的工资，也依然能保持北上广的精英白领的生活水准。
但不久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回到的，也并不是一个田园乌托邦。
这次，拦在岁月静好路上的绊脚石——
不再是工作和房价，而是婚恋。
一、躲开了大城市的工作焦虑，就躲不开小县城的催婚压力
看见自己留在县城的闺蜜们，北上广深的打工女孩们突然觉得大城市的生活不香了。
明明都是毕业不久的年纪，闺蜜们已经开上了Mini Cooper，住上了百来平米的大house，用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每根头发丝都散发着精致。你看着她们在无竞争状态下浸润出的松弛感，又看了看自己散发着疲惫的黑眼圈，突然就明白了一句话：
这个世界不只有远方和苟且，还有眼前的诗。
不过，真实情况可能并不像上文描述得那样无忧无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离开城市回到县城，不过是从一个围城进入另一个围城。
一个生活节奏越慢的地方，人生节奏反而会越快。如果你是一个25岁研究生毕业回老家找工作的大学生，那么你可能面临的第一个震撼，便是得知自己的初中同学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妈了。当年一起上课开小差的朋友们已为人父人母，你还在因为晚上熬夜打游戏，被妈妈拎着耳朵骂。
乡里乡亲们看多了这样飙车进入人生新阶段的年轻人，自然会对“大龄单身“的你千催万促。
小县城拥有大城市没有的安逸和舒适，却没有大城市的多元和包容。被催婚是县城大小姐躲不开、绕不过的命中一劫。并且，没有了读书、考研、工作这些逃避的契机和借口，这个原本只有过年才需要承受的折磨变成了一种生活常态。
催婚并不一定是雷霆万钧式的，它更像是潜伏着的不讲武德的怪物，在你大意的时候就出来偷袭。无论是家人亲戚，还是同事朋友，甚至是路口乘凉的大爷大妈，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向你发出：“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结婚？“的灵魂拷问。
当然，婚恋困境并不只在县城。一份针对“Z世代”的婚恋意愿调查显示，“Z世代”青年结婚意愿呈现下降趋势。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婚姻数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20～29岁处于婚姻状态的人群比率为69.2%，将比2013年下降8个百分点。而其中，女性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婚姻犹疑态度，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
据国家民政局数据，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从2013年的1346.93万对下降至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晚婚成为常态。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适龄单身人口不断上升、结婚率和生育意愿下降，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由此不难想见，年轻人与家长之间因催婚展开“猫捉老鼠”的游戏已是社会常态，只不过县城女性因为离父母更近，所以受到的催促更频繁;因为县城对女性年龄要求更加苛刻，所以受到的催促更急迫。
如果说，一年被催婚一次还能拿出来笑侃，那么天天被催一定会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毕竟，没有几个人可以真的做到下班回家准备舒舒服服刷剧的时候，听到老妈的长吁短叹而无动于衷。小县城的年轻人，只能或与之抗争，或与之妥协。
这件事最难处理的地方在于，通常催婚最急，给予压力最多的，恰恰是最亲近的人。但同时，又因为代际之间成长环境的迥异，争吵往往只能伤害感情，而不能促进理解。
对家长来说，人生就应该按部就班地过，错过年轻时找对象的窗口期就会孤苦一生;而年轻人早已接受了“结婚生子不是人生必选项”的观念，如果一个人也能过的很好，为什么非要找一个人相互内耗？
所以，即使是那些表面上看工作稳定、生活富足，不该再有烦恼来沾边的县城大小姐，也可能因为催婚和父母吵架，坐在父母掏钱买的BBA里，心里想着世界毁灭吧。
二、相亲只能产生婚姻，产生不了爱情
在小县城，选择不结婚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这里是熟人社会，每家每户的私事都被摊在阳光底下。并且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中，不婚不育还需要面临沉重的道德谴责。
当然大多数人并非不想恋爱结婚，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心动嘉宾，不想将就。
不过事实是，希望在小县城找到一眼万年的Mr.Right，其难度并不亚于在大城市拿到百万年薪走向人生巅峰。县城的常驻人口不过数十万，对于从小在这长大的人来说，身边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张面孔。转角遇到爱的概率，远大于转角遇到前任。如果再加上一个见到陌生人就尴尬，不愿主动社交的性格，可能唯一的脱单途径就只剩下相亲了。
哪怕是相亲，碰到自己小学、初中、高中同学，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方对你知根知底，还知道你上学那会追了几个男孩、女孩，给谁送过奶茶、买过早点。好不容易碰到几个不是自己同学的，还得又陷入“前任”和“朋友的前任”的怪圈里。
曾以为年少的自己放弃了一棵树，还能收获整片森林，结果人到婚龄，发现原来森林里本来就没有几棵树，绝大多数还已经早早被人承包了。
即使不会遇到熟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相亲也不是一种美好的体验。这是一场目的明确的“婚姻买卖”，每个人都依据着年龄、身高、相貌、经济条件等维度被明码标价。“银行职员、月入过万、有房有车、大学本科”……许许多多年轻人被框定在这些标准化的空洞短语中，张贴在县城某个公园一角，像极了超市货柜上一排排陈列着的商品，没有面孔，也没有情绪。
就像是商业广告存在虚假营销一样，那些在媒婆嘴里被夸出花来的“优秀青年”，可能只是个被过度美化的幻象，具体如何还是要“以实物为准”。媒婆口中“长的精神”，潜台词可能是五官齐全;“心直口快”，大概率是个钢铁直男;“见过大世面”，极有可能只是去大城市打过工。媒婆们也许从未在职场摸爬滚打，但一定深谙求职简历的书写套路。
更何况，像“性格”这样的软性指标并不能被量化，两个人相处的“来不来电”只能全凭造化。对于还没有完全向现实妥协的年轻人来说，在相亲之路上一路狂飙最终可能颗粒无收，毕竟婚姻还是应该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说来说去，相亲或许真的能带来一个优质的结婚对象，但若渴望在相亲里寻找爱情本就是缘木求鱼。相亲是理性的选择，而爱情是感性的产物。常常见到社交媒体上，深陷婚恋焦虑的县城年轻人发帖求助。他们将相亲对象们的各项条件一一罗列，从年龄、身高、体重、颜值等基础信息，延展到家庭背景、工作性格，不一而足，有的甚至画成excel来横向对比，让素未谋面的网友帮助挑选。
但当人们将彼此的条件陈列出来，反复比较时，就已经杀死了可能产生的怦然心动。
在传统式相亲屡次碰壁之后，县城的年轻人们开始使用约会交友类软件。
这类软件的交友属性介于微信和相亲网站之间。和熟人社交的微信不同，约会交友软件会不断向使用者推荐新的聊天对象，扩大使用者的社交圈;和直奔目的的相亲网站不同，约会交友软件的侧重点还是在“交友”，而不是“结婚”，还保留了相互试探的余地。
相比传统式相亲，约会交友类软件既能够帮助寻找合适的约会对象，让双方有循序渐进的了解阶段，也能顺便拓宽社交圈。这类软件高效的产品机制促使其吸引大量用户，从时髦人士的尝鲜品，延伸到不同圈层的必备社交产品。大学生爱用“她说”，职场人士喜爱“青藤”等，县城青中年则喜欢“心遇App”。中国某研究机构去年10月开展的调查中，8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过这类软件。
过去几年来，约会交友类社交软件在中国蓬勃发展。据《纽约时报》报道，2022年在中国下载量超过1000次的约会App从2017年的81款猛增至275款。与此同时，2021年中国约会和社交网络公司获得的注资超过53亿美元，这个数据在2019年是3亿美元，涨幅惊人。
在社交软件苦苦寻觅更好盈利模式的当下，1对1模式的约会软件率先抓住了年轻用户婚恋交友的真实需求。以上面提到的心遇App为例，在我们和心遇App相关人士的沟通中，对方表示，心遇这类1对1模式社交类产品的走红，就在于找准过去被市场忽视的城镇青年群体，着力于帮助下沉人群小镇青年脱单。
该心遇App人士表示，心遇目前已经帮助大量小镇青年找到真爱，其中领证，晒娃的不在少数。同时，心遇通过举办线上婚恋活动帮助城镇用户交友，例如联合相关婚姻协会推出情人节专题节目，邀请婚恋与心理专家分享婚恋相处问题。
三、县城脱单困境，本质是资源的错位
回到县城婚恋的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小县城脱单难，而是在小县城的优质女性脱单难。
很多研究和报告都指出，小县城中恰恰是中产家庭的优秀女性最容易被“剩下”。那些高学历、体制内工作、家庭殷实，外人看来的“婚恋天菜”，反而成为了久觅佳偶而不得的那一批。
中国人传统的婚姻观念是“男高女低”的模式。因为女性默认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和家庭义务，所以她们往往期待经济上更优秀的男性作为婚配对象，而男性更可能在收入和学历上向下兼容。即使在家务分工更合理的今天，女方对男方的要求也是至少能做到势均力敌。
除了客观条件的登对，婚姻还要求三观的相合。没有共同话题的两个人很难产生有效的沟通;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使得双方行为模式迥异，很容易相互冒犯。
而县城的情况是，相对优质的男性更倾向于出门闯荡，从数量或是质量上都较难满足女性的择偶需求。
前述心遇相关人士表示，他们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关注到县城婚恋的资源错位问题，同时发现，现有的约会交友软件不能很好地匹配这部分人群的交友需求，因而果断将心遇的用户定位到县城小镇青年。他们希望通过高效精准的产品匹配机制和丰富的线上线下交流活动，帮助这部分人群解决交友圈子窄、婚恋交友经验欠缺等问题。
他们希望为仍然期冀爱情的县城女孩构建更多现实的可能性，让她们知道，自己坚持寻找的生活并不是幻梦，并不是父母眼中的不切实际。
其实，无论是留在城市还是县城，无论是否进入婚姻，和谁进入婚姻，都无对错高下，因为这都是朝着心中理想终点的探寻。或许那个终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路上。
参考文献：
[1]欧阳静，马海鹏.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19，No.284(10)：77-82.DOI：10.19633/j.cnki.11-2579/d.20190924.009.
[2]刘爽，蔡圣晗.谁被“剩”下了？——对我国“大龄未婚”问题的再思考[J].青年研究，2015(04)：76-84+96.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