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附中入学时的照片

　　自小喜欢画画得益于我的母亲，她出嫁前住在天津，津门一位有名的女画家教她学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解放后便一直在小学、中学里教美术。母亲很强势，对我很严厉，尽管她没有给我多少母爱，画画的基因却在我的身上起了作用。

　　五岁时，我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了辆马车，哥哥不相信是我画的，表哥看到却大加赞赏。上小学了，我的课本的边边角角都画满了小人，几乎没留下一点点空白，班主任抓起我的课本，哗哗的抖动着，给全班同学看，作为不爱惜书本的典型。后来换了一个教语文的班主任，他认真的看了我的课本，没说什么，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默许。老师叫高健。

　　初三那年，同学们紧张的复习功课准备升高中，班主任徐美芳老师拿来一张报纸，上面登有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招生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能考上吗？老师说，可以试试。她当年读过苏州工艺美校，后来改教几何学，退休后于2010年在苏州去世。

　　中央美院附中在全国设了几个考点，华东地区是在济南，考场设在山东省艺术学校。现在是山东省艺术学院，对面能看到千佛山。

　　我背了一个小书包，接过家里人给我买的一张火车硬座票，在那个傍晚登上了去济南的绿皮火车，第一次独自远行。当时的火车票很便宜，记得是一元七角钱，还有三元三角钱是我几天的伙食费和零用。

　　我坐在靠窗口的位置，睡不着觉，外面夜色越来越浓，越往北，离家乡愈远，离考场愈近，心里越加茫然，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火车慢慢的晃荡，每站都停，四百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一夜，凌晨抵达济南火车站。

　　考场人头攒动，考生来自四面八方。有许多艺术院校在此招生，有音乐、戏剧、电影、美术。报考中央美院附中的大概上千人。有些考生看上去年龄较大，不像是应届生，有的还带了女朋友，也有些漂亮的女孩子身边有男朋友助阵。总之衣冠楚楚者有，气派十足者有，许多考生言谈举止牛气烘烘，大有本次考试胜出者“非我莫属”的样子。

附中天光画室

附中教学楼

　　外地考生集中在学校大礼堂里，每人一张长椅，晚上便在长椅上过夜。北方的初夏，夜里凉气袭人，我头枕着书包，双手紧紧抱在胸前，拢住那点热气不让它流失，拢住的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考素描，画静物；考创作，命题画。两天后，贴出了复试名单，尚存50人。考文化课，作文和数学。最后的科目是“面试”。六个人静悄悄的坐在空旷的走廊等待着一个个的被传唤，既兴奋又紧张。

　　中央美院附中负责招生的是国画家王同仁老师，那时他还很年轻，很和善的对待每个学生。许多年以后，王同仁老师见到我还说：记得你当年的样子，瘦瘦的，穿着破裤子，很忧心忡忡的样子。我说，我当时画的也不好，怎么您就选中了我呢？王老师说：我们录取的是有潜质的孩子，这样才能培养出好苗子。他的话使我明白了，“潜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和“衣冠楚楚”、“气派十足”没有关系。

　　1965年的九月一日，美院附中开学了，我成为新一届的一年级新生。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1965年的九月意味着什么，因为再过一年，严格的说再过八个月，就爆发了史无前例，旷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届新生注定了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将同全国人民一道接受残酷的政治斗争洗礼，成为那个年代的“红色祭品”。后来的事实证明，中断了十余年后，美院附中才又重新招生。

　　罗列一下当年美院附中的师资力量，那真是一副耀眼的群星图。孙滋溪先生画了“和毛主席在一起”，塑造了一群生动的农民形象，让人惊叹不已；卢沉先生的作品是“机车大夫”，在中国画界开创了一种新的图式；赵友萍老师的“百万农奴站起来”使用了象征手法，有浓烈的表现意味；王文斌老师的“夯歌”、高潮老师的“掀起农村建设新高潮”、杨红太老师的“捷报传来的时候”等等，都步入了国家级的收藏殿堂。还有罗尔纯、马常利、王德娟、高亚光等老师均有优秀作品传世。这些教师年富力强、创作力旺盛，同时在教学上都积累了丰厚的经验。

附中校长丁井文和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

　　丁井文是美院附中的老校长，从建校开始，培养了一批批的学生，分布在天南海北。附中的教学楼是按照列宾美院附中的样式建造的，丁校长亲自到苏联拿回了全套的建筑图纸.高年级的同学介绍，丁校长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还是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家庭教师，经常去中南海教刘少奇的儿子画画。"文革"一爆发，丁校长命运可想而知，被迅速的打倒在地，踏上了千百只脚。

　　我进附中读书时，丁校长在农村搞“四清”运动，所以一直没能见到这位据说十分爱护学生的老校长。第一次看到他，是他被从"四清"前线召回，刚进校门就被革命学生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在黄昏的暮色中弯腰接受批斗。

　　有次，我看到丁校长同几位“牛鬼蛇神”一起，坐在附中教学楼前的水泥地上休息，旁边是他扫地用的扫把。老校长目光呆滞、面无表情，默默的抽着半截劣质的雪茄烟。我心生一种说不出的感慨，鼻子微微发酸。我想：对于老校长来说，这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人生。

　　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来了一位新的文学老师，充满着青春气息，她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美术评论家的陶咏白先生。纯正、善良、富有同情心的陶老师很受学生们的爱戴。后来我做《江苏画刊》杂志的编辑，因工作原因，和陶老师接触频繁，几十年保持着一种既是老师和学生、又是长辈和后生的亲情。

美院校庆同高潮老师

　　高潮先生是我的班主任，画风朴实，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苏俄模式，有拉斐尔前派的意味。当时他住在北京站前的胡同里，那是美院的宿舍，我和三两同学会经常有意无意的“路过”，看望一下老师和师母，聊聊天、看看画，饭点到了有什么吃什么，有时是饺子，有时一碗炸酱面。有时运气好，几样美味小菜陪伴，同老师浅酌几杯。

　　孙滋溪先生是附中的领导，“文革”开始了，作为学生我“义无反顾”的给他贴过大字报，称他为“走资派”，也曾在公开场合发言批判他的“走资派言行”。孙先生大度，我们见面他总是微笑着打招呼。有一年，我惴惴不安的到孙先生家拜访，他仍然热情的微笑，照例拿出他的新作品供我们欣赏。愿孙先生在天国快乐。

　　美院附中操场的角落紧靠假山有两间平房，一内一外，那是李天祥和赵友萍夫妇的家。李先生学识渊博，是我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专家，时任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二画室的主任，对新中国刚刚起步的油画事业有很大的贡献。先生有个特点，就是十分关心政治，这是他当年在北平搞学生运动的一种历史延续。为此，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李先生总是被推到风口浪尖，遭受巨大冲击。“文革”中，附中的家被抄过两次，一次是“老兵”，一次是“造反派”，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双方都和他过不去呢？拨乱反正之后的某一年，我陪李、赵二位恩师在连云港写生，我说李先生，您为什么那么关注政治？难道您在这上面吃的苦头还少吗？他笑笑：恐怕是改不了啦。

　　赵友萍老师被一度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可她在我心目中至始至终保持着既温和又严肃的“高大上”形象。“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人们对绘画讳莫如深，无人敢企及，待运动到了“疲惫”期，专业之风便悄然而起。天赐机遇，使我能与李、赵二位恩师近距离接触，聆听教诲，长达数年之久。赵老师强调造型基础的严格训练，达到苛刻的地步，不容许有半点的差错和马虎。常常是一边做着示范，一边将绘画的要义娓娓道来。正是这难得的机遇，打造了我的绘画基础，对艺术的真谛也有了初步的领悟。

文革中和赵友萍老师在天安门留影

　　就在不久前，我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人体写生的图片，群里朋友们纷纷点赞，正在此时，赵友萍老师出现在微信群里，毫不客气的指出画面的毛病，使我大为震惊，既惶恐、又感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莘莘学子现在已近古稀之年，我也自谓在艺术上小有所成，常常自信满满，遭此当头棒喝，正是及时敲响了警钟。这份无间的师生情谊，真可谓源远流长。

　　赵友萍、陶咏白、高亚光诸老师既是严格的师长，又是温和的长辈。作为学生也从内心对他们充满了信赖和尊重，诸如成长中的烦恼，对世事的迷茫，甚至日后的恋爱和婚姻，也会适时的向她们倾诉。这份真挚的师生情谊，伴随着我的终生。

　　美院附中的老师们，祝你们安好。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