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可能在一次入馆的机会里饱览更多的艺术珍宝，彼时的陈丹青和大多数追求艺术的年轻人一样，常自带干粮在博物馆、美术馆泡一整天，直到闭馆。
后来，成为艺术家的陈丹青，自己的作品展示在美术馆，再到今天，自己成为木心美术馆的馆长。
美术馆，一定对陈丹青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天艺术主页菌整理了陈丹青与美术馆主题的文章。从最初踏入大都会美术馆那般做梦般的感觉，再到后来几十年常常腻在美术馆，最后，难得才会去一次美术馆。
美术馆
文：陈丹青
累到闭馆出门就睡着再饿醒
1982年元月，我踏雪造访大都会美术馆，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过来的原作之间梦游似的乱走，直走得腰腿滞重、口干舌燥。我哪里晓得逛美术馆这等辛苦，又不肯停下歇息。眼睛只是睁着，也不知看在眼里没有。脑子呢，似乎全是想法，其实一片空白。
撑到闭馆出门，在一处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我立即睡着，还清清楚楚地做梦。
但随即醒来。饿醒的。
记得获准留学，行前被江丰老师叫去。“不要怕吃苦，”老先生说，“到了美术馆，就吃点面包、香肠，这样子，我们中国的油画就上去了么！”
后来呢，后来发现美术馆阔人区的香肠面包并不便宜，而且美术馆内不准吃东西：其实是自己穷。美术馆餐厅一份三明治，七八美元，加上地铁来回票，对当年如我似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能省则省。馆外小摊有便宜“热狗”，既难吃，也不果腹。怎么办呢，于是自备一份干粮，坐在馆外慢慢地咽。
几年后我进馆临画，索性煮好茶叶蛋之类中国饭菜随身带着，仅为在餐厅落座而叫杯咖啡，颇以为得计。有一回剥着茶叶蛋，邻座来了一家四口工人模样的日本游客，叫满一桌，光是每人饭后那份水果，单价就在三明治之上。
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
我久已是纽约美术馆资深导游(免费)。业务之一，是当朋友被内急所逼，我通晓馆内各个厕所的方位——朋友进去，我等在门外浏览观众。看画既久，我本能地会腾出眼睛看看活人。
奇怪。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有闲阶级，闲出视觉上的种种效果；文人雅士，则个个精于打扮，欧洲人气质尤佳。天然好看的是波希米亚型穷艺术家或大学生，衣履随便，青春洋溢，站在画幅或雕像前，静下来了，目光格外纯良：我所谓的好看就是这意思。
美术馆似乎无为而为事先选择了它的观众，观众也同馆外的世界自然而然划分开来。也许只是错觉？要么理由很简单：在这儿，人的背景换了。就说拍照吧(彩色胶卷泛滥之后，照片变得丑陋)，在美术馆厅堂或藏品前留影，也就比较的可看。
去年在一篇访谈中被问及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我想，我们或许将“人民”和“文化人口”相混淆了。初来，看到音乐厅、歌剧院和美术馆的人潮，我不禁感慨：此地的人民真有教养。但我错了。其实千千万万美国人民挤满在商场、赌场、迪斯尼乐园、流行歌厅、体育馆、健身房、电影院，或稳坐在自家电视机前，手里捏一罐啤酒。
就我所知，古代的艺术和人民曾经关系和谐。意大利人民(包括乞丐和囚犯)挤在西斯廷教堂朝圣，中国老百姓(包括商贾和驮夫)钻进敦煌洞中礼佛，那时，说艺术等同于宗教，不如说艺术等同于今日所谓“媒介”——我们口口声声的“现代”，人民更在乎艺术，艺术更在乎人民吗？
此间一份社会调查显示，在男性中有高达百分之四十的人从不去美术馆，毕生对艺术毫无兴趣。而在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中，去美术馆的人数比例也少得可怜——然而这少得可怜的一撮人，就我所见，常使此地美术馆人满为患，一票难求。
陈丹青和他的艺术作品
所以值得比较分析的是各国文化人口在“人民”中的比例差异和差异的原因。今天，将人与人排比而贬褒，未免乖张，我的意思，美术馆馆里馆外的人群或可测出今昔文化生态的变迁。
报上一则报道说，某日大都会美术馆总监亲自带领一群纽约中学生参观名画，一位黑人孩子大胆质问总监：您不觉得这种参观是在提倡精英文化么(好一个“精英文化”，这是当今民主时代的时髦用词之一，同我们的“文革”语言多么神似)？总监同志答道：
“今天大好天气，星期六，您不在街上和朋友们玩耍，却来这里受罪，您不觉得将来您或许也是一位精英吗？”
在意大利天天消化不良
欧洲。到目前为止，我只去过英国和意大利。
伦敦国家美术馆夏季不设冷气。这无妨，但不列颠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一斑。意大利的衰乱景象可就触目了：拿坡里街市，下午两点，只听身后一位女子锐声尖叫，原来皮包被一位美少年生生扯去，上了另一位少年的摩托车绝尘而去。
说来意大利全境找不到美国式的美术馆。艺术品都散在大小教堂、宫殿、古堡、豪宅、旧日市府，或者马路上。在各地名城的街巷游走，不必进什么馆，随处可见中古或文艺复兴的雕刻遗迹。那不能叫做“藏品”，终年裸露着，日晒雨淋。
藏品当然有，躲在早先供着的场所，寻访不易。譬如卡拉瓦乔两件中期作品，挂在罗马市东南一座小教堂里。
教堂还天天用着(一早就有市民为些私事跪在那儿喃喃自语)，你得找到管理员，付了钱，被领到某个漆黑的角落，由他拉一下开关(正是上海民居那种老式电灯“扑落”)，灯泡亮了，先照见金灿灿暗沉沉无数雕饰，然后渐渐看清那两幅名画上的马腿、人脸。
卡拉瓦乔中期作品《圣彼得受难》Crucifixion of Saint Peter,1601
探访名胜的感受是分不清兴奋和疲乏的界限(往往二者都是)，当日还有好几处教堂要去拜呢。呆看片刻，关灯离去，卡拉瓦乔悄然没入黑暗，回了坟墓似的。
所谓梵蒂冈美术馆根本就是一座教堂城。光是一件紧挨着一件摆满罗马雕刻的长廊就有几十条。先看左边、右边？还是这件、那件？在宝库或奇境之中，目光和脚步是难以节制的。
卡拉瓦乔中期作品《圣保罗皈依》Conversion on the Way to Damascus,1601
判断、选择、品鉴、赏析，都谈不上，都在过度亢奋而心不在焉之际匆匆走过去了。通向西斯廷教堂的走廊仅供单行，挤满游客，前胸贴后背地往前蹭。广播用各种语言反复念道：安静，安静！
毕加索曾说，去一趟枫丹白露森林，他就得了绿色消化不良症。在意大利，天天消化不良：文化、历史、艺术，加上大白天抢皮包。
这可敬可恨的美术馆
我像小孩一样积攒过美术馆作为门票的各色圆形小铁片，攒了怕有上百片吧。那是我去熟的地方，但其实我并不了解此间的美术馆。
陈丹青在数自己收集的圆形小铁片
据说，过去二十年来西方美术馆的功能、角色越来越难定义：文化格局日渐多元繁复、馆方资金来源和维持方式诸多变迁，使美术馆至尊权威的形象大为降低、软化，以至庸俗；美术馆管理的空前专业化，艺术品藏购手段的极度商业化，当代科技覆盖一切的制度化，又使美术馆门禁更严、更深，以至霸道。梵高、塞尚这等梁山好汉活在今天，左右难以逢源，怕是只有流落草泽的命。
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而是这种现象正在或将要造成什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使美术馆事业更强大、更完善，并以更强大、更完善的力量有效操纵美术馆，乃至操纵文化。
那些倔强耿介的地景艺术家，包括其他种种行为艺术家像不像资本主义朝廷的山林隐士或江洋大盗？不论他们的内心和行为最终能否证实他们有无招安之想，作为异端(相对而言)，他们依然从外部反衬并肯定了美术馆难以动摇的存在。
1994年，木心与陈丹青，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口石阶
每到星期一，美术馆锁起大门休息了，看过去死气沉沉而气宇轩昂。外星人假如要来攻击人类，又懂得使用飞弹，“他们”会不会特意瞄准各国的美术馆先行发难？
美术馆。近年我很难得上一次美术馆了，不是没兴趣，是不再经常惦记它。如今让我神往的事是飞回咱中国，然后到哪座小村庄的后山坡看看走走——客居域外的无根之说早已是陈腔滥调，我也至今难于回答何以长居此地的发问。随手可以工作的画室？习惯、方便到麻木的日常起居？还是仅仅出于惰性？
好几次，从街头拐角望见美术馆门墙高处展览公告的大旗幡随风摆动，并发现自己又在朝那儿走过去时，我就想，大概(为什么是“大概”？)在有形而无意中留我年复一年耽在此地的，就是这可敬可恨的美术馆。
1997年3月
文字选自《纽约琐记》（修订版）理想国出品，图片来自网络、南方周末，编辑张怡婷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