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博物、知识与空间：

　　近代西方人在华的知识考察

　　时间：4月15日下午3点－5点

　　地点：彼岸书店（牡丹园）

　　嘉宾：袁剑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

　　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张劲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

　　郑少雄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是一本充满新知的书。近代时期一批西方博物学家活跃在中国内地，或兼职或专职进行博物学方面的考察。他们由在华的领事、海关人员、商人和传教士共同构成，他们的活动见证着英国博物学文化与清代中国文化之间彼此的遭遇。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其“偷走”大量中国的物种并命名，是一种民族耻辱。这本书和围绕此书进行的学者对谈，或许能提供更多的视角。

　　大熊猫、扬子鳄、麋鹿，都是被西方博物学家来到中国发现并为之命名，在拉丁文中有了这些动物的分类，才有了现代的研究。

　　袁剑：作为《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书的译者，我首先向大家介绍翻译此书的心路历程。《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书自2008年开始翻译，2011年7月曾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系列丛书的一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初版名为《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在上市后迅速售罄。

　　初版上市的时候，大家的关注点可能更集中于西方科技如何进入中国。大家对于博物学可能所知甚少，我们中国有科学分类、有数学研究等等，但是没有博物学，可以说这个naturalist（博物学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受近几年热门影视作品和公众议题的影响，人们对清代历史关注的氛围越发浓厚，清史及相关领域成为出版界的热点。与此同时，进入新时代，随着人们的生活从温饱向富裕转变，博物学也开始在亲子教育领域越发受到关注，更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少玩电子游戏，更多参与到寻找自然的过程中去。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也开始发生转变，在钢筋水泥森林里待久了的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大自然。博物学的话题不再是边缘问题，一些博物学相关的商业活动也开始在互联网上流行起来，这些话题的热度都为此书的再版提供了契机，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书以《知识帝国》为名再版。

　　原作者范发迪（Fa-ti Fan），是一位美籍华人，1999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史、环境史以及东亚研究。范发迪原为物理学专业出身，转向博物学研究完全出于偶然。在留学期间，他将自身的中国文化背景和专业所长相结合，选取了这一时段英国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作为研究对象。为什么不选择研究在中国活动范围更多的法国博物学家呢？范发迪坦承，虽然印刷体的法文资料阅读起来并不困难，但是手写体法文资料的辨认难度对于自己来说实在是比较困难，相较而言，研究英国博物学家的资料自己更有把握。《知识帝国》一书是研究这一时段西方人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活动的经典读本。

　　从关注的视角而言，《知识帝国》不是一部清代政治史，它不关注帝王将相、王子后妃，范发迪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此书了解到边缘地区、学科、社群的“非主流”问题的历史。我们当下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对濒危动物的保护等议题，问题的缘起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博物学研究的领域，比如大熊猫、扬子鳄、麋鹿进入大家的视野，都是西方的博物学家来到中国发现了这些动物，并给它们命名，在拉丁文中有了这些动物的分类，才有了现代的研究。因此，《知识帝国》一书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这些问题历史背景的良好契机。

　　西方识华史上，法国人的贡献比英国人要大。我们所知的大部分动植物，都是法国人做的命名和分类，这段传教士的历史是绕不过去的

　　张劲硕：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有一个叫爱约翰的英国传教士，把英国的生物学著作翻译成文言文，比如爬行纲翻译成龙蛇族、哺乳动物翻译为乳养族、鸟纲的叫羽毛族或者羽绒族，借用中国老百姓最习以为常的词汇来给西方的学术著作进行翻译。

　　西方识华史上，法国人的贡献确实比英国人要大。我们所知的大部分动植物，都是法国人做的命名和分类，他们在中国活动的人比英国更多，因此留在历史上的痕迹就更多。

　　《知识帝国》中提到的很多人之所以成为博物学家，原本是出于殖民统治的需求，因为他们必须对当地的自然地理动物植物矿产要有了解，把最好的东西拿回自己的国家。中国的国家动物博物馆历史可以追溯到1868年，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韩伯禄（Pierre Marie Heude，又叫韩德）神父所创建的震旦博物院。当时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带走了很多标本，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濒危物种，都是由法国人在中国发现后命名的。当时被带走的许多“新物种”标本，作为模式标本，依然保存在巴黎的法国自然博物馆和伦敦的英国自然博物馆。

　　除了被运送到国外的大量标本，还有很多“不完美”的标本被遗留在了福建的泉州。由于动物标本不易保存，为了便于制作，这些在华传教士甚至培养了一批为他们服务的中国本土标本师。标本制作技艺甚至成了泉州一些人家的家传手艺，而这些技术人才也造福了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博物学研究机构，其中福建的唐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手艺人的后代惠及了新中国初期的许多研究机构。

　　比如郑少雄老师的主要研究地区之一，四川藏区，法国传教士的典型代表阿芒·戴维（Fr Jean Pierre Armand David），就曾到达过这些地区，并带走了大量的标本。众所周知，川藏地区有着丰富的物种资源，著名的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许多物种模式标本的产地。戴维带走的大熊猫、金丝猴等等，这些标本被运回法国，并由法国动物学家为其确定拉丁种名，比如麋鹿的拉丁文种名Elaphurus davidianus里面还保留着戴维（David）的名字。大家如果关注动物的话，这段传教士的历史是绕不过去的。

　　用以描述不同动物的汉字就是中国的分类学，也就是中国的博物学。另外，汉字的偏旁部首也是中国古代有博物学分类的清晰证据

　　张劲硕：袁剑老师刚刚提到，从知识分类的角度，中国并没有如西方一般的博物学传统，但研究者们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也有提出不同的见解。依据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的观点，中国“博物”的历史很悠久。古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博物”与西方的博物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中国的文字是中国博物学史存在的例证。中国人给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有命名，不同物种名字绝不相同。比如在鳄鱼的分类上，中国人自古就能分辨出鳄和鼍的区别。今天我们统称所有的鳄鱼都是鳄鱼，但是西方语境则不同，鳄鱼可以被叫成各种不同的名字，比如长吻鳄叫crocodile，短吻鳄叫alligator，在南美又被称为caiman（西班牙语），印度嘴又细又长吃鱼的恒河鳄叫gharial，等等。

　　中国历史上有真正的关于鳄的记载，比如韩愈的《祭鳄鱼文》，为何不是《祭鼍鱼文》？因为当时韩愈所说的鳄鱼和鼍完全不同，文中的鳄鱼，指的是生活在广东地带的马来鳄，而这种鳄鱼在唐宋时期就灭绝了。鳄与生活在中国长江中下游的扬子鳄（alligator），百姓称之为鼍的，长得完全不同。用以描述不同动物的汉字就是中国的分类学，也就是中国的博物学。另外，汉字的偏旁部首就也是中国古代有博物学分类的清晰证据。如果一个字带有反犬旁，表明它描述的是犬科动物，而豸字旁的字就意味着其描述的是猫科动物，虽然简化汉字后有些分类不是很明显了，但是依然能够证明，在历史上中国对动物的认知并不比西方差，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博物的理解。虽然西晋张华的《博物志》确实与现代意义上的博物学不同，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博物学，中国探索自然，认识动物、植物的历史，一点不比西方差。

　　我们现在所说的博物学叫做natural history，这里的history不是指历史，而是指对自然的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博物学确实有很悠久的历史。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博物学”，确实是由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这些来华传教士、商人、官员的活动，对于生物学的发展、对于增进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内容在《知识帝国》一书中也有所反映。

　　科学研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背景作为补充，否则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郑少雄：清代在华博物学家活动范围一度深入到了川藏地区。在川西地区活动的博物学家们虽然不是《知识帝国》一书的主角，但是他们的活动确实在川西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痕迹。我是做川藏地区土司研究的，刚刚提到的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神父（1826.9.7-1900.11.10），在中国四川雅安宝兴县的邓池沟（穆坪）教堂附近科学考察时，发现了当地人称为白熊、花熊的踪迹。其实当时那个地方不叫穆坪，而是因为当时那里是被穆坪土司管辖的地域，因此戴维才会声称是在穆坪发现的。如果不了解这个故事，就不会明白为何提到穆坪。这也反映了科学研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背景作为补充，否则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张劲硕：这个我的感触也很深，我以前真的不明白这个地名是怎么回事，今天才知道是土司的名字。让我想起另一个例子，我们经常在网络视频看到，在四川峨眉山等地有抢游客东西的大猴子。这种猴子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藏酋猴。但是藏酋猴为什么叫藏酋猴？难道是跟酋长有关吗？可是西藏哪有酋长啊。后来我在1922年出版的《动物学大辞典》中发现，当时藏酋猴记载的名字是藏猶。猶即大猴，藏酋猴的体型确实非常大，脂肪很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被很多地方的人当作野人报告给政府，但是经调查后发现所谓的野人其实就是藏酋猴。

　　但是这种猴子不在西藏出现，为什么会名叫藏酋猴呢？当时进入到这个地区的传教士就认为这种猴子是藏区的猴子，因此藏酋猴的拉丁种名叫藏猴Macaca thibetana，这里的thibetana就是藏区的意思。

　　科学知识的发生不见得是由一群自觉的职业科学家发起的，毋宁说是时代风潮使然。这些人是由在华的领事、海关人员、商人和传教士共同构成

　　郑少雄：刚刚说到中国有没有博物学，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问题。《知识帝国》一书是关于博物学史、科学史的研究，作者没有将科学史研究局限于科学研究本身的范畴，而是将其放置在社会、文化、政治的情境中去理解。我非常认真的读了这本书，对我本身研究的刺激也很大，我认为《知识帝国》一书的核心观点在于五个方面：

　　1、科学知识的发生不见得是由一群自觉的职业科学家发起的，毋宁说是时代风潮使然。当我们要讨论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时可以发现，其活动的起源在于英国人对园艺和园艺学的热潮，推动了博物学的发生。贵族们在后院养花的热潮，跟大家现在养多肉的热潮类似，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是由英国在华的领事、海关人员、商人和传教士共同构成。

　　2、书名虽然叫《知识帝国》，但作者在书中一直在反思“科学帝国主义”这一问题。晚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英国的彻底的殖民地。所以，英国皇家园林（邱园）在香港、斯里兰卡有在地的植物园（分园），形成一个植物帝国，但是在中国大陆就没有；而且以往的相关研究，谈论到科学帝国主义的时候，其实忽略了地方的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比如书中有一章专门探讨了这些博物学家在各地活动的时候与当地助手的冲突，这些中国助手并不全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与他们合作，也有的人是出于冒险精神、或者其他的缘由参与进来。

　　3、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华英国博物学家研究的成功，首先是得益于英帝国主义的扩张。也就是说科学史是在政治中展开的。作者试图探讨博物学在中国经历的特殊发展历程。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这些英国人只能在有限的开放场所，如广州港，在当地市场或巨商、士绅阶层的花园里观看植物。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就随之扩大，得以深入到中国内地探寻大量的野生动植物。

　　4、在华英国博物学家的研究，本身还存在与汉学研究相关联这一层面。他们的博物学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了解中国的古代典籍，汉字对西方人又特别难，需要了解训诂、释典以及其他汉学知识，所以博物学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是汉学研究，这就涉及西方汉学传统中东方主义的影响。

　　5、在华英国博物学家的活动不仅受限于典籍和文字，还受限于田野研究的实践过程。书中提到大量博物学家对中国人的批评：“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提供好的、准确的、客观的知识？”“为什么总是提供一些荒谬的信息？”这其实涉及了科学研究中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东西方知识脉络差异等问题。我自己对这个也很有感触，我们在进行田野调研中对当地人提问时，总是得到“是是是”“对对对”这样肯定的回答，但很多情况下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的。《知识帝国》中所提到的在华传教士就能够意识到：在调研中不能用诱导性的语言进行提问，因为当地的人民或是习惯于取悦提问者、或是根本不习惯对提问者说不，因而导致自己的提问不能得到精准的回答。这些例子也让我为自己的田野调研方式产生了思考。

　　他们来到东方就是为了丰富贵族植物园、满足贵族观鸟的需求等等，是贵族阶层享乐的需求催生了这些行为

　　张劲硕：书中大量提到的都是十九世纪的传教士活动，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家。《知识帝国》中大量提到的十九世纪的传教士采集标本的活动，这些人应该被称为猎人hunter。比如寻找化石的化石猎人（fossil hunter）、搜集植物的植物猎人（plant hunter）等等。他们来到东方就是为了丰富贵族植物园、满足贵族观鸟的需求等等，是贵族阶层享乐的需求催生了这些行为。比如书中提到的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国鸟类名录的郇和（Robert Swinhoe）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郇和是动物学研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大陆、台湾等各地采集了大量标本，并带回自己的国家命名，在动物学研究上做出了很多成绩，在传教士中算是比较专业的。

　　我们做动物研究的学者都特别重视野外研究，因为一定要见到实物，对实物的鉴定才不会出错，这与文物鉴定者必须熟悉真品是一个道理。但西方历史上有不少博物学家，只研究标本，足不出户，甚至有人从来没有见过活物却做了一辈子研究的。比方说我研究蝙蝠分类，我认识英国的一个老先生，发表过很多物种，就从来没有去过野外。你去看英国自然博物馆，里面的标本大多是当年传教士带回来的。

　　作为一个动物学研究者，我认为，我们只是因为中国相关科学体系的产生晚于西方研究者而落后了一步，并且这些博物学家也不能被称为科学家，因为博物学只是科学研究的最初阶段，是一个探究、发现的过程。这些传教士没有给中国留下科学传统，但是他们给中国培养了一些技工。

　　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到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还有大批西方科学家来到中国，如步达生、葛利普、德日进等等，他们为中国科学的崛起做出的贡献不应该被忽略。在二十世纪初的地质学研究领域，中国之所以可以领先于世界，也是因为有了跟随西方科学家学习的丁文江、温文浩、张宏钊、李四光等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这些外国科学家并没有掠夺我们的资源，而是带领了一大批中国学生合作研究。科学是无国界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不应该掺杂在对科学研究的评判之中。《知识帝国》中这些传教士的活动只能被限于naturalist，但绝不是scientist。博物学家活动的过程，也是科学发展最初的一个过程。

　　虽然没有博物学传统，但是中国确实有自身的博物学话语。它与西方的博物学研究在表达上完全是两种路径

　　张劲硕：袁老师，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内容？

　　袁剑：我觉得是关于西方博物画在中国形成变异的内容。我们知道，出现在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植物和动物，大多是比例不对、抽象大于具象的。而对英国博物学家们而言，除了少数能够剥制并长期保存的标本，还有很多无法长期保存原样带走的动植物标本需要画下来，才有后续的价值。中国的西洋画师作坊随之产生。

　　西方人对博物画的要求和中国画师原来受过的训练截然不同：中国传统写意的文人画注重写意，《本草纲目》式的植物画强调突出有用的、局部和重点的部分，比例严重失真，完全满足不了这些博物学家提出的将植物加以完整、客观描绘的要求。这些要求对中国画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即使在具体的要求之下，画师在绘制过程中仍会有一些无法改掉的习惯。比如中国画师在画鹤这样带有典型中国文化意涵的图像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将鹤的一只脚藏起来，让鹤的眼睛平静地看着前方。在画梅花的时候，总是着力表现出梅花的风骨，而不是按照实物完全照搬。

　　因此，我说中国虽然没有博物学传统，但是中国确实有自身的博物学话语，它与西方的博物学研究在表达上完全是两种路径。同样画一朵莲花，中西方的绘画风格迥异，反映出的是东西方信息采集方式的不同，也代表了中国本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体系的差异。这些中国画师所画的博物画，就是两种知识体系碰撞和妥协的产物，这种文化遭遇也是《知识帝国》一书最吸引人的地方。

　　张劲硕：刚刚我们提到有很多标本因为制作不成功，不完美，被扔在了中国的港口，那些无法被带回的标本，就需要由画师根据描述画出来，因此西方人所画的博物画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精确的，依靠描述的方法，还是受限于画师本人的知识背景。比如你跟人描述一个美女，说高挑的个子、细细的腰、尖尖的下巴，如果你见过美女你可能画的差不多，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画的是个人，有可能就画出一只螳螂。我们知道，丢勒（Albrecht Dürer）根据描述所画的犀牛，虽然有一只角被画在了后背上，但已经相当接近准确了。如果对实物不清楚的话，做研究是无法做到准确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注重野外研究的原因。传教士也好、博物学家们也好，他们对全世界的物种发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讲了很多这些博物学家的活动，出于西方园艺热潮的兴起，同样西方贵族观鸟热潮的兴起也促使了鸟类研究的发展。书中也提到了，西方人从认识中国的风物、特产而兴起了对中国的博物学研究，《知识帝国》里面涉及的很多传教士，每一个人物单拿出来，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比如袁老师所提到的博物画的问题，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当年所画的鸟，就是完全依据标本所画，因此画出的姿态都比较僵硬，但是到了古尔德（John Gould）的时代，写生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古尔德的画就已经非常精准，姿态多样，博物画的变化也侧面反映了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变化的过程。整理/雨驿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