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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丽的岁月

2015-03-02 14:04:32来源:北京文艺网    作者:

   

 
作者:埃尔克·海登莱希
 
  我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与我的母亲一起去旅行。那年她八十岁,腰杆挺直,充满活力,精力充沛,而我当时四十五岁,有腰痛病,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对生活总是牢骚满腹。我母亲生活在南方的一座小镇上,住的是一套很像样的房子;我生活在北方一座大城市,住的是一套很不像样的房子。她上了年纪之后,我去看她的次数多了一些——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她也许会需要我,在她这个年纪,她会逐渐变得虚弱、健忘,所以我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帮她办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开车到阿尔第超市去多买些东西,蹬着梯子把壁橱收拾擦洗一番,春天在阳台上种些花木,秋天再给它们剪枝,把花盆都搬进地下室去——作为独生女儿,我做这些是为了尽义务,而不是出于爱。而且我总觉得,变得更虚弱、更健忘的人明明是我。我站在梯子上收拾壁橱,她在一边瞧着,指手画脚,责备我道:“瞧你那爪子,又都搞脏了!”再不然就是说我把杜鹃花剪坏了。她从来不会对我说一个谢字,从来都不会说:“妮娜,你干得真不错。”这是她永远都办不到的事。在我们家里听不到赞扬。“嗯,还行!”这就是能从我母亲嘴里蹦出来的最高级的表示认可的话了。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每逢得了好分数,拿回家去时总听到这句话:“嗯,还行。”
 
  我去看她时向来住旅馆,那个前台经理,毕尔格先生,每次见我进来都会吻我的手,说:“罗森鲍姆女士,您对您的母亲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这太令人感动了,现在像您这样的女儿可是不多见呀,何况您还那么忙。”
 
  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于是他每次都让人把刚出的报纸送进我房间,如果上面有我的文章,他还要标上感叹号,好像怕我自己看不见似的。我走到楼上去,想把自己的思绪沉进报纸里,不要再想我的母亲。此时的她一个人坐在家里,正度过一个孤独的夜晚,而我在旅馆房间里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跟她伴着一瓶红酒心平气和地坐一坐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说说笑笑,聊聊类似“你知道吗……”这样的话,然后讲上一段趣闻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知道吗”,如果说过,那一定是在怀疑什么。因为我们无论何事都没有达成过统一的意见,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有十五年的时间,我人生中的前十五年。在那以后,我们的见面就仅限于互相的看望,我去看她,她来看我,我们的生活最好是平行的,不要混在一起。我们喜欢的不是同样的人,也不是同样的事。
 
  头一件事就是酒。我喜欢高质量的干红。而她明知道我这个爱好,我去的时候仍然买那种带螺旋塞的便宜货,她的理由是,她没有力气拔出塞子来。我至少给过她五个很好用的开瓶器,而且样式一个比一个好,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可是它们全都躺在厨房的抽屉里,酒还和以前一样是带螺旋塞的货色,而且从来不冰。不过,我宁可喝这种酒,加点冰镇矿泉水(“我这儿可只有不带气儿的矿泉水!”),也不要跟她去争论那些问题——关于我,我穿衣服的品位,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我的身体,我是多么不当心自己的健康,我对钱的大大咧咧的态度。这些都是她偏爱的话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说起来没完,一个晚上就会这样过去。如果她说“你越来越像你爸爸”,我就明白,我们已经快到危险的边缘,这个时候最好溜之大吉。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三十年了,但是母亲对他的怨气却从来没有减弱过,并且把这股怒火转嫁到了我身上。按她的说法,我“完全继承了他的性子”,这意思大概是说,她的生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而这都是我们两个的错。
 
  “你要是这么继续干下去,你就会像他一样,活不到老。”她总是这样说。继续干什么呢?就是继续抽烟,喝白葡萄酒而不是甘草茶,不做运动——母亲在八十岁的年纪还坚持几乎每天游泳——并且不断地出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毁掉我的婚姻。她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的表姐玛格丽特,我跟她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讨厌的是她跟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偶尔会给我母亲打电话,说:“奈丽姨妈,你听说了吗,最近妮娜又闹出事来啦!”
 
  “你从来不肯安分,”母亲叹息着,“和你爸爸一样。”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工地。”我尽量轻松地说,母亲摇着头,说:“每个人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真正的爱。至少我是这样的。”
 
  这一次真正的爱是给了我的父亲吗?我无法相信。他们的关系太恶劣了,在他死后,母亲的青春才真正到来,她再也没有让哪个男人接近她。那么一定是在结婚之前发生过什么故事,可是,跟谁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她结婚的时候是二十岁。当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已经结婚十五年了,战争中父亲的假期里有了我。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偶然的产物,是在战争的后期出生的。“我原本不想要孩子的,”母亲这话不知说了多少遍,“那时候谁都不想要孩子,战争还躺在我们的床上呢。”不过,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呢?母亲从来没有谈论过这段短暂而隐秘的爱情,她几乎从来不讲以前的事。而且我对自己的家世、她以及父亲的亲戚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这些人不是跟我们吵翻了,就是早死了,死了,消失了,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如果我追问这些事,她就会摆出一副拒绝甚至厌恶的表情。“我家全是伤心事,他家全是荒唐事,”她说,于是这个话题就算结束了。最多再加上一句:“你就像他。”
 
  听到这话,我已经很清楚了,谈话该结束了。于是我走进浴室。我照了半天镜子,寻找着我和她相似的地方。我的手几乎和她的一模一样,我的额头上也有着和她一样疑虑重重的皱纹——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我想。我打开浴室柜,不出我所料,我送给她的那些名贵护肤品——面霜、乳液、香皂——全都原封不动地躺在抽屉里。她一如既往地只用妮维雅的香皂和护肤霜。“我用不着更多的呀,”她说,“这就够啦,有油脂,有水分,别的全都是废品。”我送给她的那些东西统统作为“废品”消失在柜子抽屉里了——鞋,厚毛衣,能折叠的购物袋——不管我送什么,反正都不对。“谢谢,可是我用不着。”当我在电话里跟她说,圣诞节快到了,我要给她寄包裹,问她喜欢不喜欢,她就会这样说。又说:“我什么都有。只要你能幸福,或者至少平和一点,我就很高兴了。”不过老实说,母亲送给我的东西我也不喜欢,紧得要命的白色羊绒内衣啦,上面还贴着价签的酒心巧克力啦。我们互相之间无法给予,也无法接受——至少无法替对方着想,无法和平共处。
 
  当我平静下来以后,我又走进客厅去陪她,但很快就告辞了。在我走之前,她像大多数老人一样,说她一个人生活得太久了,说像她这一代人经历的事谁也受不了。她会一连气地说下去,连个磕巴都不打。
 
  “最近天气好的时候我总是碰上那个长头发的男人,鬼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剪头发呢。他说,您看那绿油油的草地,我们这里多美啊,那些傻瓜为什么总要往外跑呢?我真搞不明白。我是不是应该给您讲点儿什么,讲我朋友,讲二千五百!一开始我根本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的朋友们到山里去了,那座山有二千五百米高,而且上面没有积雪!这家伙真是一个奇怪的苦行僧。他老婆死了很久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他每天做饭吗?他看上去可不怎么健康。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我碰见谁了?那个戴毛线帽子、看起来傻了吧叽的女人。我问她,那位总是坐着轮椅的布莱纳先生哪儿去了?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她说,您怎么还不知道?他已经死啦。我说,这回他老婆可该高兴了。她早就盼着他死了。现在他终于死了。有一次她抓到他和他侄女在床上,从此以后他们的婚姻一塌糊涂。我真不知道这些男人心里到底有个什么魔鬼,不过我看你心里也有。以前那个家伙还总是骑马呢,可是后来他中风了,是啊,很正常啊。戴毛线帽子的女人说,经常变天,所以她老是掉头发。你可能是讨厌我戴毛线帽子的模样,一般人都讨厌。你的脸色很坏,你睡得太少了,这我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说到这时候,她歇了口气,我趁机插进去:“好的,那我现在就去睡觉。”我终于能逃掉了。
 
  我们从来不谈论跟我们相关的事情。
 
  告别的时候,我们亲吻了对方脸颊左右的空气。我们不接触彼此。我不记得母亲什么时候抱过我,抚摸过我,安慰过我,触摸过我。小时候她经常扇我耳光。这是我记忆里我们唯一的身体接触方式。
 
  我回到旅馆,毕尔格先生说:“罗森鲍姆女士,前不久我在阿尔第碰到令堂大人了,真让我吃惊,她还是那么硬朗!还是那样仪容端正,腰杆笔直。您知道吗,您跟她越来越像了。”这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需要的是洗一个热水澡,以及迷你吧里的饮料。
 
  在她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她请了一次客。来的客人都是老太太。在这个圈子里,在某些时候,我算得上一个“模范女儿”,我本人在报社工作,丈夫是个高收入的牙医。于是我就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话:“我女儿过得非常好。”要么就是:“妮娜最近写了一篇关于绿色和平的文章。”这一次她说的是:“明天妮娜要到意大利去,报社派她出差。”这当然会给那帮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错,我要去米兰,但并不是出公差,我是去见弗洛拉。几个星期之前,我在纽约认识了弗洛拉,而且一见钟情。这一次我们想验证一下当时的激情还能保留多少。在那第一个晚上,当她来到那个聚会上的时候,伴随着第一句话,第一个目光,仿佛一道闪电落在我俩之间。路德维希也在场。我们,我和弗洛拉,面对面站着,看着对方,聊啊聊啊。幸福和惊喜让我们都有些忘乎所以了。她四十岁,单身,曾是很多个已婚男人的情人。不过她有过一段跟女人的爱情,时间很短——而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我也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但是我会怀着一点嫉妒看着那些相拥的女人们,那与纯粹的朋友之间的拥抱是很不相同的。多年以来,我一直感觉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渴望,渴望着得到一个女人的爱。我看到弗洛拉,看到她椭圆的脸,黑黑的眼睛,我被她吸引了,我是那样爱她,以前我只对男人有过这样的感觉。而她的回应也是热烈的。路德维希回德国去了,我留了下来,而且跟她一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缠绵、最激动、最美丽的一个星期。我完全没有想到,原来与一个女人拥抱、爱抚是这样奇妙。我注视着我的母亲想道:“你总是将我推开。现在,也许我应该得到补偿了。”她问我:“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没什么,”我说道并且想,“如果你知道这些会怎么样啊!不过你是不会知道的,谁都不会知道的。只有路德维希有一点点察觉,但是他对我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不会追问我的。”
 
  路德维希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们每星期一起吃几次饭,有时在他那儿,有时在我那儿。我们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很简单。前几年,我们的激情不知怎么就消失了,爱情也没有了。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搬出去住,我也不想念他们。他们都是帅气而张扬的小伙子,穿名牌,理短短的但打理得很好的发型,女孩子排着队被他们伤心。他们用不着父母,我们也用不着他们。我们时不时打打电话,偶尔往一起凑凑,不过如此。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过去的这二十四年里我的所作所为,还有我在生活中的位置。当我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时,我感到很舒服。有时觉得很寂寞,有点失落,但我从不孤独。我知道,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在我身上还会发生些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可以接受,我可以付出。在纽约,当弗洛拉跨进那个房间的时候,频率对上了——在我和她之间,有一根线穿过这个房间绷紧了,而且颤动了。
 
  现在我要到米兰去。两天后弗洛拉就会结束纽约的研讨会回去。她在米兰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是个鸟类学家。在这个国家,那些粗野的男人用网子捕鸟,拧断它们的脖子,再把它们吃掉,而她偏偏在这个国家研究鸟类。我想问问她怎么能靠干这个生活呢,因为在纽约的时候我忘记了问她很多事情。我们只顾着相爱,只顾着为我们之间发生的事而惊喜。
 
  等那些老太太走了以后,我帮着母亲收拾房间。她还在兴致勃勃地说人家的闲话——什么费舍太太比她小八岁,可是看上去至少比她老十岁;什么赫尔佐格太太的身体可差多了;什么金德曼太太的耳朵几乎完全听不到别人说话了,因而总是很紧张。无论她说什么我都随口附和着,反对也打断不了她说话,何况我的母亲和其他老太太相比,的确就像英国女王似的,总是那样别具一格,那样明快,如同鹤立鸡群。我把装点心的碟子和喝香槟的杯子都拿进了厨房。
 
  “我自己来刷嘛,”母亲说。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喜欢她油腻腻的洗碗布。何况我怎么做都不合她的心意——洗涤剂用得太多,太浪费水,诸如此类的毛病。
 
  她把剩下的黏糊糊的甜柠檬卷给我包了起来。“拿走吧,还可以吃呐。”她说。我抗议道:“我不爱吃,太腻了,我会发胖的。”
 
  “是啊,我本来不想说的,”母亲说,“但是你壮实多啦。你现在体重多少,七十?”“六十八。”我说,她叹了口气,“在你这个岁数,不可能更瘦了。荷尔蒙的原因。”然后她又加上了一句:“嗯,六十八,还可以。”
 
  她向来如此——“还可以”——这就是最高的评价。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德语或拉丁语拿了个二分,而不是一分,她就会说:“还可以。”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如果我按自己的心意打扮好了准备参加聚会或舞会,问她一句:“好看吗?”她就会用挑剔的眼光看看我,说:“嗯,还行吧。”赞美,认同,她身上没有这个细胞,永远不会从她的嘴里吐出来,好像一句赞美就会让她降低身份,让她变得渺小。当她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瞪着惊恐的眼珠子一个劲儿喘气的时候,我坐在她床边,说:“妈妈,你的气色好极了,你连皱纹都没有。”在那一刻我恍然发觉,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赞美过她,或是对她说过什么亲切的话。直到她再也不能回答我的时候,我才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我恨不能代替她一动不动毫无生机地躺在那里,让她对我说些充满关爱的话,赞美我,亲近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啊。
 
  她把包好的柠檬卷塞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笑盈盈地说:“你小时候可喜欢吃了。”一句话已经到了我的唇边:我又不是个孩子了。可说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忧郁、冷漠、半大不大的孩子,也许连剩下的柠檬卷都不喜欢我呢。
 
  告别的时候,她塞进我手里的除了装柠檬卷的塑料袋,还有我送她的生日礼物——一条蓝色羊绒围巾。“拿走吧,孩子,”她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会再穿戴蓝色的衣物了,何况我有满满一抽屉的围巾呢,让我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一切都跟历次一样,可又不太一样。因为,当我再次向她挥手的时候,她忽然石破天惊地说:
 
  “米兰!我还从来没去过米兰呢!”
 
  那又怎么样——她这一辈子本来就很少出门旅行。她参加过一次乘汽车环游法国的旅行,却因为一件事而心烦意乱,那就是连小孩子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哎呀,妈妈,”我说,“他们是法国人哪,他们是说着法语长大的,那是他们的母语啊。”“那又怎么样呢,”她固执地说,“那么小,法语却说得那么流利,老天爷呀。”
 
  当我把妈妈的这些趣事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好笑。我却笑不出来。自儿时起,我们之间就有一堵墙,很高,却不牢固。每次见面,每次谈话,如果我们在墙边靠得太紧,它就会摇摇欲坠,好像随时会塌下来将我们其中之一压死。今天我知道了,本来我和母亲在一起时可以有很多的欢笑——然而,在那时候,只要我去看她,在她把门打开的那个瞬间,我们就看出来了:嘿,旧账还没有算完。每个伤口都还在淌血。那样怎么可能有笑声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母亲一起去旅行,更不要说去米兰,更不要说是现在,在我想要与弗洛拉见面的时候。可是她就站在我面前,矮小而矍铄,眼睛放着光,说:“你怎么就不能带我去呢?意大利!那才算是你送我的珍贵礼物呢。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个生日了。”
 
  这种话她说了将近二十年了——这就是我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我活不到下一次过生日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在消失……或者,只要她稍微有点感冒伤风,她就爱说:“我只有一天可活了。”这些都是她敲诈我的手段。只要她的身体好了一些,或是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什么的过去了,她马上就会变得硬绷绷的,知道她该怎么做,比如说买皮大衣时要买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好让她在参加我的葬礼时有个更好的形象,而且,上帝,如果她真的死在我前头了,那黑大衣就可以让我在她的葬礼上穿。
 
  “那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找了个借口,一边想象着开车和母亲一起上路会是什么样。
 
  “只要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她说,“米兰!一定很美啊。”“米兰可算不上美。”我说,而她敏捷地顶了回来:“那你又去干什么呢?又看上哪个小伙子了?”我执拗地沉默着。她说:“我再也不问了,再也不问了,谁自找倒霉谁自己知道。”这种话我是不能忍受的:“谁自寻快乐自己也知道。”她说:“那好哇。”
 
  “我是去跟一位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女士会面。”我终于说了实话。“你跟一个意大利女人有什么工作关系?”她怀疑地问。我不耐烦起来,“妈妈,”我说,“我去干什么都无所谓,主要是路上的时间太长了,天气又这么热,很累的,我要在那里呆两三个星期呢,你要回来时怎么办?”“上帝,我可以坐飞机嘛,”她说,“我可以呆两天然后坐飞机回来,让克劳斯去接我。”
 
  母亲只坐过一次飞机,是飞到柏林去参加她的妹妹露茜的葬礼。可是她说起话来就像一天到晚飞来飞去而且有里程积分卡似的。克劳斯是她的一个远房侄孙,就住在附近,有时来照顾照顾她。
 
  “那好,”我说,“晚安啦,我现在很累,我要回旅馆去,明天早饭后来。我出发之前总归是要再过来一下的。好了吧?”“好,”她说,“别忘了拿上柠檬卷,还有这条蓝围巾,它很软和,只不过我不戴这种东西了。”
 
  我接过围巾走了。回到旅馆,大堂经理问道:“令堂收到礼物很高兴吧?”“高兴极了。”我说,将围巾使劲塞进塑料袋里,弄得它沾上了柠檬卷。围巾是我前一天买的,当他问我给母亲大人买了什么礼物时我还给他看过。她的八十岁生日是在报纸上登了公告的,镇长还给她写信道贺。“那个家伙呀,”她说,“是基民盟里的一个白痴,”她把贺信撕掉扔进了马桶,就像当年处理我写的第一首诗,在父亲去世后处理她的结婚戒指。
 
  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总是梦见和母亲一起旅行,梦见弗洛拉。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到她那里去。她给我开了门,穿着一身我从未见过的亮闪闪的蓝衣服(“我再也不穿蓝色了!”), 容光焕发,戴着一个金镯子,那是我的表姐玛格丽特夫妇送给她的七十寿礼。走廊里放着一个小小的旅行箱,“好啦,”她说,“真让我兴奋。”
 
  我只能咽了口唾沫,先坐下来。
 
  “妈妈,”我说,“我们得在汽车里坐上好久,然后……”“我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我喜欢坐汽车。你爸爸唯一的一项本事就是开车。我们在星期天经常到龙岩去,品尝那里的鸡汤。在米兰能吃到不放大蒜的菜吗?我可是一点蒜都不沾的。”
 
  我只剩下发呆了。她总是对我发起突然袭击将我打败,而她这样情绪高涨也是我很久没有见过的,使得我无法再拒绝她。我想先在旅馆里住两天,在米兰的街市上随意逛逛,让自己静静心,染上一点意大利风情,之后再搬到弗洛拉那里去住几天,也许一个星期,或是两个星期。母亲总归是要坐飞机回家的——这事好安排。而在前去的途中,我想,也许我们能够谈一些在心灵深处放了很久的事情。汽车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生了气也没办法一走了之或是砸门,说话时也用不着看着对方,而我在开车时必须集中注意力,也就发不出火来。
 
  “好吧,”我说,“那就走着瞧吧。出发。”
 
  我提起她的旅行箱。她稀里哗啦地把百叶窗放了下来。“你带上护照了吗?”我问。她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真是个蠢老婆子吗?我当然带上护照了。”忽然她又轻快地哼唱起来:“你可知道那柠檬花盛开的国度?啊,我的情人,那里是你和我的去处。”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经常和我一起唱歌,她还会背许多诗,一有机会就吟诵起来。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即使我从不曾坐在她的怀里,蜷在她的床上,让她拉着手走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母亲仿佛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任何形式的柔情。我的父亲有两个情人,一个很年轻,是个冒冒失失的金发女郎,另一个是个和气的售货员,跟他一般大。他定期去找她们,也经常在她们那里过夜。“我在瓦尔特家,”他会这样说,或者:“不用等我了,我在奥托家里过夜。”“好吧好吧,”母亲就会说,“告诉瓦尔特,少用点香水吧,你从她那儿回来以后身上的味道难闻极了。”要不然就是:“别忘了把奥托的真丝内衣送回去,我在你的柜子里看见的。”儿时的我听不懂话里的意思,只会笑,因为我的父亲有五个兄弟,都是非常好玩的人,所以我就幻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
 
  上车之后,我问她:“爸爸的兄弟们还有在世的吗?”
 
  “耶稣先生,”她说,“耶稣先生还活着,是卡拉姑妈告诉我的,她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父亲还有两个姐姐,卡拉姑妈和宝拉姑妈。我最后一次见到卡拉姑妈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她号啕大哭,不住地拥抱我母亲,让我吃惊的是,母亲也那样真诚地回应她的拥抱。那时候姑妈是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现在肯定有八十多岁了。她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了,战后她和嫁给一个警察的宝拉姑妈一起开了一家手工艺品店,经营了好多年。
 
  “说起来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亲戚了,”我说。“你的姐妹们都去世了,玛格丽特表姐又是个讨厌鬼,可是我们本来是个大家庭——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你有五个。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呢?”
 
  “随风而逝。”母亲说,戴上了一副古怪的太阳镜。“瓦尔特得癌症死了,奥托得的是心肌梗塞,弗里茨被电车轧死了,海尔曼死于盲肠炎,宝拉酗酒而死。只有卡拉和我还活着。”“你们有联系吗?”我问。她说:“很少。”
 
  母亲这边的亲族的情况,我知道得多一些,跟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也多一些——除了她的弟弟维利剩下的都死了。而她跟这个弟弟是不讲话的,因为他是纳粹分子,就好像他们当初都不是纳粹分子似的。当然,他造的孽远不止这些,他还曾经诬告自己的父亲犯有叛国罪。这下子我的外祖父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那里一病不起,被送回家不久就一命呜呼了。维利舅舅从波兰回来之后,除了他的妻子玛丽娅没有人跟他讲话。
 
  “我家里有四个人都是一条腿的,”母亲忽然很高兴地说,弄得我险些错过了往巴塞尔方向拐弯的路口。“一条腿?是因为遗传吗?那我可是够走运的。”
 
  “亨里希舅舅,”她说,“有糖尿病,很早就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得了骨癌,也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有钱得多,经常把自己穿旧的好衣服送给亨里希舅舅。他失去的是左腿,总得把左裤腿扎起来。可是亨里希舅舅失去的却是右腿,他又不想穿皱巴巴的裤子,所以他们总是吵架。”“另外两个是谁?”我问。“我的祖父,”她说,“他是威斯特瓦尔德的鞋匠,又务农又做鞋,有一次他用上好的皮子给自己做了一双鞋,可是当他第一次穿上新鞋想出门的时候,却发现鞋做得太小了,气得他拿把斧子把脚趾头砍了下来。这下只好把脚截掉了。”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母亲和我之间总是有那么多的怒气和暴躁情绪,是从哪里来的。有一次她用火通条打得我皮开肉绽,完事之后像没事人儿似的不闻不问。我让不久之前给我行坚信礼的牧师看身上的伤痕,后来很快就离开她进了寄宿学校。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彼此从对方的生活中消失了。只是卡拉姑妈偶尔给我寄个包裹,寄点小饼干、糖和一点钱。
 
  “第四个,”她说,“就是尤普舅舅。他的一条腿在俄国被打断了。他是死在俘虏营里的。”
 
  我们沉默下来。我忽然想,我现在问问她吧。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至少可以挑起这个话头,也许她会说一句“我很遗憾”,于是我问母亲:
 
  “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打我?”答案马上就来了:“我没有打过你。”
 
  我沉默了,加速行驶,高速公路是笔直的,空荡荡的,阳光照耀着,远处出现了一座桥。“妈妈,”我说,“如果你连一次,就这么一次都不肯承认,承认你那么狠地打过我,我就冲着那个桥墩撞过去。见鬼。”她不说话,我继续开,桥越来越近了。我并线到左道上,朝着中间的桥墩开去,突然之间心静如水。
 
  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也许我跟弗洛拉的交往又是一个错误,有什么了不起,一切还不是都会过去。我的心情异常平静,几乎是如释重负,好像我用不着再作什么决定,有人代替我作出决定了。我直直地盯着桥墩,只等待着碰撞,一边想,我的生命——还能怎么形容呢——是充实的,恰恰是和我母亲一起死去,一起下葬,并排躺着,没有爱,进入永恒,阿门。“丢掉你与生俱来的恐惧吧,我不害怕,我不是一具骷髅……”我想到这里,几乎是快乐的。桥墩越来越近了。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道:“是的是的,可是让我有什么办法,我可不想跟你一起送命。你那么小就跟男孩子胡闹。”
 
  我放慢了速度,回到右道上,我们两个都长出了一口气。“你那时候很难缠,”她说,“而我的生活又不幸福。”
 
  “就因为这个你就那么狠地打一个小女孩,打得她流血?”我问,直视着前方。“上帝啊,流血,”她说,“还什么小女孩呢,你已经会躲到角落里跟男孩子亲吻了。我看见过。你跟你爸爸一样。”
 
  我想起来了,那种纯洁的、孩子气的吻,对方是我在舞蹈课上认识的朋友。我那时候多么渴望爱,因为家里没有爱。就为了这她打我。
 
  母亲沉默了许久,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我当时就后悔了。”我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用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握着她的手,她没有拒绝。我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举动,而她又什么时候允许过这样的举动。汽车在我们的沉默中向前行驶。忽然她又开口了,很有兴致的样子:“这里就是瑞士了吗?”“是的,”我说,“要不要我走乡间小路,不走高速路?沿着四林州湖开?时间长一点,但是景色美极了。”“嗨,太好了!”她说,“我一直盼着去看看威廉?退尔生活过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笑了起来,“你以为还真的有过这么个人物?”我问。她生气了,说:“你到底在想什么,总督啊,你去跟老天爷算账吧,你准得送命,你的天数已尽。我从前宁静度日,与世无争——这弓箭只用来射那林中的野兽,是你逼使我行险侥幸,见怪不惊,把我洁净的沉思的甘泉变成蛟龙的毒涎。多棒啊,是不是?他不得不将箭对准他的孩子,最后他说,我在那一刹那极度痛楚里立下的誓愿,是我神圣的义务——我要履行。差不多就这样。是啊,我们都有我们必须承担的负担。”①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诗句,几乎是半部剧本了,”我问,“我什么都记不住,而你……”“熟能生巧嘛,”她说,“那些躲避空袭的夜晚,我们都是靠读书和背诵来打发的,就着烛光。”“我们?”我问。她说:“是我和卡拉。那时我们的丈夫都去打仗了。”
 
  “可是你至今还记得那么清楚。”我说。“在我看来没什么了不起。”我母亲回答道,“我独处得太久了,总是和自己交谈,不断地重复那些句子。”
 
  我驾车穿过几个小村庄,沿着湖畔行驶,她陶醉地喃喃念着路牌上的地名。有一次,当一座乡村教堂出现的时候,她吟诵起来:“小塔的尖顶、本笃会教堂的屋脊,还有山墙,耸立在杉树的树梢之上。”②
 
  我思索着,母亲身上潜藏着多少生机与力量,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轻松愉快地相处。我总有一种感觉,她不喜欢我,这使我在她面前一副犟脾气,态度又冷漠又生硬。而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不知怎么变得酷似我的父亲,而自从他解甲归来她就不想要他了——在他们那一代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在战争年月中变得独立而刚强。而那些男人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从俄罗斯回来了,重新占据了他们本来已经失去的地位,还想重新了解家中的一切——保险箱在哪儿,怎么教育孩子,让女人们回到灶台边去。那时候很多家庭都破裂了。我们作子女的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去跟这些陌生瘦弱的男人,跟我们从战俘营归来的父亲建立感情。我记得父母之间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吵完后,母亲冷冷地看着父亲:“别再作戏了,你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都是刽子手。”
 
  这句话仿佛打破了他为了卫护自己而垒起的坚墙,于是他开始喝酒,交上了那两个女朋友,我们的家庭就这样慢慢完结了。
 
  我把一盘舒伯特的录音带塞进录音机里,母亲似乎和我一样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马上说道:“音乐,你这上天的礼物,充满崇高的力量和甜美的柔情,当痛苦使我们心碎,你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你的存在。”然后她看着我,笑着说:“和你一起旅行真好。”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亲切的话。
 
  我们在库斯纳赫特休息,吃配新鲜面包的嫩牛肉,还要了葡萄酒。她和我一起坐在桌旁,矮小而健壮,穿着蓝色的衣服,两颊微微泛红,时时用她那挑剔的眼神看我。
 
  “你幸福吗?”她忽然问。我想也没想就说道:“不。”
 
  她点点头。“和你爸爸一样,”她说,“没有那个本事。他们全家人都那样,没有一个过得幸福。只除了卡拉姑妈。”
 
  “为什么除了卡拉姑妈?”我问。母亲说:“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是没有卡拉姑妈,我根本熬不过战争岁月。”她啜了一口酒,瞥了我一眼:“你也不行。”接着,她又轻声补充一句:“要是没有卡拉姑妈,就根本没有你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感觉到此时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在她心里,在我们之间,有一扇门开启了。她也明白,她不能不作任何解释就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她揉着一个面包球,看也不看我:“我原本不想要孩子。在那个战争年月,谁想要孩子呢!那时卡拉也把孩子打掉了,没有任何问题。一直到怀你五个月的时候我什么法子都试过了,用肥皂水灌肠,卡拉拿毛衣针往里面刺,我怀里抱着砖头从桌子上往下跳——可是没有用。你不肯走,你要活。”
 
  我屏住了呼吸,我的心在狂野地跳动。脑海里出现了几千个画面和无数的问题,心里是一片泪海。全身混合着恐惧与幸福。恐惧,为了生。幸福,为了生。
 
  她说:“我们都认为,你经过这些折磨,肯定是个残疾孩子。可是你非常健康。是卡拉把你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当时是在厨房里,炸弹到处乱飞。别人都躲到防空洞去了。我们两个在厨房里,只有烛光相伴,窗玻璃都被炸飞了。忽然,你降临人世了。我的上帝啊,你确确实实是个健全的孩子。我和卡拉高兴得号啕大哭。”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在那个时代要孩子是一种怎样的牺牲,何况是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男人的孩子,他在婚后十五年都没能给她一个孩子,可是偏偏在战争中休假时给了她一个孩子。
 
  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觉到母亲因为我是个健康的孩子而产生的喜悦,几乎想把她搂在怀里,就像一种爱的宣言。但是我犹豫了一秒钟,就在这时服务生到我们桌旁来算账了。
 
  在我们继续上路之后,我差点把弗洛拉的事情告诉她。我多么想直截了当地跟她说,我爱上了一个女人,在我有过长久的婚姻生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还有过那么多绯闻之后,这样的爱情能否成功。但是,我当然什么都没有说。这样的话题怎能跟我的母亲开口呢,我想。
 
  我驾车穿过瑞士境内,身边的母亲变得安静了。她偶尔打个小盹儿,一会儿却又清醒了,坐得笔直向窗外看。“我能看到这一切,这多么好啊。”当我们在基亚索驶上通往米兰的高速路时,她忽然问:“昨天的柠檬卷你吃了吗?”“没有,”我老老实实地说。她点点头:“我想到了。”说完这话,她当真睡着了,直到我在米兰市内拐来拐去找旅馆时她才醒来。我订了两个单间,住两个晚上。她问我:“以后你住哪儿?”“住在同事家,”我说,帮她在房间里安顿好。晚上我们出去了,我一再地跟服务生说,她的菜里千万不要放大蒜。没过多久她就成了餐馆里的女王。“老妈妈”以她的特殊要求把所有人支使得团团转。她以一种坚决的态度用德语说:“不要那种什么‘浓缩咖啡’,我要真正的咖啡,不要太浓,要加奶,但不要罐装牛奶!”在我给她翻译的时候,她觉得很奇怪,她说得那么清楚,怎么别人会听不懂呢?咖啡,牛奶,不要太浓,我的上帝,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懂得这几个词呀,难道不是吗?她觉得这些意大利人很和善,可就是理解力有点问题。
 
  这个晚上过得不寻常的平和。当我们两个不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的时候,我们之间就是另一种气氛。我看出来她已经很疲倦了,就把她送回旅馆,自己又出去了一会儿,为的是在一个酒吧里喝上几杯,想一些事情——想她,想我,想弗洛拉,想我们所有人对生活的期待和生活对我们的打击。我们真的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什么吗?还是只能听天由命?我忽然发现自己也像她一样,脑海里浮现出了诗句:“这样一个生命之神会无缘由地编织地毯吗?痛苦是一种闪念犹如五彩的图案而所有苦难的表情都不过是装饰?”我想,看啊,我们两个比人们认识的要相似得多。有某种意义存在吗,有某个神秘的图案存在吗,或者这一切都只是偶然的装饰,她的强硬,我的不安分,她坚决地与爱和温情诀别,而我却如饥似渴地期盼着它们?
 
  我有点喝醉了,第二天早晨她来敲我的房门时才醒来。
 
  “我去吃早饭,”她喊道,“起来吧,天气很好呢。我在下面等你。”
 
  当我去吃早饭的时候,她在跟服务生哇啦哇啦地说话,尽管她不会说意大利语,他不会说德语,但是她生气地举着面包:太白!太软!服务生给她拿来了颜色较深的面包,这才得到了她的称赞。她掌控着一切,就好像她这一生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遨游。她身上潜藏着一种力量,在她那苦难卑微的暮年生活中却没有一个阀门来开启这种力量。
 
  这是舒适晴暖的一天,我们在米兰街头散步,她穿着浅灰色半高跟翻毛皮靴,我穿着有利于健康的平跟鞋。今天我知道了,只为了她穿的鞋子,我就会那样爱她,欣赏她,可是直到她去世之后,我才明白过来。
 
  我们四处游荡,大教堂旁边的画廊,购物中心,时装街蒙提拿破仑大道,那里满街都是时装设计大师的商店——华伦天奴,古奇,温加罗,芬迪,硕大的橱窗里陈放着标价三千马克的草莓红鞋子或标价八千马克、只此一件的五彩女式小衬衣,换算成里拉,价码都是好几百万。母亲说不出有多么惊讶,对着价码和商品指指点点,当一个高傲而美丽的女店员从里面望向我们的时候,她拍着自己的额头,向那个女店员——她马上就转过身去了——做出一副鄙夷的样子,“花几百万买一件小衬衣!你们都是疯子!”她喊道。
 
  在一家很雅致的小内衣店里,我给母亲买了一件漂亮的丝质睡衣。为此费了半天口舌才说服她,不过她还是很高兴,套在裙子外面试了又试,在商店里走来走去。“这么贵!”她说,“我还从来没有穿着睡衣让人看到过呢。谁知道,也许死的时候会让人看到。”后来,她真的奄奄一息的时候,穿的是那种后面开气的病号服。安葬她的时候我们给她穿的是这件在米兰买的真丝睡衣,这件衣服买了以后她就再也没穿过。或者说,这件衣服跟她一起火化了。
 
  晚上,我们坐在一家安静的小酒馆里吃煎玉米饼,配着切得细细的煎牛肉,调味酱也好极了。“今天我请客。”母亲说,又给我要了一杯葡萄酒,自己要了一小杯白酒。她跟着服务生走到柜台前,让人把每一种酒都指给她看。她骂了他几句,因为这里没有黑莓酒,最后她要了卡尔瓦多酒。
 
  “干了,一定要干了。”酒杯放在面前时,她这样说。她高高地举起酒杯,几乎一口就干掉了,活像她家乡鲁尔工业区的矿工。我忍不住笑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她也微微有些醺醺然。当我试探地请求她:“讲讲以前的事吧,”她真地打开了话匣子,第一句话就是那么荒唐得出人意料,让我俩大笑了将近十分钟。她说:“战争结束之后,露茜姨妈到东边去了,给安全部干事,干得还挺快活,成天精神十足。”
 
  我觉得这话真可笑,笑得半天平静不下来。可是我记起了露茜姨妈寄给我们的包裹,里面装的是腻死人的代用巧克力,而她想让我们回赠给她一些咖啡。“她为什么到东边去了呢?”我问。“因为她信仰社会主义,”母亲说,“我家里人当年都是左派,工人啦,社会主义者啦。不过你爸爸和他那帮兄弟都是纳粹分子,一群傻蛋,跟屁虫,满脑子幻想的家伙,一心想着穿上漂亮官衣好耀武扬威。”
 
  她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白过。“我们家里以前从来不谈论政治。”我说。“没办法的事,”她回答。“否则得打成一锅粥。你爸爸那边除了两个姐姐,全家人都是纳粹分子。宝拉姑妈是因为太蠢才没当上纳粹,卡拉姑妈则是因为太聪明。而我家里只有维利例外,他也是因为蠢。”
 
  维利舅舅还活着。他好像从不离家,只要他出去,就得戴上帽子和眼镜,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总是担心街上会有人把他认出来——也许他怕的就是那个犹太人,据家里人说,他在波兰把人家的一个手指头剁了下来,就为了得到一个钻戒。那个戒指今天还戴在玛丽娅舅妈的手上。
 
  “你是因为这些才跟爸爸不和的吗?”我问。她说:“我在他身边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他只要碰碰我我就觉得难受。”她喝光了剩余的卡尔瓦多酒,又补充说:“在战争中我很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过着没有男人的日子。”
 
  服务生过来了,除账单之外还提供了建议:还要咖啡吗,来一杯阿马雷托如何?在付账时妈妈输给了我,因为人家自然不会要德国钱,尽管她把一张百元大钞直伸到人家鼻子底下,嚷嚷着:“这难道是假钞吗!这是真正德国钱哪!难道这里不是欧洲吗!”我付了账,服务生想安抚一下母亲,帮她拿着装真丝睡衣的口袋一直送到门口。意大利人似乎对各种各样的“老妈妈”都很喜爱。回到饭店,我发现弗洛拉给我留了条子。我们已经通过几次电话,她自然已经知道,母亲跟我一起来到了米兰。不过我向她保证,母亲会乘周四晚六点左右的班机离开。弗洛拉原本说的是周五过来,但是留言中却说:“请在周四下午三点到我这里来。我想见见你的妈妈。弗。”
 
  这个消息叫我很不舒服。我根本不希望她们见面。我想跟弗洛拉单独在一起。我不愿母亲过多地涉足我的生活。当然,我们不会把我们相爱的事情告诉她,可是尽管如此,让她们碰面也太亲密,太过分,太涉及隐私,太危险。我想起自己还在家住的时候,上完舞蹈课妈妈去接我时,总是对我的朋友很不客气。“干吗跟我的妮娜好?”她问那个我深深爱着的鲁迪格,“难道就没有更可爱的女孩子吗?”
 
  我整夜都难以入睡,第二天又受了刺激,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芥蒂又跑出来横亘在我们之间。时间过得很慢,十二点钟才过妈妈就开始催促:“我们是不是该去机场了?”跟所有上年纪的人一样,她总要提前好几个小时。我跟她说,我们得去接我那个从美国来的同事,跟她一起喝杯咖啡,然后弗洛拉和我会送她上飞机。她放了心,问:“她会说德语吗?”“会,”我说,“她的家乡在南蒂罗尔的布鲁奈克,那儿的人都会两种语言。”
 
  我一眼就看见了弗洛拉。她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灿烂夺目。母亲坐在我身旁,矮小而雀跃,说道:“就是她吧。”“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根本不认识她。”“我看得出来,”母亲说,“她放射着光芒。她为你放射着光芒。”
 
  我太激动也太紧张了,没顾得上细想她这句评语。很久之后我才又想起这句话,这才明白,母亲一眼就看出了我和弗洛拉之间是怎么回事。她理解了我们,并且为此而欣慰。
 
  我和弗洛拉默默地用力拥抱了一下,用一个眼神让对方放心,我们之间一如既往。弗洛拉亲吻我那矮小而硬朗的母亲,亲吻她的双颊。
 
  “以前我妈妈也是这么矮的,”她说。“以前?”母亲问。“是的,”弗洛拉说,“她已经去世了。”母亲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弗洛拉笑了起来,“您可一点也不像,”她说,挽起母亲和我的胳膊,走进了机场餐厅。
 
  我们一起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弗洛拉讲了讲纽约的情况,母亲滔滔不绝地讲着我们在米兰的见闻。我默默地看着弗洛拉,想:她多么漂亮啊!她真的爱我吗?是的,她是爱我的。我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当她在桌子下面飞快地按一下我的手或我的腿,我就能感觉出来。从我们分别第一晚我就明白。
 
  可是现在我如坐针毡,弗洛拉很放松,母亲则异常地兴奋。当我们终于把她送到登机口时,她轻轻地拍拍我们两个,活泼地说:“乖乖的呀,你们两个!”弗洛拉后来跟我说:“她一点也不笨。她一下子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我笑了起来,说:“怎么可能呢,她们这一代人多古板,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种事。”
 
  母亲穿过安检口消失了,我们两个迅速亲吻了一下,我不能肯定母亲是否看见了这一幕,因为她忽然回过头来,喊道:“妮娜!谢谢!”
 
  两年以后她去世了,死于中风。有时我们会谈起弗洛拉,她一再地问起她,不过我总是避而不谈,暗暗祈祷着不要让玛格丽特表姐发现弗洛拉经常住在我那里。我跟弗洛拉在一起很幸福,可我绝对没有勇气把这份爱情告诉妈妈。其实,在米兰之行之后,我们的关系缓和了许多——尽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老问题仍然存在,我们总归亲近多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相互拥抱或是彼此更亲密,但是当我们坐在一起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冷漠得可怕了。
 
  母亲住院期间已经瘫痪了,意识也几乎没有了,一次我带着弗洛拉去看她。弗洛拉做了我做不到的事:给她剪了手和脚的指甲,梳了头,弯下腰来亲吻她。而我只是坐在那里,为了每一个逝去的机会哭泣,握着母亲的手,将那只绵软无力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弗洛拉在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搂住了我。母亲忽然睁开了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们,仿佛她知道我终于得到了幸福,终于安定下来了,她抓过弗洛拉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之举?几天之后她去世了,我们给她穿上了在米兰买的漂亮睡衣。
 
  过了几个月,我清理了她的住所,把家具送了人,自己留下了几样小东西做纪念,都收进了一个盒子里,那是她用来放旧照片的。弗洛拉从我后面看。照片中有我父亲,穿着佩戴 ■ 字标志的军装,有我那几位一条腿的舅舅,宝拉姑妈怀抱中的我,还有就是我的母亲,四十年代初期的她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盒子最下面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给妮娜。信封用透明胶带和胶水封得严严的,我们只好用剪刀剪开。对那信封里的东西我感到一阵恐惧,我能感觉到,她的唯一的、最大的、真正的秘密正在展开。
 
  信封里是四张小小的带花边黑白照片。四张照片上全是卡拉姑妈和我的母亲——母亲穿着一条花裙子。我收拾她的物品时发现它裹在一张薄棉纸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它,虽然有些破旧和褪色,可是它那么漂亮,使得我不忍把它跟她的貂皮大衣之类的东西一起拿去寄卖,而是留了下来。在这张照片上我突然与它相遇了。有两张照片上母亲在抽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抽烟。在她身畔,一手搂着她,也在抽着烟的,是穿着男式西装的卡拉姑妈,衬衣,敞开的领子和领结。她们肩并肩地站着,搂抱着,看上去幸福得无法形容,向着镜头笑着,那是在战争中,照片肯定是宝拉姑妈拍的。背景处放着一辆儿童车,也许我正躺在里面睡觉吧。照片肯定是在她们战争期间的住所拍的,那时卡拉姑妈和母亲住在一起,我认出了墙上那张画着花的画,后来它挂在我们家里,还有放在收音机上黑橡木雕的大象,而且那象牙是真的。现在,这木雕站在我的书桌上。
 
  第三张照片上,母亲坐在一张沙发椅里,小女孩一样娇小。卡拉姑妈坐在扶手上,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两人四目相对。第四张照片上,我的母亲和我的卡拉姑妈忘情地亲吻着,闭着眼睛。
 
  我翻过照片,在四张照片背后看到了同一句话,深棕色的墨水已经褪色,是母亲秀气的字迹:1940-1945,和卡拉在一起。我最美丽的岁月。
 
  (编辑:白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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