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话

 　
        我在崇文区上初中时，认识了大蓉。我们也就只上过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初中，后来就上山下乡。大蓉去了东北，我去了内蒙，但是快四十年了，我们还一直联系。

        一九六八年时，大蓉住在永定门外一个叫二郎庙的地方。我第一次走进她家的小巷时吓了一跳，不远的前方有一座碉堡，敦敦实实地矗立，小巷的走向依碉堡的外形而迂回，大蓉家的院门正对着那座碉堡。问过大蓉，才知道碉堡是战乱年代傅作义的军队建的，后来一直想拆，可是在永定门火车站一带落脚谋生的人们已经把家园建在周围，几度拆除碉堡都遇到困难。碉堡造得过于坚固，非爆破拆除不可，事情就放了下来。二郎庙居民生活在碉堡周围，久而久之，已经习惯。

        我走近碉堡看了看，凹洞里存了许多垃圾，也算把碉堡派了个挺好的用场。

        大蓉家让我觉得温馨。他们只姐弟三个，算是孩子少的家庭。大蓉爸爸在车站副食店当会计，大蓉妈妈是家庭妇女。他们都很温和，说话带着河北乡音，那些朴朴素素的家常话使我第一次做客就毫不拘束，后来竟成了常客。

        一走进大蓉家，就迎面扑来做饭的香气，蒸馒头味儿、贴饼子味儿、煎鱼味儿、煮肉味儿、熬菜味儿、蒜味儿、醋味儿、香油味儿……我太需要这些气味了，我的妈妈不会做饭，我常常吃成品，吃食堂，当然，文革没有开始时倒也有时在饭馆里享受美食，可是那哪里比得上自家火炉上锅里冒出的香气！大蓉妈妈大概看出我在气味面前的异样，就常留我吃饭，大蓉也总是笑眯眯地鼓励我留下。

        大蓉妈妈做的饭真好吃，烙饼软软的，一抖搂层很多，炖鱼不放太多油却决不腥，还有一种从白煮的骨头上剔下的肉，筋筋脑脑，用酱油醋蒜凉拌，很让人垂涎。就是窝头，切成小丁用葱花炒炒，我吃起来也没够。大蓉爸爸和妈妈不嫌我烦，还老说我实在，他们一夸，我搬着凳子在饭桌前坐下就更没有顾虑了。

        常常去大蓉家，就知道了些她家里的事。

        比如，大蓉爸爸1966年时在车站广场上挨过斗。一个旧社会从河北乡村来北京学徒的伙计怎么会挨斗？大蓉爸爸笑着说：“学买卖时养成练毛笔字的习惯，没事就爱写几笔。在报纸的一边写‘打倒’，不定哪天又在另一边写‘毛主席’，就成了罪名呗。斗了就斗了，反正早就没事儿了。”大蓉妈妈也笑：“三块儿豆腐干儿高（指大蓉爸爸的个子矮），斗他有什么用呢？”

        又比如，同院儿的祖大爷写匿名信到街道告发过大蓉妈妈，说大蓉妈妈祖上是富农，她每天梳头都抹油，过年时鬓角上戴绒花；吸过烟袋，会玩麻将牌……于是街道的造反派也堵过家门发难。大蓉妈妈说：“在乡下，我家里是没有穷得光屁股，可是哪算有什么钱哪。做姑娘时戴朵绒花，谁想到你祖大爷就记到了解放。 唉，祖大爷还是看我会过日子有气。其实，过日子就在勤快，把孩子打扮干净，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像个家样。”大蓉插嘴：“我猜是丽珍（祖大爷的大女儿）恨我， 她没有当上大队长我当上了。”大蓉妈妈说：“可别那么想丽珍，你们都是孩子。再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听说了大蓉家一九六六年的事，我就很注意邻居祖大爷一家。他们住在大蓉家隔壁，丽珍的弟弟妹妹多，屋子里常常又肮脏又凌乱。我一来，他们喜欢探头探 脑地张望。祖大爷不爱理人，不过祖大妈和我寒暄，丽珍有时也朝我笑笑。大蓉见到祖大妈，总是规规矩矩打招呼，据说如果不这样，她妈妈会说她。那时我就想， 我就不会对欺负我妈妈的人那么好！

        闷热的夏天，家家把小饭桌摆在当院开饭，很看得出哪家的生活好些。大蓉家饭桌上飘散的香气着实让祖大爷气恼，他老是严肃地咳嗽。我看见大蓉妈妈把煮好的五香豆放在小碗里，让大蓉端去给丽珍家的小弟弟。

        一九六九年，大蓉、丽珍和我都去上山下乡。

        大蓉得过肝炎，因祸得福，一九七四年“病退”回了北京。又因为她在乡下是卫生员，回北京后在一个区级医院安排了工作。

        这件事打击了祖大爷和祖大妈。我探亲的时候去看望大蓉妈妈，有一次就看见祖大妈在哭，大蓉妈妈陪着落泪。“丽珍没有病，又不是独生女，咱们没有门 路，她可怎么办哪！”祖大妈鼻涕一把泪一把。祖大爷的头发全白了，他已经不再坚持着不理人了。看见我，他声音嘶哑地用河北话打招呼，“妮儿回来了，进屋坐坐吧！”

        一九七六年地震的时候又出了一件事。凌晨时山摇地动，从梦中醒来的二郎庙居民都不顾一切地跑了到大街上。不久天色渐渐发亮，大家忽然发现五十多岁的祖大爷赤裸着下身，他竟是光着屁股跑出来的。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尴尬，正扇着一只大芭蕉扇和别人述说惊险。妇女们蒙起眼睛跑开了，祖大爷才连忙用扇子 捂住下身。“我丢人哪！”祖大妈当时就哭号起来。

        祖大爷在二郎庙失了尊严，孩子们总是跟在他身后淘气地坏笑，大人怎么教训也难制止。祖大爷委顿下来，竟一病不起。

        大蓉嫁了个挺好的丈夫，可是丽珍却迟迟办不回北京来，她在遥远的边地嫁给了当地人。祖大妈一看见我和大蓉，就眼泪婆娑地说，“瞧瞧，都长大了，都当妈了，就是我们丽珍没有福气。”

        一年年过去，知青回京的政策宽松多了。一九九三年丽珍终于带着丈夫和上初中的儿子回到了故乡北京。她家的房子还是那么狭小，祖大爷痴呆地瘫在床上，弟弟结婚房子还没有着落。丽珍一家该住在什么地方呢？

        一天，躺在床上的祖大爷忽然指着大门外，嘴里发出含混的声音“那儿，那儿……”大家顺着他的手，看见了对着大门的那座拆不掉的碉堡。碉堡周围还有少许空地，祖大爷是希望占下那里，给丽珍建一间房子。据说房子盖成的时候，丽珍对着病得意识朦胧的父亲安慰道：“爸，我有地方住了，您安心吧……”

        一九九五年，大蓉爸爸已经过世，我又去二郎庙看望大蓉妈妈。小巷有些变化，铺了路砖，抬头望去，我又看见了那座碉堡。暮色里，它灰突突的还是那么敦实。大蓉妈妈说，“丽珍一家在里边住呢，你去看看她吧。”我犹豫，担心丽珍尴尬。大蓉妈妈说，“你们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认识，这么多年不见，要见见。她能知道那是好意。”

        我走近碉堡，看清楚了丽珍借它的一面墙建造的家。屋顶比碉堡稍高些，和碉堡相接的地方糊着油毡，还有个圈起的小院子，也就能横放一辆自行车。我叫丽珍，她马上答应，迎出来就立刻叫出了我的名字。分别近三十年，丽珍的生活让我感慨万千。碉堡改建的屋子形状不规则，大概有十平方米，里面很黑，有一股怪怪的气味。一面后墙借的是碉堡弧形的壁，清理出那原来装垃圾的洞子，在里边塞进了多半张大床。丽珍抱歉地说，“你瞧我的家！”我连忙说，“挺好的。”说了又后悔。丽珍叹息，“你说笑话了，这怎么叫好？知道在北京生活难，只是落叶归根，草窝也想扑回来。”

        二郎庙上灯时分，我告辞出来，还是去吃大蓉妈妈准备的晚饭，饭桌上又闻到了那亲切的香气。对着大蓉爸爸空了的席位，又想起住在碉堡里的丽珍，我忽然辛酸得难以抑制，眼泪扑扑地落进了碗里。

        我最近知道，在二ＯＯ八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前，二郎庙的碉堡终于被拆掉了，那里变作一片平坦的草地，故人已不知去向。就以此文记下立于北京南城二郎庙数十年的一座碉堡和它周围小街小巷里曾经的悲欢吧。

　　（编辑：野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