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南溟     

     
李小可作品

    有不少人问我，以前你做批评，现在你策展，你是用什么标准来策划展览的，事实上我策划的展览已经告诉了公众：用个展来反思中国当代艺术。2007年开始，从李心沫的《我要呼吸》、渠岩的《权力空间》，到现在的《心灵之痛：何成瑶的行为艺术及影像》都是用我的“更前卫艺术”理论来评论艺术家的作品并通过展览提供给学术界思考，在一个找不到更多的艺术家的时代，个展既可以肯定这些艺术家，同时也可以让这种新的艺术做成展览。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多更好的艺术家，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强有力的艺术评论和强有力的本土展览，结果好的艺术家也变成差的艺术家了。从“泼皮主义”、“政治波普”到“卡通一代”，就是这种差的艺术的证明。

    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中国的当代艺术如果要有自己的观众，那就一定要有自己的评论和展览，我们总是将中国当代艺术寄生于西方的反应，只要受到西方重视了就在本土受到认同，然后中国的艺术作品样式单一到就像2007年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虽然画廊不同，但都重复用着相同的艺术家和作品，而它的总体特征是只有中国符号而没有中国当代。

    2005年法国“新浪潮”艺术在上海美术馆展览的时候，负责该展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策划人说，这个展览中的有些作品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的话，观众就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策划人说的是对的，即作品是一个文本，而文本的意义是要通过语境来形成的，由于艺术的跨国交流，势必带来语境的隔阂，面对艺术作品，观众对某一时间某一地域的语境的了解显得十分的重要，特别是当代的艺术克服了一种叙事一种主题的宏大叙事模式而进入了具体的社会问题情境的讨论以后，到了我的“更前卫艺术”，痕迹与语境，具体的问题情境与地域政治，前卫艺术对艺术的不停解构及其批判性，都成为判断艺术的更重要的前提，它是一种新的判断艺术的方法论，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无法解读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作品，像《我要呼吸》、《权力空间》及何成瑶的行为艺术及影像。我们可以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策划人的话还给西方人，如果没有对作品所处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那么就没法理解像《我要呼吸》、《权力空间》、何成瑶的行为艺术及影像这样的中国当代艺术，也就是说，这种地域政治对艺术的解读，不仅仅只适用于“新浪潮”的展览。

    由于各国的问题各不相同，各国的艺术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各不相同，这是政治全球化和各国政治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结果，然后某一国的政治是由某一国的公民来自主参与，从而形成各不相同的政治话题。显然，就什么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的讨论也会涉及到这个地域政治的问题，特别是像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进入中国的具体问题情境的创作以后，这种地域政治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当艺术还是在上帝哲学的时候，解读是单一化的，人们只用彼此都了解的典故作为题材，这样的艺术在题材上没有解读的障碍。而如果艺术不进行跨国展览的话，它的观众会相对本土化，也不至于会造成完全的地域隔阂，但自从有了跨国展和与跨国观众对话，那就需要观众有对异国的了解，西方人很难对中国有所了解，所以也就很难读得懂中国的艺术。但偏偏中国的当代艺术都是西方人在解读和展览。

    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解读法就是“中国符号”的解读法，这种解读法来源于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介入，在不了解中国的具体语境的情况下，对西方人来说，最方便是用中国符号来选择中国的当代艺术，但用中国符号解读出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总是有问题的，说是中国的，但却不是错综复杂的和正在发生的中国。
 
    我说的“中国符号”的作品不属于“中国问题情境”的艺术就是从这一点上而言的，中国符号的艺术表面上看是中国的，但都是给西方人看的，或者是用西方人认为的中国艺术的标准生产的艺术。而对西方人来说，要进入中国问题情境的艺术的解读，就没有这么容易，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对中国问题情境有所了解，那么等于读不懂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就像有一位西方人拿着写蔡国强的报导与我交流，我说这些都是中国符号的艺术，我有文章批评过，我关注的是中国问题情境的艺术，我也举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例子，当然我在肯定这些作品之前，先讲这些作品的背景资料，比如在举到金锋的秦桧夫妇站像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先要介绍，深圳将卖淫女和嫖客押在卡车上当众示众的事件，但说到里，这个西方人很奇怪地会问，这与艺术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不了解这些资料，你怎么解读艺术作品。我与这位西方人的分歧不仅仅是对艺术在解读的方式上的分歧，还反映在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解读时的简单化以及我反对这种简单化解读中国当代艺术的分歧，因为对西方人来说，他的读者是西方人，而不了解中国的那些西方人读同样是不了解中国的那些西方评论家写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章不会有什么疑问，但到中国读者那里就会出问题，这种西方的汉学家不少，写一点中国艺术的展览报导，就变成了专门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评论家。所以西方汉学的成果要拿到中国来检验，包括在西方的华人汉学家的成果也要拿到中国本土来检验。海外华人汉学家更容易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中国，如果说他们还有学术的话，那我顶多称他们为“唐人街文化学派”，从“新儒学”到“中国现代性”及派生出来的种种子命题。

    我策划展览就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让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回到本土，让中国当代艺术的评论回到本土，用本土社会的丰富性来打破中国当代艺术的单一性，用解读的个人超越性来打破中国当代艺术评论中的“坐台批评”。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举办的“心灵之痛：何成瑶的行为艺术及影像”，从地域政治到行为艺术的聚焦，从图像到社会的结合，它既是体现我的学术理念，也是标志着这个以建构中国当代艺术为方向的美术馆工作的进一步深化，选择可以被我评论的艺术家，并对其作品进行回顾和再评论本来就是美术馆的学术，有了这样的学术，我们才能有中国当代艺术的跨国对话的基础，不管是从展览还是从评论上来说，这是一种从内部生长出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有在本土生长的根，而不是插在西方花瓶中的中国花。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