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燕勤

    老舍“最怕”汪曾祺

    我第一次得知汪曾祺的大名，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文学”发表他的小说《受戒》。其实，汪曾祺的成功绝非偶然，早年，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颇有沈先生的风范。在老舍先生任市文联主席时，汪曾祺的才学也同样被老舍所看重。有一次，老舍先生在思想生活会上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俩人，一个是端木蕻良，另一个就是汪曾祺。他们书读得比我多，学问比我大，今天听了他们的发言，我就放心了……”当然，这是老舍先生的谦和之言。

    汪曾祺五十年代到北京文联工作也与杨毓珉有关。市文联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王松声曾回忆说：“我和汪曾祺、杨毓珉都是西南联大的同学。解放初期我负责北京文委工作。一天，杨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于是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介绍给我，并说汪曾祺也愿意来文联工作。我说，那好啊！本来我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杨毓珉却当真了，他把汪曾祺领到人事科说松声同志已同意汪曾祺来文联工作了，那时的人事制度不健全，原本也没当回事的汪曾祺，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文联中的一员。”从此便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

    后来，年轻气傲的汪曾祺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马铃薯研究站。在那里，汪曾祺劳动之余，还日复一日地画土豆，后来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这也为日后他的文人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军民鱼水情的唱词卡壳了

    1960年初秋，由于汪曾祺表现较好，摘掉了右派帽子，第二年调回了北京，并在北京京剧团做专职编剧，参加了改编《芦荡火种》的工作，从编剧到任《沙家浜》主笔，汪杨两人再续前缘。因为最知汪曾祺实力的莫过杨毓珉，他极力向上推荐，可是当时从外地调到北京工作手续繁杂。说来也巧，时任人事局的孙局长也是个京剧迷，所以一提此事便大开绿灯。汪曾祺从塞外重进北京，又是其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我在和杨毓珉相处的日子里，曾怀着敬佩之情，好奇地问及“沙家浜”那些精美的唱词，才得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妙语是出自汪先生之手，“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则是出自杨先生的笔端。一个把革命者写得大气磅礴，另一个把思念战友之情写得荡气回肠，那时的汪杨也就四十几岁，堪称才华横溢。

    杨先生清晰地记得：1963年接到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后，薛恩厚、肖甲、汪曾祺和他进驻了颐和园的龙王庙，那时已是秋风瑟瑟，落叶飘飞的季节了。改编《芦荡火种》仅用了十天。集体讨论，分头执笔，但其中主要场次如《智斗》、《授计》都是汪曾祺生花妙笔。前几场戏写来还算顺畅，当写到军民鱼水情时卡壳了，戏词不是过于平淡就是落于俗套，又不上口，当时剧组的驻地环境非常优美：湖光山色，清爽怡人。伙食也很好：一日三餐，有鱼有肉，还有虾，吃罢午饭一觉睡到日西斜……这本是一位编剧很随意的打油诗，描绘了当时生活的情景，却一下子激发了大家的灵感，于是七嘴八舌的一凑，这场唱词便脱颖而出：

    “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一日三餐有鱼虾……”

    毛主席提出三点建议

    京剧《芦荡火种》在1964年全国现代戏会演中深得好评。毛主席看后提出了三点意见：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人物刻画得较好，新四军形象不够；最后可开打，更符合中国人民斗争生活；剧名拗口，可改成《沙家浜》或《芦苇荡》。

    后来京剧《芦荡火种》的剧名就改成了《沙家浜》。

    1965年春，又布置了改编《红岩》的任务。创作人员和演员又到渣滓洞、华蓥山体验生活。当正要动笔写《红岩》剧本时，又来了命令：调肖甲、杨毓珉、李慕良改《沙家浜》剧本。

    在上海也是用了十天改出了剧本，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加强了军民关系，丰富了郭建光的戏份，“斥敌”使阿庆嫂巧妙地掩护了沙奶奶脱险。武装打进沙家浜，既增加了“奔袭”、“突破”、“聚歼”三场戏。李慕良设计好新词句的唱腔，肖甲安排好舞台部位，最后汪先生又通改一遍。4月底，原班人马抵沪开始排练，5月1日在上海人民大舞台首次公演了，也就是现在被视为红色经典的《沙家浜》。

    时过境迁，汪杨两位长者都已作古。每当听到名家和戏迷朋友合弦而唱 “沙家浜”名段时，悠悠怀念之情便油然而生。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