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能认为我父亲是个京剧迷。我父亲确实喜欢京剧，但不是京剧迷。京剧迷其实是我。

　　父亲早年从不看京剧(当时称为平剧)。20世纪20年代时，偶然看过一次梅兰芳，对他的评价并不怎么样。1933年，父亲买了一架唱机，只是由于买不起昂贵的西乐唱片，才选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但渐渐地听出了滋味，一而再、再而三地又买了不少。故居缘缘堂中百余张唱片，很多是梅兰芳唱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唱片与缘缘堂同归于尽。我们全家辗转来到重庆，在沙坪坝有了自己简陋的住屋后，家里又买了一架唱机。在当时的重庆，是买不到新唱片的。我们就到旧货商店(当时称为“拍卖行”)去淘旧唱片。由于在故居缘缘堂听惯了父亲买的梅兰芳唱片，我和大姐丰陈宝，也包括其他的哥哥姐姐，都或多或少地对京剧唱腔有了兴趣。所以淘唱片时主要以京剧为主，尤其是梅兰芳的京剧。那时候，卖旧唱片不让你挑选，一捆一捆地扎起来，要买就一起买。我们只好选京剧多的唱片买回家。家里霎时热闹起来。

　　1943年，我15岁时，刚进重庆沙坪坝嘉陵江对岸盘溪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初生牛犊不畏虎，我竟然踏上了学校的舞台，演起京剧来。记得最初演的是《王宝钏》。唱腔完全是从唱片上学来的。我父亲不顾路远，从“中渡口”下坡，摆渡过江，拾级而上，再走好几里路，去看我的演出。晚上无法回家，就在艺专学生宿舍里将就睡一夜。

　　我和大姐光是从唱片上听听、在家里唱唱，还不过瘾，想去重庆看戏。沙坪坝离重庆很远，交通不便，看完戏必须宿在重庆。可我们上哪儿去找住宿的地方呢？旅馆是住不起的。父亲千方百计为我们想办法。在爱看他漫画的读者中，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军人，说是在重庆有房子，欢迎我们去住。不过他说因为房子小，只能安排我们睡在地上(父亲自己可以住在开明书店)。怕什么！只要有戏看，睡哪儿都行。我们就在他家地上睡了一夜。有一位女眷接待我们。事后才知道，这地方原来是他小老婆的住所。为了满足我们两个戏迷看戏的欲望，父亲真是煞费苦心啊！

　　在我随父亲去重庆以东的涪陵(他去开个人画展)时，由于那里有一个剧院，天天演出京剧，我就天天要父亲带我去看。记得有一次看了全本《玉堂春》后才没几天，又重演这个戏，但改头换面把剧名写成《苏娘艳史》。我其实知道这就是《玉堂春》(因为《玉堂春》的女主角叫苏三)，但我还想看一遍，便对父亲说了个谎，说这是另一个戏。父亲上了当，真的陪我去看。戏一开场，谎言戳穿了。父亲朝我笑笑，说：“啊呀，看过了！”我也装傻，说：“我不知道呀！”就这么混过去了。父亲倒也没怪我，还看得津津有味。

　　涪陵虽然是个小城市，那时候有幸请来了日后成为著名演员的李蔷华、李薇华姊妹俩。李薇华那时还小，只演像崇公道那样的配角；李蔷华则正当花季，扮相好，身段好，嗓子好。我看得入了迷；父亲显然也被感染了。有一晚看完戏回来，信手拿起笔墨，凭记忆画了一幅《李蔷华登场》。这幅画一直保存着，后来父亲送给他的弟子胡治均，也一直保留了下来。

　　我每天看李氏姐妹的戏还不够，得寸进尺还想见见她们本人。我把这愿望对父亲说了，那时为父亲筹备画展帮过忙的一位先生正在旁边。

　　“那很方便，叫她们过来就是！”

　　当时演员不像现在这样受人尊重，往往被称为“戏子”，有钱有势的人可以随便叫她们来。父亲在涪陵开画展，深受当地官员爱戴，所以那位先生说这样的话。父亲大不以为然。人是平等的，演员给大众带来美好的艺术，更应该受人尊重。

　　“不！请你打听一下地址，我们自己去访问。”父亲决断地说。就这样，我们竟然出现在李氏姐妹的家里了。我高兴得心怦怦地跳。先是姐姐出来，我正看入了迷，妹妹也过来了。她从姐姐身后把双手插入姐姐腋下，抱住姐姐的腰，摇啊摇的，好天真啊！过了几天，我们在菜场上碰到她们的妈妈，正在买鸡蛋。

　　“唱戏要吃生鸡蛋，嗓子才会好！”她向我们解释。

　　生鸡蛋多难吃啊！我很同情她们。为了把美好的艺术献给大众，她们不仅天天要练唱练功，还要吃这个玩意儿！

　　回家后，涪陵的事成了我长期的话题，跟我大姐更是滔滔不绝。

　　在我们那简陋的“沙坪小屋”里，有一回传来了梅兰芳对日本人蓄须拒演的消息，上海的友人还给父亲寄来一张蓄须的照片印刷品。父亲大受感动，把这照片贴在墙上，一直保留到抗战胜利。他佩服梅兰芳坚贞不屈，常常对我们子女赞佩他的人格。我们也很想拜见一下这位伶界大王，至少看看他的演出。可是，在抗战时期，那只是痴心妄想！

　　抗战胜利了！我们欢欣鼓舞地回到江南。父亲竟两次访问了梅兰芳。第一次是在1947年。由摄影家郎静山陪同。访问后，他写下了《访梅兰芳》一文，登载在1947年6月6-9日的《申报·自由谈》上。

　　1948年的第二次访问，则是“带了艺术的心情”而去的。第一次我没能同去，就不断地在父亲面前嘀咕。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和大姐两个戏迷有幸同往，还跟进了我那酷爱京剧的二姐夫，我们各自留下了一张与梅兰芳合影的照片。父亲送了梅兰芳一把亲自书画的扇子。

　　那时候我们住在今福州路上的“振华旅馆”。旅馆的服务员登记父亲的名字时显然并不认识他，但在梅兰芳到旅馆来回访一次(我们偏偏不在)留下名片后，服务员们才知这个丰子恺是有“来头”的，便纷纷去买纪念册来请父亲题字。

　　父亲对京剧有此特殊爱好，有一层深刻的原因。他在《再访梅兰芳》一文中说：“对于平剧的象征的表现，我很赞善，为的是与我的漫画的省略的笔法相似之故。我画人像，脸孔上大都只画一只嘴巴，而不画眉目。或竟连嘴巴都不画，相貌全让看者自己想象出来。……这与平剧的表现相似：开门，骑马，摇船，都没有真的门、马与船，全让观者自己想象出来。想象出来的门、马与船，比实际的美丽得多。倘有实际的背景，反而不讨好了。好比我有时偶把眉目口鼻一一画出；相貌确定了，往往觉得不过如此，一览无余，反比不画而任人自由想象的笨拙得多。”这番高论值得深思。

　　1961年梅兰芳逝世的消息传来，仿佛晴天一个霹雳。父亲在《威武不能屈》一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四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父亲认为，梅兰芳的去世，“使艺术界缺少了一位大师，祖国丧失了一个瑰宝，可胜悼哉！然而‘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梅先生的威武不能屈的英雄精神，长留青史，永铭人心。春秋代序，草木可以凋零，但此‘美人’永远不会迟暮。梅兰芳不朽！”

（摘自 《天于我，相当厚——丰子恺女儿的自述》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编辑：黄云  实习生：张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