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陈乐民先生

    2008年接近年底，陈乐民先生悄然地、永远地与我们离别了。陈先生和夫人资中筠均属贤德之人，对于生死荣辱早就看得很透和很淡，故亲朋好友、同事同僚，以及像我们这些弟子晚辈都没有机会在正式的仪式或场合向他告别。但是，陈先生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

    陈乐民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学术专长是在中国与西欧的外交关系方面。我曾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聆听过他的长篇发言，既为他的思想宏富、立论高远慑服，又钦佩他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局限于政治、军事、经济等表层现象而特别重视文化、历史等长久因素。在聚会中、餐桌上也有不少机会向他请教，陈先生不爱高谈阔论，不像有些恃才傲物的学者喜欢把持“话语霸权”，他总是言简意赅、平静沉稳，但讲出的道理却令人深思与难忘。

    我不研究国际问题，与陈先生的交流不算广泛、深入，但我与他在思想文化立场上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自视为启蒙事业的传人，在当代中国思想潮流的冲击碰撞中坚决捍卫启蒙的价值。

    陈乐民先生言说启蒙的一个阵地是《万象》杂志，从2006年5月号起，该杂志用3期刊登了他与德国学者史傅德（Fred E. Schrader）的对谈录，题目是“启蒙精神·市民社会”。紧接着，他又从2006年11月号起发表多篇以“启蒙札记”为总题目的文章，直至2008年12月号。据此，我要冒着片面与偏颇的风险说，陈先生在告别人世前留给我们的一份思想文化遗嘱，就是伸张、捍卫启蒙。

    启蒙，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揭橥和弘扬，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重新发扬的价值，但自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大举登陆的语境中，它备受质疑和批判，“什么是启蒙，谁有资格启蒙，启谁的蒙？”一连串问题扑面而来、咄咄逼人。陈乐民先生面对这样的挑战，没有追随时髦和玩新概念，他只是站在常识的立场上，用质朴的语言，借助于启蒙思想发源地哲学家的观念来作回应。他引证伏尔泰的大部头著作《关于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直截了当地说：“启蒙，启蒙，启什么蒙，都在里面了。说白了，从不明白到明白，就叫‘启蒙’，摆脱一切迷信就叫‘启蒙’。”

    为了说明启蒙思想的核心，陈先生引用了洛克的话：“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他说，把人和人的权利放在一切政治权力之上，成了以后西方政治文明不能绕过的根本点。不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是近期联合国的一系列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文件，一路下来，究其出发点都在这里。启蒙精神，说一千道一万，根本的根本就在这里。

    陈先生说，回溯历史，放眼全球，可以说任何民族要摆脱愚昧、黑暗和迷信，都需要有一个启蒙时期，这是历史的规律。中国自五四以来，历经沟沟坎坎，进进退退，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必定是押在是否“从糊涂到明白”的进路上，而不是相反。这种信念，和他十分敬重的李慎之先生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陈乐民先生论著的一大特色，是利用自己关于西欧启蒙故乡各国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使中国读者对于启蒙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机制有更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法国诸多启蒙思想家中，他最喜爱和推崇的是伏尔泰，在“启蒙札记”系列中，他对伏尔泰也着墨最多。他说，伏尔泰最有人性，因此也最理性。陈先生还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伏尔泰经常和当局过不去，那他是不是爱国者？陈先生的回答是：他爱，爱得刻骨铭心，爱得“恨铁不成钢”。法国至少落后英国60年，一方面蒙在暴虐和愚昧之中，一方面却志得意满、沉溺于物质享受，如果“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祖国的弱点视而不见，那么伏尔泰不爱国，“爱国主义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永远心满意足，连自己头上的疮疤也‘爱’；另一种是通过指陈弊病以求救治之道……伏尔泰自然属于后者。”

    陈先生最为赞成和欣赏的是伏尔泰的这句话：“我不赞成你所说的，但是我至死也要捍卫你把它说出来的权利。”他说这确实是伏尔泰性格的深动写照，值得庆幸的是，这句至理名言现在在中国也流传甚广，并为许多人实行。比如，在“范跑跑”和“郭跳跳”的争辩中，大多数人一方面谴责“范跑跑”罔顾教师职责，同时也不同意“郭跳跳”不准对方说话的霸道作风。[NextPage]

    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近年来的一大成就和进步，是从以前那种一味重视、推崇法国思想文化转变到同时也重视和研究英国思想文化，陈先生自己的研究未见得是一种转变，但与这种潮流却是同步的，并提供了有启发性的例证。他注意到，中国人在谈欧洲启蒙时，对英国往往注意不够，比如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影响较大，对英国却注意很少。这是什么原因？这可能是英国比起欧洲大陆超前了两个世纪，在政治自由、宗教宽容等方面的问题早就有比较好的解决，当欧陆还在为这些进步吵得引人注目时，英国已经在平静地享受进步带来的繁荣。在这方面，法国、德国比不了英国，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德国的启蒙哲学都有些“异军突起”的味道，而英国则是细水长流，水到渠成。

    陈先生具体分析说，英国领先于欧洲大陆的，主要是这三点：一、自由经济，自由贸易；二、人的自由和人权观念（包括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三、法治。这三点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所必备的，这三点经验从英国开始，很快就传播到北美和西欧，从当代世界的大趋势看，它的普世价值是无可怀疑的。

    谈到欧洲的启蒙，一些中国人以为这提供了为我们的国粹自傲的理由，曾经有一阵子，“伏尔泰与中国”成为流行的话题，说伏尔泰对中华帝国和儒教有特殊好感，启蒙思想家把中国制度和文化视为楷模，伏尔泰被说成是西方的孔门弟子。陈先生根据自己对于欧洲历史文化的深厚修养指出，这些都是夸大其辞，反映了某些人的自我中心心理。包括伏尔泰在内的欧洲哲人虽然博学多识，但对于中国的了解却是他们知识结构中最薄弱之处，他们的粗浅看法得自于来华传教士浅陋而矛盾的观察，他们放大中国的优点是拿中国说事以针砭本国的弊病。要说对欧洲的启蒙产生真正的影响，“中国连敲敲边鼓的份儿都没有”。

    不过，陈乐民先生并不气馁，更不自卑，他所怀抱的，是立脚于现实的希望，是冷静的自信。而我辈对陈先生的追思与怀念，最好的方式就是沿着他认定的路走下去。

   （编辑：萧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