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刚刚大结局的《少年派》，再次引发观众热议。
主角林妙妙从前期懂事开朗突然转变成蛮不讲理，她由于指责父亲职业、因直播而想要放弃高考、父母不答应就跳楼这些举动而被观众评价为“三观不正”。
虽然编剧六六发文解释称“现实就是如此”，但网友的争议声还是未曾停止。
类似这种“三观”引发的争议，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但同样是被打上“三观不正”的标签，为什么就《少年派》被批评得这么惨？像泰剧《吹落的树叶》男主变性爱上姑父，韩剧《春夜》和台剧《我们不能是朋友》展现“出轨”，这种“三观不正”的剧却很受观众喜爱？
“三观”判断尺度存争议？
“三观”正与不正是通常是观众赋予一部电视剧的印象标签，那么“三观”的判断标准在哪里？
台剧《我们不能是朋友》开篇10分钟，就上演了有十年固定女友的男主强行搭讪女主的剧情。
强撩未果的男主，又发起第二次进攻，得知女主和男朋友想买自己的房子但又负担不起，男主提出只要女主陪自己一夜，就可以降价800万台币把自己的房子卖给她。
从这台词尺度和剧情设置来看，这剧基本就被打上“三观不正”的标签了。
男主在没有和现任处理好的情况下就来纠缠女主，确实有问题。但这部剧还是赢得一众网友好评，原因在于它能直面真实情境下的真实情感，在有稳妥的结婚对象后又遇到了爱情，要怎么办？这部剧能引发观众思考。
此外，观众也乐于看到人物在面临既要遵守道德的约束，又不能控制对新人的喜爱这种纠结的状态。
韩剧《春夜》在剧情上也是如此，且细节处理更加细腻，“发乎情止乎礼”，让观众能够体会到真实恋爱时男女互动的小心思。
大多数人在感情中都会秉持“求稳”心态，即和结婚对象未必有多深的感情，但为了稳定的人生，也会继续维持关系。
《我们不能是朋友》和《春夜》都在“三观不正”的人物设定下，给出了合理的人物行为解释。以至于大多数观众评论表示人物的“出轨”虽然不能被认同，但是可以被理解。
所以，到底应不应该在影视作品中拷问三观？
要仅以“三观”来评价一部作品，法国戏剧家乔治·普罗穷毕生之力总结出的36种剧情模式，其中有9种模式都应该算“三观不正”，包括恋爱的罪恶、为了情欲的冲动而不顾一切、复仇、奸杀……
如果要追求所谓的剧情“三观正”，那我们将失去大半的艺术作品。
豆瓣网友评论
故而，编剧应该享有充分的创作空间和创作自由，当然这里应该厘清一个概念，就是到此为止，之前提到的“三观”，都是角色三观。
与此相对，编剧的创作也应该是有约束的，那就是编剧的三观。虽然这两者有时候真的很难区分开来。
角色三观不等于编剧三观
大多时候，观众是可以理解角色与编剧三观不同的。
成年人会有基本的判断，演员是演员，角色是角色，反派只是为了去完成故事，反派的恶不等同于编剧做下了恶。
就像追溯中国电视剧中第一次出现“第三者”的角色，在1999年的电视剧《牵手》中，俞飞鸿饰演了一位女大学生王纯，与吴若甫饰演的软件工程师钟锐产生了一段婚外情。
从角色三观来说，俞飞鸿饰演的王纯这个“第三者”一定是三观不正的，因为她破坏别人的家庭。而这个角色虽然也有争议，但却没有引发观众“三观不正”的评价。
《牵手》俞飞鸿饰王纯
因为观众知道，当时正处于新旧世纪变化的节点，很多家庭开始面临“第三者”问题，《牵手》中王纯这个角色恰好引发了他们对于家庭关系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牵手》的编剧三观非常正，王海鸰塑造的“第三者”没有产生经济纠葛且及时斩断情丝，点到即止。
编剧不过分渲染婚外情，让观众收看之后能够产生更深刻地思考，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即使角色三观不正，但编剧三观却没有任何问题。
因此，《牵手》这部剧将角色三观与编剧三观进行了很好的区分。
编剧三观决定角色三观
虽然说角色三观与编剧三观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否认，编剧三观决定角色三观，尤其是在人物命运走向和人物结局上，更是倾注了编剧的价值判断。
说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网友对于《少年派》三观不正的批评如此激烈？从人物三观上来说泰剧《吹落的树叶》主角变性爱上姑父的设定更有问题，但网友却独批《少年派》？
《吹落的树叶》
究其原因，是观众认为编剧个人三观左右了人物三观。
就像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对钱三一和林妙妙这样结局的少男少女，但像林妙妙这么可爱的人物却不多。所以，当前期剧情中懂事的孩子后期不管不顾地发疯，因为父亲做殡葬行业而斥责父母，因为直播而要放弃高考时，观众会质疑三观。
因为在观众看来，以林妙妙这个人物的三观，不会做出这些事情。
如果林妙妙的三观在后期突然发生转变，那就应该归责于塑造这个人物的编剧。
同时，编剧六六活跃于社交网络，意见领袖的身份容易被观众带入剧中。再加上年轻观众对直指自身的创作，难免苛责甚至“护疼”的心理，《少年派》的结局争议就不难理解了。
搁置“三观”争议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如果且先将人物三观与编剧三观的争议搁置，回到创作本体的角度来看，在人物设定上，编剧应当具有自由发挥的权利。
她可以是《少年派》中林妙妙这样性格开朗又懂事的典型人物，也可以是《吹落的树叶》中Nira这样变性勾引亲爹复仇爱上姑父的非常规人设。
但在之后的人物走向和最终的人物结局上，观众要看到合理性。越是猎奇性的人设，越要将后期的人物走向设置得更加合理。这个人物的行为选择可以不被观众认同，但至少要做到理解，这就非常见编剧功力了。
像《我们不能是朋友》中刘以豪饰演的褚克桓，最初的人设是一个有稳定女友，但遇到郭雪芙饰演的周惟惟后，霸道强撩的非常规形象。
刚开始观众可能不理解，但随着剧情的深入，褚克桓和现任女友早已有名无实的恋爱关系暴露出来。
褚克桓一直处于想要和现任说清，但一直被搪塞的状态，直到遇上女主角周惟惟，他坚定了自己要和真正爱的人在一起的想法。所以之后褚克桓为了“争取”而做出的人物有别常理的行为，就可以被接受，以至于被观众喜欢。
而对于剧本中常规性的人物设置，到剧情后期如果沦为与现实生活毫无差别，甚至是更不堪的结局，观众在心理上则难以接受。
就像大部分的国产青春片充斥着堕胎的情节一样，我们不否认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如果只刻画这种与现实无差别的状态，或是扭曲强化这种个别现象，那真是因小失大，失去了创作的精髓。
归根结底，观众乐于在剧中见到不同模样的人物，过着比自己现实中更坏或更好的人生，实现着他们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只要是人物的行为逻辑合情合理，就算得上是种美妙体验。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