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姐妹》（2 Broke Girls） 这部以两个穷得叮当响的女招待为主角的情景喜剧，从2011年开播以来，以其每集不落的黄段子和充满种族歧视的双关语赢得了全球大众的喜爱。
不过，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美国媒体曾报道，该剧开播后两年多，有大概超过90位观众因为不满这部剧中包含“少儿不宜”的语言向联邦管理机构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ion）投诉。
与该剧超过2000万的庞大收视人群相比，这90多位观众的不满似乎有些势单力薄。不少人在这条新闻下评论说：“超爱这部剧，每次都笑cry”、“不爱看可以换台呀，这个电视剧是标注了TV-14的，你几岁？”
标注“TV－14”的节目，是指该节目包含一些父母认为不适宜14岁以下儿童收看的内容，建议父母谨慎指导，不要让儿童在无人陪伴情况下观看。这是1997年由美国国会、电视行业和FCC颁布的电视内容分级体系。
不过，考虑到该剧的编剧是迈克尔·帕特里克·金，他曾有一部很多美剧迷耳熟能详的作品，名叫《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所以奔着他去的观众应该会觉得《破产姐妹》的尺度只是小意思。
2012年，《破产姐妹》剧组主创人员参加了一场媒体讨论会，由于收视率数字好看，编剧迈克尔·帕特里克·金状态轻松，他没有料到媒体的提问全是关于剧中人物设定的脸谱化、种族玩笑是否开过头的内容。
关于脸谱化，尤其是餐厅老板Han这个角色，身材矮小、缺乏男子气概、追求过时的西方时尚，几乎集中了所有西方对亚裔男性的刻板印象。金辩解道：“每个角色从诞生之初都是脸谱化的，我认为扮演Han的Matthew Moy不可替代。人们对金发的富家大小姐也有成见——她们都是‘bitch’，不是吗？”
关于种族和黄色玩笑是否开过头，金更是忿忿不平：“我自己是GAY！我每周都把人们关于GAY的成见写进剧本！我自己并不觉得被冒犯了什么。我认为这能让观众发笑，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让大家发笑。”
“《破产姐妹》中的每个对话设计都极其机智。”金对自己的剧本毫不谦虚，“这是一种非常敏锐的智慧。它关乎语言。我们是在运用语言戳中人们，这部戏没有任何裸露镜头，我们根本不需要用裸露来打擦边球，所以我们更乐意把心思花在如何突出语言的效果。”
在他看来，“喜剧作者的职业，能够允许你成为一个旁观者，允许你拿人们对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做为笑料。”
金有点受伤：“对观众来说，这部戏有那么多好笑的地方，我感到惊讶的是你们提的问题并非关乎好笑。”
金的委屈似曾相识。因为你不知道在何时何地，什么人就被冒犯了，其实你只是在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但两年后的今天，他应该庆幸向他提问的记者里没人提着AK47直接把他“突突突”了。
《破产姐妹》引起的所有争议，其实是西方大众文化与精英主义的又一次碰撞。
编剧、记者这些文化人，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属于“群氓”范围，他们为大众创作的作品，更精确地说，应该叫做“文化商品”，必须迎合大众的偏好，才能流通起来。
以德国人狄奥多·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毕生都在吐槽这种资本主义繁荣的“文化产业”。他们认为，这种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工业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是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它把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哲学等融合在一起，在闲暇里操控人的思想和情感，压抑人的个性，消除人的反叛意识，维护和巩固现存社会秩序。因而，文化工业具有极权主义性质，起着意识形态作用。
在这些德国精英的眼中，电视剧、综艺节目、各种手机娱乐应用无疑是大毒草，它们麻痹人的思想，让人变成对着屏幕傻笑的“文化笨蛋”，《破产姐妹》这样的片子更是粗鄙不堪，充满了越过红线的双关语。
虽然阿多诺的批判是深刻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作为一枚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深沙发土豆，我对这样的批判不置可否。我在每集22分钟里获得的愉悦，可以让我暂时忘掉每周工作40小时给我带来的痛苦，更重要的是，《破产姐妹》传达了一个凝聚2000万观众的共同价值观：“我虽然喝酒纹身讲脏话，但我是个好姑娘！”这难道不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吗？
好在有个英国学者说了句公道话：大众真正关心的可能并不是如何去改变世界，而是“以何种方式抵抗或者顺从生活世界的要求，以便让生活变得可以承受，以便保留某种认同感”。
这个学者叫约翰·菲斯克，他周游世界，在美国教书，自己是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消费者。他不太同意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鄙视。
他辩护说，大众并不是笨蛋（当然，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笨蛋），尽管大众没有权力，但大众可以在有限的空隙中，用非主流的方式，化解体制的压迫，表达自己，获得片刻的解放。
发生在中国的最近的例子是，那个切掉美女胸部的电视剧就引发了中国大众的狂欢，成为一个文化事件。
在菲斯克（以及我）看来，大众文化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庸俗、重复、黄段子、双关语等等让精英阶层所不齿的行为来反抗霸权。它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反抗，因为精英是立法者。“所以大众文化充斥着双关语，其意义成倍增加，并避开了社会秩序的各种准则，淹没了各种规范。”
中国观众爱看两个屌丝女招待在一家垃圾餐厅里吐槽一切人，是因为她们说出了自己在白天没胆子对貌似英明的单位领导、地铁上吃大葱馅包子的人、比自己有钱的小学同学，以及看不顺眼的任何陌生人说的话。
《破产姐妹》的大受欢迎与台湾主持人小S的爆红异曲同工，“不端，不装，做自己”是如今的大众流行价值观，大众受够了读公文报告、附庸风雅、整齐划一的“正常”生活，在一个原本被资本异化了的社会里，这样的正常才是不正常。
菲斯克解释了“不端不装”价值观流行背后的反抗意义，令人动容：
“它直白、表面，拒绝生产有深度的、精心制作的文本，这种文本会减少观众及其社会意义；它无趣、庸俗，因为趣味就是社会控制，趣味是作为一种天生更优雅的鉴赏力而掩饰起来的阶级利益；它充满了矛盾，因为矛盾需要读者从中作出他们自己的理解。它经常集中于身体和感觉，而不是头脑和意识，因为身体的快乐提供了狂欢式的、规避性的、解放性的实践——它们形成了一片大众地带，在这里，霸权的影响最弱，这也许是一片霸权触及不到的区域。”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我就爱听打嗝放屁的相声，你能拿我怎么着？
菲斯克用这么学术的语言来赞颂大众语言，真是辛苦他老人家了。可是，甭管精英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是褒是贬，精英仍旧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他们讨论着种族、自由、限度、意义等等高深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到了大众耳朵里，仍然会被各种解构——
如果Han胆敢在他的破餐厅里把菲斯克这一段念出来，Max可能会翻白眼，Caroline可能会泪流满面，Oleg和Sophie可能早就上楼运动去了，而观众可以趁机去上个厕所。这就是大众有限而宝贵的自由。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