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这是作家刘震云和他外祖母之间的一段对话，他把它写在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开头，读得让人心头拧巴。1989年，刘震云的好友钱钢想要编一部《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他很快搜集到了20世纪的100个灾难，每年一个，其中1942年就有一场旱灾发生在河南，死了300万人，当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河南人刘震云时，后者因为从未听闻而不知如何应答。他决定回一趟老家，弄明白这件事，弄明白大家为何都忘了这事，“遗忘比事实带给我的震撼更大”，刘震云觉得。

　　查阅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历史书籍，很难找到关于那场中原大饥荒的踪影。大陆学界没有一本关于它的严格史学专著，没有一篇博士论文，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通史》中，这场大灾荒所占据的篇幅也只有5页，仅仅是第4卷第42章第4节的一部分。在抗战的正面战场河南，于最为艰苦的1942年，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至少300万人死于饥饿。这300万条生命，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三座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难者，却悄无声息地淹没在记忆中——距今不过70年。

　　记录这段历史的档案尘封在河南省档案馆，几十年来鲜少问津。冯小刚筹拍《一九四二》，剧组的人员调过几次档案，直到电影即将上映，络绎不绝的媒体才踏破了档案馆的大门，自发掀起了一股民间修史的高潮。公共性的娱乐事件让沉重隐秘的心灵包袱最终得以释放，何其吊诡！

　　大约30年前，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就洞察到了历史的残酷，“当我试图从过去的笔记中认识这场大灾时，其中生动形象和有感情色彩的东西越来越少，理性分析和数字统计越来越多”，他在著作《探索历史》里写道。白修德是最早报道河南大灾的记者之一，为灾民争取到国民政府的援助。1978年，当他试着将这段回忆重新整辑成书时，这位哈佛历史系的高材生却发现，随着距离灾荒的时间变长，活生生的灾民变成了冰冷的统计数字，“300万”沦为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个注脚。

　　为何中国历史的框架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史、王朝史，只闻王侯将相，不闻黎民百姓？刘震云不服气，“1942年这样的灾荒，从东周开始，每两三年就有一次。史料记载不过是草草几句‘大饥、饿殍遍野、人相食、易子相食’”，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而这些一笔掠过的灾荒往往隐藏了民族的秘史”。

　　写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时，刘震云的姥娘九十二岁，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用力地表达。

　　这种史观打动了冯小刚，耗了19年筹谋这部电影。今天，《一九四二》正式在全国公映。“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往回倒过去我们就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几天前，冯小刚在上海媒体见面会上解释《一九四二》的拍摄初衷，“记住历史，重新发现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它的重演。”[NextPage]

　　立项19年

　　电影《一九四二》的故事还得从1993年说起。按冯小刚的话说，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哥们儿王朔推荐了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给他，“故事有点味道，那么严肃的问题，那么大一个灾，有人却问是哪一年？”冯小刚事后回忆。彼时，他初出茅庐，还没拍成过一部电影，被称作“小冯”。

　　在王朔的牵线下，冯小刚结识了刘震云，并接拍了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一地鸡毛》。次年，两人又一起参加北京青联会议，会上，冯小刚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刘震云委婉地回绝：“不着急，让我再想想。”

　　时隔多年，刘震云解释，“大家太年轻了，历史观也都还停留在一个很浅表的层面，改编的时机未到。”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每当王朔和冯小刚兴致勃勃地大侃如何切入《温故一九四二》时，刘震云并不接话，“我当时心里完全没底，那是本调查性的小说，只有人物群像和大致的历史背景，连叙事主线都没有，根本不适合影像化。”他回忆。

　　2002年元旦后的一个晚上，从河南老家回来的刘震云来到冯小刚家，两人喝光冰箱里的所有啤酒后，刘震云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愿意和你共进退。”此时的冯小刚，已拍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四部贺岁片，累积到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观众缘。他找到王中军，讲明来由，后者立马拍板，成立筹备组，并准备拿出3000万。

　　几天后，冯小刚邀请电影圈的朋友、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几乎每个人都在泼冷水，比如这是部好小说，但没办法改成电影，没情节、没人物、没线索，不具备一部常规电影的要素。听完后，冯小刚和刘震云两人坐在树阴下，沉默了很久。

　　第三次提起《温故一九四二》的，还是王朔。2010年，王朔为冯小刚写了《非诚勿扰2》的剧本。庆功宴上，王朔认真地说：“小刚，你真应该咬咬牙，把《温故一九四二》给拍了。这片子需要一个特别大的投资，你现在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可以用你的市场号召力养这个片子。作为一个导演，拍完这个电影，你就可以没有任何精神负担了。”几次立项未成的冯小刚想拍，心里却没底。王朔开玩笑地鼓劲：“你也别担心赔了，万一票房不好，我下面再给你写一个喜剧，再来背这个片子的债。”就在这一年，当《一九四二》再次立项时，已经是华谊第四次成立剧组，离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也整整17年了。冯小刚再次找到刘震云，问“还干不干？”刘答：“干！”

　　打捞历史

　　但剧本几乎得完全重来。“小说到电影，改编最大的难度是没有故事，灾民没有具体形象。同时还有一点特别可怕，小说的叙述不是单声道，而是环绕立体声，是多线索并进。每条线索的主人公互不见面，但又共同搅和到了一件事上，就是1942年河南的旱灾，这场灾难就变成了一碗杂拌粥。但电影需要故事、需要鲜活丰满的人物和非常站得住脚的人物关系。”刘震云告诉本报。

　　重新打捞历史，他和冯小刚调侃，“笨人得用笨办法”。“其实最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偷懒，沿着灾民逃荒的路、沿着所有线索发生的地方都去走一遍。”剧组大概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跑了山西、河南、陕西、重庆等地，光是重走故地，冯小刚和刘震云就走了三路线：一是灾民逃荒的路线，二是日本进攻的路线，三是蒋介石的活动路线。一路上前前后后采访当事人上百个。冯小刚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一个90岁的老太太讲到自己亲眼目睹的卖子场景：父亲夜晚偷偷地卖孩子，当妈的发现了不愿意，拿起扁担就把孩子拍死了，他把这个场景放进了电影。[NextPage]

　　“在这个路上慢慢灾民的形象浮现出来，变得具体了。他们的家庭关系、阶级关系都建立起来了。”刘震云说。电影中的老东家，花枝、瞎鹿等角色都是通过口述历史慢慢具象为叙事主线。原本电影结尾有个很长的鸣谢名单，因为滚动时间太长，进影院时被删掉了，冯小刚把它保留在导演剪辑版中，希望大众能从一个个具体的名字里感受到历史鲜活的存在。

　　剧本改出来第一稿，洋洋洒洒十几万字，每一个细节都特别生动，人物的语言非常准确，“比如本子里的台词都极短，因为饿，人们没有力气说话。”刘震云说。

　　冯小刚希望演员迅速进入历史的情境，挨饿、受冻是最快捷的体验方法。拍这个戏，扮演老东家的张国立瘦了24斤，在剧组每天就是演完了饿，饿完了演饿，饿上加饿，“饿了才知道，人的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他告诉记者。对这句话，花枝的扮演者徐帆感同身受。有一场戏，生着病的张国立实在顶不住了，工作人员递上来一块巧克力。饿了几天的徐帆瞧见了，竟发了疯地哭闹了起来，嚷嚷着也要巧克力，“戏光靠演是演不出来的。”她说。

　　在接拍《一九四二》前，徐帆也在灾难片《唐山大地震》里扮演过情绪饱满的受难者。开拍前，她问刘震云，花枝这个灾民角色，是否也应当依葫芦画瓢地演。“千万不能煽情，情绪一定要节制，”刘震云说，“这个戏和别的戏最大的不同就是，情感永远不外露。因为在逃荒的过程中人是麻木的，容不得你大哭大叫。”

　　电影的后半段有一场戏：花枝和栓柱躺在草席上，展开了一段平静的对话。花枝说，“我嫁给你是为了让你卖我，你把我卖了可以得几升粮食，这样你和孩子都能活。”说这话时，她几乎是漠然的。“逃荒路上，灾民心境的悲凉，那是文学上的创作。实际上，灾民的感情是非常粗糙的，是寒风垒起来的荒草和石头，他们没有时间去抒情、没有时间去悲伤，因为饿得都奄奄一息。”刘震云说。

　　只有灾民的视角也不足以架构历史，被遗忘的细枝末节需要与更扎实的史料相互印证。“这些1942年的亲历者和后代，一般提供的是细节，是个人的角度，他是怎么逃荒的，他爹是怎么逃荒的，他姐是在哪被卖的，他老婆是在哪饿死的。”刘震云说，电影同时需要呈现公众视角和官方视角，比如整个河南的灾荒到了什么地步、受灾面积多大？公众和舆论如何反应，蒋介石和政府又是如何应对？

　　在研究了《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史料后，刘震云将剧本拆分为五条主线——最高统帅蒋介石、河南省主席李培基，驻扎河南第一集团军军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传教士梅甘神父以及灾民主线，试图从更为宏大的历史脉络里，找到这场大灾的缘由。“是天灾，更是人祸”，他以为。

　　影片的开头就有这么一段旁白，“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1942年的秋天，李培基前往重庆上报灾情，好不容易在陈布雷的安排下见到了蒋介石，后者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听秘书汇报大事摘要：会晤甘地、美国特使来华、滇缅线战事失利、河南守防吃紧……李培基吓得退了出来，“那些事都比我这个大”，他告诉陈布雷。

　　李培基口中的大事如今充斥在各类历史教材中，他隐而不报的“小事”像尘埃般消失在历史中。“中国的灾荒年太多了，没价值，太微不足道。”刘震云说，而正是这种“没价值”令人痛心。“我们所做的，首先是让大家知道，1942年还有这件事”。

　　刘震云说，他无意在电影中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就是想把这种“遗忘”呈现出来。但他忽略了一件事：“遗忘了什么”本身就是历史观的一部分，而历史观往往照亮一个民族的心灵。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