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取得的成就与拥有的名气相比，李安谦卑到了几乎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低到了尘埃里。
在新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北京媒体见面会上，直到两周前才交片的李安似乎还处在精神骤然放松的“泄气”状态中，头发花白的他斜坐在沙发上，用一口温雅而疲惫的台湾国语略带羞涩地告诉台下数百记者：“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这话他1993年在柏林捧起第一座金熊奖杯时说过。20年过去了，已经名满天下，获奖无数，他还这么说。
但“无用”只限于现实世界，在和电影共处时，李安并不谦卑。甚至可以说，他是个电影世界里的印第安纳·琼斯，每一次拍片都像是一次冒险。他喜欢敏感题材，喜欢走钢丝，喜欢挑战已有的成见和秩序。20年前，李安拍摄了“同志”电影《喜宴》，让藏在柜子里的弱势群体有了沐浴阳光的机会；几年前，他又拍了《断背山》，两个牛仔的缠绵悱恻令世界动容。李安的上一部华语片《色戒》，在人们最敏感的两条神经——政治和性上大肆拨弄，致使影片在大陆上映时遭到大刀阔斧的删减——直到现在，在网络下载排行榜上还能找到那段被删减的7分钟视频。
这一次，酷爱在电影世界中冒险的李安，索性花费4年时间，拍了一部讲冒险的电影，这就是《少年派》。
《少年派》改编自澳大利亚作家杨·马特尔的长篇小说《Pi》，讲述了一个名叫派（Pi）的印度少年和一只名叫理查德·帕克的孟加拉虎在海上漂流共存的故事。李安很喜欢这部小说，2002年小说获布克奖时他就读了，还推荐给了太太和儿子。有一段时间，《少年派》成了李安家经常讨论的话题。李安说，在美国的中学里，《少年派》是重要的课外阅读材料，而且经常被当成课堂讨论的题目布置给学生。
2003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买下了小说的电影改编权，但在好莱坞找了好几圈，一直没有导演愿意接手，拍摄《蝙蝠侠》的诺兰、《天使爱美丽》的热内等名导均与这部电影擦肩而过。在很多人看来，将这部充满哲理思辨的小说改编为主流商业大片简直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连原著作者马特尔都觉得20世纪福克斯公司发疯了。“这个故事发生在海上，还有一堆动物，怎么可能拍成电影呢？”即使影片已经上映，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也认为这部电影不可能成为一部主流商业片。
李安最初也觉得，“这部电影是拍不出来的”，因为电影是讲究具象的叙事语言，而这部小说在这点上就和男主角的名字一样，“Pi即π，是个无理数，是不可解的。”但一来他被小说深深吸引，二来也是因为他在电影世界中的冒险天性——“我喜欢拍做不出来的电影。”更何况，在他心目中，“好像也只有我能把这部电影拍出来。”
这也是20世纪福克斯找到李安的原因：他擅长“不按牌理出牌”，有想象力和执行力，对一个新的东西，总会想到一个方法把它解决。
李安解决《少年派》的办法是：3D。
“2D无解，根本就拍不出来。”李安意识到，尽管还不成熟，但对于《少年派》来说，3D是解决问题唯一可能的途径。而且，3D不仅是一项全新的技术，也提供了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这让已经对电影语言熟烂在心的李安惊喜的发现，他有可能成为在一条崭新路径上的开路先锋。
詹姆斯·卡梅隆拍3D，人们觉得理所当然，因为卡梅隆一直是个技术狂。但一向走文艺路线的李安能玩转3D吗？[NextPage]
“非常头疼。”李安承认，自己的3D之路走得磕磕绊绊，这是一项远未成熟的技术，没有前路可循。剧组从卡梅隆那里租了两台机器，体积很大，移动非常困难，“我们又拍水”，器材一旦出故障，剧组就会抓瞎，满世界打电话，把懂技术的人从美梦中吵醒。但很多时候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第一个晚上，整整12个钟头，一个镜头也拍不出来。李安说，自己就像是小白鼠，“我们在前面做实验，他们就在后面做新的器材。”
对于3D的理解，李安和卡梅隆颇有不同。拍了《阿凡达》之后，卡梅隆出版了拍摄手册，指导3D应该怎么拍，但李安试验一下，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就撇开了卡式经验，按照自己的想法拍。卡梅隆的理念是摄影机的两个镜头相当于人的两只眼睛，汇聚的地方就是焦点所在，但李安认为，在一部电影里总是跟着焦点看，是不自然的。看电影是用心看而不是用眼睛看，除却个别的时候需要用这技术作为视觉引导，更多的地方，李安没有遵照卡式经验。“我留给观众自在。我不追求理论正确，而看重更自然舒适的方式。”
李氏3D效果究竟如何？《纽约时报》对《少年派》的评价是“下一个《阿凡达》”，而《阿凡达》导演的评价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它不可能更好了。”
3D是《少年派》能够面世的关键，但这部电影就像个麻烦制造者，问题层出不穷，让李安疲于应付。光剧本就改了400稿。李安说，虽然不是每一稿都把纸撕掉推倒重来，但每一次都是经过非常大的改动。
这还不是最耗精力的。电影圈公认，有三种东西不能碰，小孩、动物、水，结果在这部片子里聚齐了。相对来说，小孩是最好解决的。李安在将近3000个候选者中，挑中了苏拉·沙玛。因为他觉得沙玛很有灵气，“像小活佛一样，虽然没演过戏，但表演非常自然。”其实李安挑选沙玛，多少有些“私心”，如果你手头恰好有一本李安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就会发现，那些老照片里的少年李安，眉眼和17岁的沙玛有些相似。这并非牵强附会，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文茜曾当面问李安：派是不是就是你自己？李安点了点头：是。
沙玛也没有辜负李安。有三个月时间，镜头始终对准了“派”，每个镜头都是拍他，开拍前他每天疯狂地吃各种食物，然后在拍摄过程中痛苦地减肥，“我每天只能吃生菜，幸运的话能得到一点点金枪鱼。”在这三个月里，沙玛没有替身，每天泡在水里十几个钟头不能动，沙玛却从来都不叫苦，也从不逃避。李安觉得，“碰到这个小孩，是天意。”
动物是另外一个令李安挠头的元素。剧组里总共有四只老虎，三只来自法国，一只来自加拿大。来自法国的驯兽师是驯兽专家，而加拿大的驯兽师训练出的老虎尤其乖顺，禅意十足。李安花了很多时间跟驯兽师与老虎在一起，了解老虎的个性，观察它们各种心情下的动作反应，拍出了几千个小时的动物素材。
每只老虎都住在配私人花园的“五星级旅馆”，因为老虎不喜欢新鲜的环境，在船上会害怕，所以摄制组就把老虎笼放在一个巨大的起降机上，用机器摇晃，模拟出海上风浪飘摇的效果，拍完再用电脑动画把水做出来。
剧组对老虎百般呵护，因为片场就有两个动物保护组织现场监察。李安说，因为电脑动画制作的老虎实在太逼真，以至于印度政府不相信这是“假老虎”，认为剧组有虐待老虎之嫌，李安不得不写邮件报告电脑制作老虎的每个细节，才把这事应付过去。
拍水更困难。在大水面前，人是渺小而无奈的，而水又细腻之极，每一道微光的折射也千姿百态，每一个镜头都是刻骨铭心的经验。“过去在电影里，不管是谁拍，海上的戏都很难模拟好，实景在海上拍戏很难作业。这部戏是我在台中用一个废弃的机场造了一个大水池，长75米，宽35米，一边用12台大型机器吸水、放水来造浪，另一边用机器把浪消掉。与工程师一起研究了好几个月如何控制波长、浪形和节奏，为的是更接近开放的大海。这些镜头后来又经过两年的电脑制作，颜色、反光、折射，得精确到每一个水分子的质感。”焦雄屏说，这也得亏了李安是“台湾之子”，他要什么台湾就不打折扣的给什么，否则就《少年派》那点预算，是造不出那样巨大的水池的。[NextPage]
电影公司虽然主动找到李安执导，但预算要他一分一分去争。李安很少遭遇票房失利，而且也拍出了几部非常卖座的电影，在预算上有较大的发言权，照他的话说：“两三千万美元的电影随便拍。”但他终究不是拍《变形金刚》的迈克尔·贝。他的电影在亚洲上主流院线，在欧美就得去艺术院线。李安至今只接拍过一部主流大片，就是2003年的《绿巨人》，投资高达1.5亿美元，但票房不如人意。那次滑铁卢把他划到了某个圈子之外，这个圈子里有诺兰，有詹姆斯·卡梅隆，有彼得·杰克逊，但是没有他。证明自己也能玩转商业大片，这虽然不是李安接拍这部电影的主要原因，但他承认，“再出发去挑战一次（执导商业大片），也是有那个心在那里。”在李安的职业生涯中，只有两部片子对他有票房压力，其中一个就是《少年派》。
无论如何，电影公司不可能给他一本空白支票簿了。李安解决钱的办法，是花了一年时间，“把海上70分钟漂流的过程一格一格的画了下来，做了一个卡通片，仔细研究好该怎么做，列了几个方案呈现给福克斯公司，经过一年半以后才拿到预算。”饶是如此，最终拿到手的钱和十年前的《绿巨人》相比，也缩水了一半，只有8000万美元。
8000万终究不是个小数目，投资方当然希望影片能按照商业片的路数来弄，至于哲理部分，点到为止就行了。安安稳稳的把钱收回来最重要。但是李安想的不一样，他是文艺片大拿，把执导权交给他，也就意味着，艺术这头骆驼已经把脑袋伸进了片场。
李安认为，这部小说虽然未瑧伟大之境，但其中的哲学思辨很有意思。一个小孩和一只老虎在海上长时间漂流，依靠内心的信念最终活了下来，然而故事的结尾，却给出了另一个版本：那只老虎根本是不存在的，是派潜意识中为了对抗孤独和残酷的人生想象出来的。人需不需要信仰，内心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在李安看来，这很有意思。“每天世界上都有宗教引发的严重冲突，这让我觉得世人需要一个共同点，而这本书创造了这一点。派热爱每一个宗教，起初这对他来说不成问题，然而当他独自漂流海上，面对大自然，神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宗教，没有社会或是人际关系，他得创造自己的社会，得面对自己的神智，这一切都非常有趣。这个故事的主题真的切中了生存的核心，所以这本书这么的放诸四海而皆准。”
原著将一个有关宗教、命运和意义的故事讲得兴味盎然，而且跳出宗教，回归到了人本身，这深深吸引了李安，不过，原著的思路是典型的西方式的，“马特尔来自西方，有犹太背景，西方文明把人摆在首位，讲究人定胜天。”而李安则选择从一个东方人的角度来重拍西方人的哲学故事，“我自己来自东方文化，因此我的改编难免会有所调整，我蛮期待看到这种撞击的发生。一切都按照人的意愿进行下去，这个地球终究要走向毁灭，我们是不是应该谦虚一点？好莱坞电影把人定胜天当成了一个定式，但我觉得时候也到了。我们不太信这套，人对老天爷是要敬畏的，我要在这方面做个发挥。”
对于李安来说，在视觉奇观之外，留给观众三分余味是很重要的。他希望尽最大可能去刺激观众的想象力和情感，引导他们去思考一些关于终极的问题。
但是，李安开玩笑说，有段时间，只要他一思考，投资人就紧张。“我要对得起书，要对得起观众，我觉得对观众要有种尊敬，你不能把电影粗浅化，然后就指望能靠这个卖钱。我希望能达到一个很奇妙的平衡，有一个很新的观点，然后用3D技术给大家开辟一个新的想象的空间，雅俗共赏，兼容并蓄。”
但是，怎样让商业和艺术在这部电影中共存？李安说，这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难的部分。
如果是十年前，李安可能迈不过这道坎。虽然他从来就不是拒商业于千里之外的导演，但他未曾刻意琢磨过商业电影，通常他爱拍什么就拍什么，基本上是拍文艺片，口碑好，得奖卖座了，就变成商业片。《绿巨人》的失败，影片前半部分的艺术探索通常被认为是罪魁祸首，李安自己也搞不明白东西方人“触动的神经不一样还是怎么样”。其实失败的根源是他那时候还没想好该怎么拍，或者说姿态该怎样调整。[NextPage]
现在，李安自认“聪明了很多”，所以，他开始纠结了。他说，拍了几十年电影，让他在文艺和商业之间纠结的，只有这部。他受足了罪。有一段时间，他有种强烈的当烈士的冲动，打算横下一条心跟片商拼了，“艺术到底，拍个最贵的艺术片，名留青史，他拿我也没办法，我是大导演……”
终究，李安还是压制住了自己英勇就义的念头，“如果你不能满足广大的观众，在社会上没有一种集体的启发性质，大家看了觉得挺受益的话，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回事。”
这样的心理拉锯不断上演，让李安痛苦万分。他虽然认同了影片的商业性质，但一颗文艺的心灵同商人的逐利本性实在是很难和谐并行。电影公司了解一些电影的通则、卖座的公式，可李安最厌恶的就是公式化操作，“按套路拍10部赔9部，如果套路有用的话，没有人会赔钱。”他的很多创新的想法无法直观地展现在老板面前，“电脑动画一两年你才看得到，口说无凭，动画做一半也没有说服力，它那个神气到一两个月前才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很多比较别致的地方，敏感的部分，特殊的心灵沟通，”都让老板捉摸不定，拿捏不准。
老板们对于影片的理解程度和他们对导演的信任成正比。他们无法理解电影，对于李安的信任也就无从谈起，施压成了他们唯一的法宝。据媒体报道，20世纪福克斯一度决定收回对《少年派》的投资，只是在李安的努力下，投资方才收回决定，但仍然大幅度削减了投资额。
作为一个曾经的商业片失败者，李安承认，商业片比文艺片难拍，而要把商业和文艺和谐共存，更是难上加难。“文艺片你爱怎么拍怎么拍，看不懂是你的水准不够。深入浅出、老少咸宜很难弄，但我觉得最难的是既让观众体会到你的想法，还可以让他们深思。我也算会拍电影的，但有的时候真的被难到了，就像拍3D一样，也没有人给我指导，上帝啊，谁教教我怎么搞？上帝好像也没有回音。”
现在，李安再回过头看这段几乎把自己逼疯的日子，态度更加理性。他承认，在出品一部大片时，自己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你拍一部这样的片子，光讲那些哲学思辨的东西也是不行的，虽然大众都是看比较粗浅的东西，可是他们对心灵的追求也是有的，你怎么样引导他？怎么样在表面上让他不要去抗拒，能够看得懂，能够投入？”
各种矛盾相互撕扯，让李安的精神备受折磨。所幸，拍《少年派》的李安还没发疯，但随着影片上映的日期一天天逼近，他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他觉得，自己就像电影中的派一样，跟一只老虎在一个小船上飘过太平洋，不晓得哪天到岸。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年9月28日，《少年派》作为纽约电影节开幕影片首次上映。李安坦承，其实在纽约上映时，这部电影只完成了95％，这让李安手里捏了一把汗。
但即使是未完成的版本，已经震撼了全场观众。电影节组委会主席理查德·佩纳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观影者的感受：“《少年派》完美的结合了科技创新和艺术视觉，让所有人深深感动。”
这时候，李安才终于松弛下来。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起那时候的感受，在沙发上做了一个浑身瘫软的姿势，紧张骤然抽离，“支撑我的力量一下就没有了。”
“在电影里我不需要谦虚，我只是尽量的冲，尽量的冒险，”李安说，他和电影中的派很像，一方面非常温良，另一方面内心中又如猛虎一般充满了野性，他会把自己的野性发挥在电影之中，“尽量让大家——‘Wow！’”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