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的电影工业在领头羊埃及（冷战开始后的几十年里，埃及电影产量曾达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八成）衰弱之后，伊朗和土耳其强势崛起。考虑到在有些伊斯兰国家里电影还是被禁止的，那么伊朗如今对电影的种种“干涉”，倒显得并不特别令人难以忍受。而在伊斯兰教的世俗化方面，埃及和土耳其堪称“楷模”，也正是在这两个国家，电影工业先后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虽难有确凿的论证，但一般认为，世俗娱乐和宗教审查之间多少有着互相消长的关系。

　　《征服1453》是土耳其电影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大片”。影片讲述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一件盛大武功——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把这样一件影响至今的宏大历史事件搬上银幕，电影本身的意义便已经退居次席——这便是电影的社会属性。虽然也要考虑表演和剧本，但最终创作者不得不面对的成就并不是电影的成就，而是社会性的“成就”（这里的“成就”，指的是它做到了让事件融入了某一社会力量的历史阐释）。就这部拍摄古代史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攻城战的电影而言，编导除了要把事件始末尽可能地还原之外，还要取得至少三个庞大社会群体对此片的合理性解释。一个是土耳其国内的观众，在经济颓唐的欧盟屡次拒绝蒸蒸日上的土耳其的入盟申请、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当下，一部这样的电影需要提供给他们的是适量的爱国刺激和微微拔高的历史想象；一个是拜占庭帝国遗留的东正教子民们，特别是今天的希腊——在希腊，人们至今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周二看作是一周中最不祥的一天，可想而知，如果影片像美国电影《300勇士》那样丑化东正教徒，反对声浪将会盖过影片希图造成的效果；另一个群体则是除了土耳其人以外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主要包括伊朗人和阿拉伯人，这三大伊斯兰种族都曾在历史上立下千秋武功，但攻陷君士坦丁堡甚而威胁罗马的功业，却只有土耳其人办到——如今土耳其人要和阿拉伯人、伊朗人争当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这段历史正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除了领导者，显然土耳其人还自诩开明者（或许他们确实在伊斯兰世界中是最开明的），这样的想法在影片中也多有反映。

　　对于这样一部电影，讨论演员的演技或者编导的技巧都没太大意义（除了美工道具方面颇值得一谈），它并不是拍给影迷看的，而是拍给数十亿受这场战争影响的人看的。如果硬要拿一部“好电影”的标准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它情节拖沓、人物性格呆板、电脑特技粗糙，甚至有些镜头也不连贯。但对于这段历史的爱好者和关心时下政治的观众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影片了解到土耳其人是如何思考并阐释这段历史的；而对于看惯了类似《天国王朝》、《300勇士》这样“西方中心主义”的好莱坞战争片的国内观众来说，它也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视角。

　　首先我们来看看土耳其人是怎样看待自己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的。影片一开场便是先知的预言，说将来会有一个神圣的君主带领神圣的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这样的桥段，传达的信息非常明晰。而在君士坦丁堡被攻占的当天凌晨，穆罕默德二世带领军队做乃玛孜（礼拜）时，既没有“高抄手”（双手合于胸），也没有“不抄手”（双手垂两边）——前者是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礼拜动作，后者是伊朗什叶派的礼拜动作，通过这样的细节，影片把“神圣的”命运唯独交给了奥斯曼帝国，也就是土耳其人。而这种神圣使命也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延续至今——在如今的伊斯兰世界中，国力首屈一指的土耳其有这样的自信。

　　土耳其人还适时地利用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不和。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强敌来临时希望罗马教宗派兵来援，共同保卫基督教世界。但是四次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烧杀抢掠已经彻底影响了天主教在东正教徒心目中的形象（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骑士们在威尼斯人的挑唆之下竟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牧首在关键时刻宣布与罗马暗传秋波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叛教。和天主教强迫东正教徒改宗不同的是，穆罕默德二世在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允诺了东正教徒的信仰自由（这个史实在影片中被浓墨重彩地渲染，用以证明伊斯兰的开明，事实上，在中古将近千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文明确实要比基督教更加开明）。如今希腊人也只好闭嘴，影片巧妙地利用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陈年旧账——在异教的统治之下，东正教徒反而获得了自由。

　　另一方面，影片所宣扬的信仰自由的理念也暗合了20世纪凯末尔革命以来土耳其世俗化政权的政治理念。其实整部影片的重要推动力（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就是宗教冲突，但在影片的结尾处突然开始宣扬起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自由（在奥斯曼帝国中，东正教徒和穆斯林是不平等的，那种自由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自由），不能不让人玩味影片创作者的暧昧姿态——一边利用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获得了高额票房，一边也不忘添加“进步的”结尾，以迎合土耳其国内知识精英的政治取向。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