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

　　从技术上讲，《十月围城》最大的缺点，是煽情过了头，变成了矫情，就像一个试图以泪水动人的女子，哭成了孟姜女，但未哭倒暴政的长城，倒先冲乱了精心画制的妆容。不过，结合电影的思想，便可以原宥此缺点的滋生。哪一部重述革命叙事的中国电影，不是走血与火的激情燃烧的路线，不是用宏大而嘹亮的口号和前赴后继的英雄主义引领我们的血液走向沸腾呢？革命，尤其是艺术化的革命，本来就不必过于讲究理性和逻辑。

　　其实不限于中国，西方的电影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看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勇敢的心》，往往沉迷于威廉·华莱士最后那一声撕心裂肺的“Freedom”而无法自拔，仿佛此前的漫漫剧情就是为了衬托这一句口号的神圣降临。

　　Freedom式的呼喊，几乎充满了《十月围城》的每一个暗角。这正契合了革命电影的架构，要让每一根梁柱、每一颗螺丝钉都散发革命精神的铮铮光泽。不过，此片将叙事定格于1906年10月，发生地在香港，则跳出了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革命叙事模式。进一步讲，该片在建构革命的同时，还在解构革命，颠覆传统的、教条的革命叙事。片中那一个个从迥异的出发点而共同走向革命的形象，从瘦弱到饱满，从苍白到鲜亮，从生命的陨落到信念的挺立，犹如一根根尖锐的芒刺，刺穿了陈旧的革命叙事窠臼。

　　片尾，为了保卫孙中山，能死的、该死的人全死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孙领袖才缓缓走出来，诵读一段台词：“十年以前，一个学生在这里提问：何为革命？我告诉他，革命，就是要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次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假如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

　　恕我孤陋，不知这段台词出自孙中山的哪一文本，抑或是编剧的演义。若由此而论，可知孙中山对革命的诠释是何其用心良苦。十年前，他强调革命的结果；十年后，则强调革命的过程。在前者，他描述了一个乌托邦，以呼吁蒙昧的民众积极投身革命大业；在后者，革命精神已经普及人心，则教育革命者敢于为壮志而不惜牺牲。一面以美好作为召唤，一面以痛苦作为砥砺，合璧起来才能呈现革命的真实镜像。如果将两段论述颠转过来，一开始就说革命之痛苦，不知还有几个十七岁的李重光信服于革命的大义？

　　且看电影当中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为什么而革命。完全符合我们历史记忆的那一个，乃是李重光。他之革命，纯为大义。读了孙文《伦敦蒙难记》，一腔热血的少年“闭上眼，（梦到的）是中国的明天”。他质问劝阻他赴汤蹈火的陈少白：“全中国都卷进去了，我还能置身事外么？”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话语，在我们耳畔响彻了多少年。但是，当李重光乔装为孙中山的替身，为什么他的脸紧张抽搐，他持白色礼帽的手在瑟瑟发抖?

　　其他的革命者之抉择，无关于大义，盲目而悲情。有人是被裹挟进入革命党的潮流而身不由己，有人是感于平日的礼敬之恩而革命，有人是为了一个父亲的尊严而革命，有人为报父仇而革命，有人为肚皮而革命，更有人，如阿四，连明天要保护的人是谁（这乃是革命任务）都不知，却走上革命之路，泰然赴死。对于革命的疑问，他轻轻一笑，无知，无辜。

　　这些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的人最后皆舍生取义，这一点，正好可以用来诠释片中孙中山所言的革命即“文明之痛苦”。而那些幸存者，是陈少白们，他们是革命的发起人，是革命史的书写者，是革命话语的阐发者，是临死犹高呼“革命尚未成功”的先行者。连今日的电影，都必须以他们为主体而展开，尽管我一直认为，片中，只有孙中山才是真正的局外人。

　　幕落，李宇春唱道：什么大爱，什么时代，我弄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明白呢，他们被卷入革命潮流当中。只要为你活过，我就不是粉末——可惜，作为粉末的命运已无可避免，何必再苦苦追问“你”是谁？

　　我多么希望，《十月围城》中最响亮的台词，不只是李重光那一句“我闭上眼，（梦到的）是中国的明天”，而更是阿四在说“我闭上眼，梦到的全是阿纯”，那个他最爱的，美丽的跛脚姑娘。

　　一个是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一个是经验主义的阿四。作为革命者，你选哪一个？

　　满面肃穆的李重光对阿四说：这是国家大事！

　　为李重光挡刺刀的阿四却痛苦摇头：我不知道。

    （实习编辑：罗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