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沛理
如果郑保瑞导演的《意外》代表香港出战威尼斯，是因为“池中无鱼虾自大”；那杨凡导演的《泪王子》获遴选团青睐得以代表香港角逐奥斯卡，便只能说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意外》讲一个机关算尽的罪犯怎样被自己的聪明所误，《泪王子》写一个政治迫害的年代怎样扼杀爱情。两片在制作方面皆刻意求工，但就是缺乏了一种作者的印记——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个人风格。的确，《泪王子》和《意外》的娴熟技艺（profes-sionalism ）散发着一种不具个性（impersonal）的味道。倘若它们就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香港电影，我们不禁要问——香港电影的作者是否已死。
将导演当作电影作者的所谓作者论（auteur theory），先在1940年代末叶，由法国影评人巴辛（Andre Bazin）等人提出，再在50年代由电影笔记（Cahiers du Cinema）的影评人（包括影迷熟悉的杜鲁福和高达）发扬光大。奥逊韦尔斯、希治阁和尊福等大师级导演的作者地位，就是在那时开始确认。
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中期的香港电影，出现过不少重要的电影作者。他们不仅在巨大的商业压力下拍出多部佳作、力作和杰作，并在这些电影中烙下清晰可辨的个人印记。以吴宇森，徐克和林岭东三人为例，他们的作品不论在题材、主题，以至叙述手法和视觉风格上皆一脉相承，有浓厚的作者色彩。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从来不是陈义过高的阳春白雪，而是令观众产生共鸣共感的卖座电影。他们成功在商业与艺术、言志与从俗之间取得平衡。
反观今日香港影坛，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作者导演如凤毛麟角。无论王家卫在国际影坛上得到多少错爱，他的电影受香港观众冷落是不争的事实。目下香港影坛在商业与艺术能够做到左右逢源的，严格而言只有杜琪峰一人。杜琪峰的电影固然在票房上屡创佳绩，他本人更是评论界的宠儿。然而时年54岁、1980年首执导演筒的杜琪峰，果真是香港电影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电影作者，还是时势造就的英雄。
毫无疑问，杜琪峰是芸芸香港导演中，除王家卫外最自觉的风格主义者（stylist）。他对视觉风格的苦心经营，对叙述故事的求新出奇，是影评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他1999年的《枪火》最有代表性。杜琪峰用简约的叙事风格，将情节去芜存菁，而倾全力设计场面和经营音响与映像的结合。他的新作《复仇》在表面写实的框架内追求一种近乎表现主义的美，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浪漫。可惜杜琪峰只懂一心炼句铸词，结果是有句而无篇。他的作品坏在太刻意求功，太秩序在握，太刻意，太秩序化便会水清少鱼，欠了一点惊喜，多了一些刀斧之痕。比方说，《枪火》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场戏——保镖在杀机四伏的商场内布阵迎敌，其实只是一种虚有其表的摆姿态（manner-ism），比起《英雄本色》由周润发在台湾拜访黑社会头目，到在风林阁狙击仇家的一组蒙太奇的流丽潇洒，高下立判。
再举一例，同写江湖人物将热血孤注一掷而义无反顾，《英雄本色》简笔如刻，妙手天成，浑不着力，而杜琪峰的《复仇》声嘶力竭，振聋发聩，最终还是焦点未出，高潮不达。那种抛头颅、洒热血式的惺惺之情，叫人吃不消。
凡此种种，皆说明杜琪峰的艺术手法大有精进的余地。他的技巧太造作、聪明太外露，往往只会放、不会收，所以难称大家。事实上，警匪片易写而难工，杜琪峰要与吴宇森和林岭东争雄，必须另辟新境，创出自己的腔调，一味在前人的主题上吹奏变调，纵有继承开发，也难有突破，更遑论与前人的成就看齐。诚然，杜琪峰虽然多产，但他的作品中哪一部有《英雄本色》、《学校风云》或者《笑傲江湖》那种狮子扑兔式的雄心壮志，较诸吴宇森的浪漫豪情，徐克的清醒的疯狂，林岭东的看透世情，杜的虚矫伪饰的作品看来只像花拳绣腿。
其实杜琪峰的能耐不在形式、风格，而在戏剧、故事。他叙事胜过造境，对于外弛内张的戏剧冲突，微妙错综的人物关系，观察细腻，描述生动，尤其善于收篇，有时收得余韵无穷。这在他编剧、监制的《非常突然》中已见旁证。《复仇》触及中西文化的内部矛盾、港澳黑帮的利益冲突，以及记忆与身份的微妙关系，构思不错，可惜未能充分发挥，但已远胜他之前的两部野心之作《暗花》和《暗战》。这两部电影，后者失之散漫儿戏，前者只经营故事背后的影射，而不能同时维持自然生动的表面事件，结果难以雅俗共赏，普及观众。
目下的香港影坛人才凋零，也许并非寻找电影作者的最适当时候。法国评论家巴特（RolandBarthes）早于1968年已经提出作者已死（Death of the Author）的概念，强调读者为文本（text）建构，塑造意义的主动角色，作者可以做的，只是在文本中为读者作出提示而已。他更提出用写信人（scripteur）来代替作者（auteur）的称谓，以突显约定俗成、代代相传的文化对文本的意义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这重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今日香港影坛没有作者，有的只是讲故事者（story-teller）。他们所讲的故事本身并无意义，意义是由观众界定的。我想这种以观众的口味、喜恶为依归的心态——我们姑且称之为电影的读者反应论（reader-responsetheory）——正是今日香港电影工作者的主导思想。
（实习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