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朔

    美国一代名主播克朗凯逝世。克朗凯之所以被世人信赖，而且长留去思，这虽与他的个人特质有关，但他坚守媒体人中立的第四权价值，不和政党政客搞七捻三，美国两党都有意延揽他成为副总统提名人，而他却拒绝了。

    因此，像克朗凯这样的媒体人，在台湾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因为美国有克朗凯，我们有叱吒风云，呼风唤雨的各种爆料名嘴。在克朗凯逝世的同时，台湾发生了媒体习惯性的羞辱陈幸妤，这次居然把人家家里的幼儿赵翊安也牵拖进来的残酷八卦新闻；也发生名嘴兼“立委”，搞出“行政中立法”乌龙修正的荒诞新闻。当然更别说名嘴帮权力站台这种让人不知今夕何夕的闹剧了。由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台湾不可能有克朗凯这样的媒体人已不问可知矣！

    美国会有克朗凯，其实是个文化问题。美国的媒体与媒体人尽管兴衰多变，但坚信自主的第四权价值这一点却始终未变，因此媒体始能站在权力的对立面，做出有力的监督、制衡和预警。媒体不容成为权力的化妆师，更不容成为权力的代打工具。媒体人一只脚跨媒体，另外的脚跨政治，甚至还有第三只脚跨党工，这种事在海外绝无可能，但在台湾则其怪不怪；当然更别说台湾媒体名嘴那种长了四、五只脚，每种颜色都参一脚的怪异现象了！

    台湾之出不了克朗凯，乃是在从前老国民党时代，媒体注定就是权力的附庸工具。及至二○○○政权变天，在头四年国民党总是在想四年后即可轻松拿回政权，因而凡事不为；而媒体也乐于向当时的权力靠拢，但等到二○○四拿不回政权，才开始有所作为，而名嘴爆料也开始出现并日益兴盛。当时的有权者滥权但又对弊端极力遮盖，爆料文化的形成确实发挥了极大作用。任何爆料，只要不是站在当权者那一边，它都有监督与制衡的功能。我们不能否认，前一阶段的名嘴爆料，对台湾揭弊及政权再轮替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不过，随著政权的再轮替，由过去这一年多以来的表现，我们已看出名嘴爆料文化已走到了它自己的反面:

    过去的名嘴爆料是站在权力的对立面，因而它至少有一定的监督制衡作用，但现在名嘴爆料则站到了权力这一边。因此，台湾无论有多少百废待举的事，都得不到名嘴的注意。名嘴们还是把前一个当权者做为他们最主要的箭靶。当媒体把监督的对象搞错了，它们其实就等于成了新当权者的共谋─藉著批判旧的当权者而让新的当权者有个提款机可用！今天台湾的各种改革泄泄沓沓，无能的症候也日益明显，媒体名嘴可说即有因为失掉立场而失去功能的罪过！

    当名嘴爆料是站在权力这一边后，由于有了权力的协助，要取得料来爆也就变得更容易。对有权力的人，透过放料给名嘴而制造气氛，以遂行统治和拉抬自己，也会变得成本更低。将这种政治讲成白话，那就是一种透过名嘴爆料而实施的柔性特务统治。过去的刚性特务统治以威吓为手段，柔性特务统治则以爆料和八卦造成的气氛为手段。克朗凯的那个时代，美国特务机关为斗垮斗臭马丁路德金恩，硬是派了特务狗仔录得金恩博士嫖妓的床上录音带，甚至还有三P的。这是超级的料，但美国无论记者，主播或专栏作家却硬是没有一个人要这个料，不是他们害怕，而是不齿。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台湾，就很难说了！

    名嘴和有权力的人一样，当名气愈大，必定滥权更大，台湾名嘴脚跨媒体及政治两界，他们可轻松制造道德民粹气氛，可以操弄“司法”和政治，可以炮制新的政治正确。种种离谱已经常可见，在这种文化下，台湾怎么可能有克朗凯呢？

    因此，在缅怀克朗凯之际，媒体人坚守原则，去站在权力的对立面；媒体人也和克朗凯一样，拒绝权力和角色的诱惑与混淆，这乃是重要的起点，但我们能吗？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