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秋雨
文化缺少统一和及时的评判标准。因此无论古今中外，人们对文化的评价要比经济、民生、军事、政治更容易出错。往往是，把不重要的文化现象看重了，却把真正重要的文化现象看轻了。有时，要过很多很多年，人们才会把轻重颠倒过来，嘲笑当年的前辈“近视”了或“老花”了。
我认为，凤凰卫视的出现，就是真正值得重视的当代文化现象，可惜大家常常低估了它的宏观意义。
从表面上看，凤凰卫视在香港市民间的收视率并不太高，在内地，有些城市和地区还没有落地，收视率也远远比不上有些电视剧、娱乐节目和大晚会。但是，我发现，全国高校师生、各级官员、企业高管，看得最多的还是凤凰卫视。这就是说，它有效地影响着社会的精神脉络。对海外华人世界的影响也极大，例如前几年我和妻子在马来西亚离吉隆坡六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被很多人认出，就是因为他们都看凤凰卫视。
那么，我可以来说说它产生那么大影响的原因了。
第一，凤凰卫视以空前的规模普及了国际新闻观念。这在历史转型期，意义极大。中国内地很多官员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了国际新闻报道就算有了国际新闻观念。其实，国际新闻观念是一种整体态度，例如，不以本国领导人的职位高低来划分新闻主次排列，不以主观宣传需要来制作没有接收兴趣的观念性报道，不以既走的立场来选择应该报道的事件，等等。这里边包含着一种重要的新闻原则，那就是：“真实”比“正确”重要。或者说，先有“真实”，然后才谈得上“正确”。因此，凤凰卫视即便在力量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也追求现场抵达，追求第一时间，追求在尚未确定立场前的首度真实。由此，出现了闾丘露薇、卢宇光、严明等不少现场记者，并被观众熟知。凤凰的这种态度，使它在海内外取得了基本的公信力。这是它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二，凤凰卫视在追求“现场抵达”、“首度真实”的过程中，又避免了香港和台湾不少电视台陷入的琐碎、狭小、无聊、低俗的泥潭，保持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对接时的高格调。这一点，看似容易实则很难做到，因为时至今日，每一家电视台都会受到收视率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构成一种诱惑，又构成一种逼迫，把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逼向小格局的市民趣味。有的电视台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并没什么障碍，现在却会陷落在一对老妻少妇、两个低智男女、一只变态禽鸟、一起冗长弊案的旷日持久的厮磨之中。内地有些地方台，这些年来也会长期沉溺在一种地域性的小圈子里沾沾自喜。凤凰卫视完全没有这样的毛病，它尊重观众的方式，不是跟着他们蹲下身去看脚下蚂蚁打架，听街边闲言碎语，而是引导他们走出几步到山口高台上看山河风云，整体气象。它不玩“假大空”却有一种高爽俊朗之气，结果也使全世界中华民族的优秀群体找到了一个精神吐纳场所。我一直认为，中华文化不管是走向更加国际，还是走向更加本体，都可以，怕只怕走向更加低下。低下不可避免，却要有一些保持高位的中流砥柱来支撑平衡。在中国近十年急剧市场化的过程中，凤凰卫视作为一家非官方的民营电视台能一直保持这种高位，格外值得尊敬。
第三，凤凰卫视当然也有自己的立场，但支撑这种立场的，是理性和客观，而不是偏激和夸张。这在当代，也是一种艰难的选择。思想解放带来的结果，除正面的外，必然也有极端思维的宣泄，因此又常常带来极权思维的蛮横。这几乎成了一种摆脱不了的“轮盘转”，弄得两方面都气急败坏。在这样的“轮盘转”中，如果得不到理性控制，两方面都会越来越过份。凤凰卫视不仅没有陷入两端，而且成了一种协调双方的理性力量，展示出一种当代意义上的正常思维。这种态度当然会受到以上两方面从不同方向的指责。其中一方面会指责凤凰卫视不敢挑战既有体制，不够辛辣刺激；另一方面又会指责凤凰卫视立场不敢坚定，过于容忍异见。但时间一长大家就发现了，只有凤凰卫视所坚持的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才能克服两端的片面，使社会心理获得一种定力。在凤凰卫视中也会出现一些极端言论，例如在“一虎一席谈”和“时事辩论会”中都有，甚至在“全球连线”中也会出现，但凤凰在容忍它们、展现它们的时候，又容忍和展现了它们的对立面，因此虽然看起来剑拔弩张，最终还是让观众看到了多元世界中的相辅相成。一次次对决的结果是理性的中道，而这种中道又慰抚和调解着两端，这是凤凰卫视在理论姿态上的一大贡献。
第四，凤凰卫视集中了一批受人喜爱的文明思考者，他们居然以年长累月的对话方式抵拒了观众的“厌倦抛物线”，成了当代文化人的群体范型。与世界各国一切电视台一样，他们的话语难免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我作为他们的朋友却知道，凤凰的评论员们只是悄悄地绕过某些限制罢了，只要他们从嘴巴说出来的话，都从他们自己心头自然流出，没有多少被动“接受任务”的违心和勉强。按照凤凰卫视的管理体制，他们并不受到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和审查。他们为自己的良知负责，为自己的形象负责，为观众的感觉负责，也为自己热爱的祖国和文化负责，为人类大道负责。在中国内地，随着言论自由的推进，不少电视台的财经评论、足球评论、国际事件评论和流行音乐评论也渐渐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而凤凰卫视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种行业疆界。这使它的评论员队伍成了中国文化人中很特别的一群，一个个以个人身份站立在公共领域发挥影响而被广大民众认知。他们与官方电视台的讲述者，有很大的区别。我此刻随便一想，脑子里立即出现一批“其貌不扬”的男子，例如政治评论领域的阮次山、曹景行、石齐平、何亮亮、邱震海、杨锦麟、胡一虎、朱文晖、马鼎盛，文化领域的王鲁湘、许子东、梁文道、窦文涛……，它们的专业水准，一点儿不低于大学和研究所里的专家，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广博灵敏、更善于表述。女性评论员也让人赞叹，吴小莉、卢琛的国际政治，曾静漪、刘芳的世界财经，陈晓楠、曾子墨的社会民生，都体现了游刃有余的学者风范。我记得十几年前中国还有不少知识分子鄙视电视，曾经展开过“学者该不该上电视”的荒唐讨论。我想，凤凰卫视的这个名单，就为那个讨论提供了最好的结论。也许仍然有人说他们算不上知识分子，但是，康德早就说过，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请注意康德这个论述中的三个关键词：敢于、公共领域、理性。相比之下，中国长期以来迷信的那种逃避一切公共领域、既胆小又激烈的文化人，实在算不上合格的知识分子。
一提凤凰卫视的团队立即发现漏说了很多重要的名字，例如鲁豫、戈辉、谢亚芳、吕宁恩、董嘉耀、程鹤麟以及躲在他们后面的刘长乐、王纪言、王酉年、钟大年……就是这些人，天天在辽阔的公共空间承担着各自的使命架起了连结中国和世界、过去和未来的文化大桥。
凤凰卫视的这种宏观意义，是历史性的。中华文明目前正处于一个继公元七世纪、十一世纪之后的又一个整体飞跃期。在这个时期的每一个重大作为，份量都远超其他历史时期。可惜我们中国历来有一种“祖父崇拜”的习惯心理，以为前辈的成就总比当代大，以至经常把一些不知对社会民众带来过什么助益的前辈学者塑造成神话人物。其实，如果要以历史飞跃期的实际贡献来衡量，这些前辈所做的事情、所走的路程、所发出的声音、所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小了。前不久凤凰卫视在评“影响世界”的华人奖项，最有资格的得奖者之一，就是凤凰卫视自己。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