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楠
当年电影大师用一部名叫《中国》的纪录片来纪录一个时代的中国风貌，
如今，一位中国导演也用一部纪录片纪录下《中国》的幕后故事，和大师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纪录片导演刘海平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回收一段曾经纪录中国时代风貌的珍贵胶片，“当年圆明园的很多文物都流失到海外，但是有很多人，花大价钱也要把那些文物回归祖国。我经常讲这么一句话，其实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素材有3万多米。他剪成的成片，才用了一万多米。还有一万多米到两万米胶片的原始素材留在意大利，这个文物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圆明园的兽首。”几年来，刘海平和妻子倾其所有做了一件事：夫妻二人用一部名为《〈中国〉已远》的纪录片，穿透历史的迷雾，纪录下了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与安东尼奥尼相拥
制作一部关于安东尼奥尼纪录片的冲动始于五年前，那时刘海平因为拍摄央视电影频道《世界电影之旅》的专题，频繁出现在各大电影节。在那些终身成就奖的颁奖环节，世界影坛的泰斗人物带着生命的余辉，接受所有人的祝福和敬仰。刘海平发现，在所有健在的世界级电影大师中，安东尼奥尼是唯一来到中国拍摄过纪录片的导演。《〈中国〉已远》就在那时悄悄走进了刘海平的世界。
2004年9月，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举行期间，刘海平和妻子一道飞赴意大利，第一次拍摄采访安东尼奥尼。9月11日，安东尼奥尼的新片《爱神》首映结束后，在他下榻的利多岛，夫妻二人静候大师的到来。按照预约的时间，安东尼奥尼准时出现在大堂，刘海平当时在忙着架灯，妻子侯宇靖上前去迎接轮椅上的安东尼奥尼。见到眼前两位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92岁的电影大师像个孩子一样，抱着侯宇靖哭了起来。直到身边的助手提议喝杯咖啡，安东尼奥尼才逐渐平静。
“时人不识将军面，朴素无华田舍翁。”一位享誉国际影坛的大师就那样安静地出现在刘海平镜头下，因为疾病的原因，采访是由他的妻子和助手恩里卡完成的。从电影节上这次见面以后，刘海平夫妇走进了安东尼奥尼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刘海平和妻子三次来到意大利采访拍摄，每次回国，二人都精心准备下次探访安东尼奥尼时所带的礼物。
最后一次去意大利拍摄时是在一个8月，刘海平夫妇在北京王府井的百年服装老店瑞蚨祥为安东尼奥尼定制了一件唐装，为他的夫人恩利卡准备了一双绣花鞋。见到这两份中国特色的礼物时，安东尼奥尼十分兴奋，他用手轻抚唐装面料，对身边的朋友说了一个字：热。然后他专心地地打量着夫人的绣花鞋，说“没有根儿”，引得身边的朋友开怀大笑。因为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尚往来”，安东尼奥尼执意要将自己的摄影包回赠刘海平。从那以后，刘海平就拥有了一件珍贵而且引以为豪的礼物。
随后的采访中，恩里卡将话题引回到1972年的中国。采访中，谈论的最多的内容，也是关于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往事。
《中国》往事
上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影坛，维斯康蒂等人创立的新现实主义思潮余韵犹在，帕索里尼的政治电影如日中天，作为一名关注学生运动的左翼意共导演，60岁的安东尼奥尼对红色中国充满向往。他曾在自传中描述过当时他对中国的想象：中国的沙漠都是蓝色的，河流是黄色的，农民们都穿着童话里的衣裳。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自己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当年到达中国的前站。在罗湖口岸，剧组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手持钢枪，整齐排列。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后来回忆说：“这种对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满神秘光环的中国。” 他装上胶片正要拍摄，安东尼奥尼上来阻止了他。“他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先理解，然后再拍。”随后，摄制小组从广州飞赴北京。
在安东尼奥尼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能够代表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 安东尼奥尼曾经对拍摄小组的同事说：我们只能看，无法作深入的解释。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拍摄《中国》的初衷：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1972年的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的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常常是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当安东尼奥尼和同事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停机坪时，舷窗外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孩子们手拿鲜花和彩带，跳着舞蹈，喊着欢迎口号。中国朋友的热情令摄制组一行几人都很开心，很快他们发现人群不是在欢迎他们，那一天，人们欢迎的是非洲索马里的主席西亚德。
“我们被关在一家宾馆里，关了四天，不准出去，进行讨论。”恩里卡回忆说。她比安东尼奥尼小40岁，这趟中国之行，其实也是二人的蜜月之旅。安东尼奥尼想要拍摄的一些地方没有被许可，于是改成了其他地方。安东尼奥尼对大家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中国，我没有兴趣听别人阐述，你们让我自己看。5月18日，安东尼奥尼拍了他的第一个镜头。
林县红旗渠是安东尼奥尼的拍摄地点之一，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在一座石头垒成的村庄北小庄，安东尼奥尼告诉陪同的中方人员，这里是我明天的拍摄地。第二天当他带着剧组去时，他发现村里的灰土墙被石灰粉刷一新。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对不起，我不能拍了。” 对于安东尼奥尼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摄影师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今天再看《中国》，那些惊奇地注视、不安地躲避镜头的中国面孔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恩里卡和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提到，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这些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的卷发外国人，是“不明物体”，他们夸张的言谈举止甚至还有一点可笑。“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外国人和怪物是我们自己，是在镜头这一边的人。”卢奇亚诺说。在他的记忆里，中国人虽然害怕但相当礼貌，他们担心走开会是一种冒犯，所以他们在镜头前能熬就熬，常常僵硬如石一动不动。最重要的是，在众多神色惊奇的脸上，安东尼奥尼他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却从未看到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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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波
在中国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安东尼奥尼拍摄了北京、上海、河南红旗渠和苏州等地，最终剪辑完成影片《中国》。当这部影片在西方公映时，批评的声浪像潮水一般袭来。亲华的观众看后，说安东尼奥尼在“丑化中国”；排华的观众看后，说安东尼奥尼在“美化中国”。1974年1月30日，一篇名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中国》被定为反华影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由此开始。
随后，国内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一直持续到1975年年中。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达43篇，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当年6月结集出版，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文章作者来自全国，其中很多都是影片拍摄地的干部群众。直到2004年的30年间，《中国》从未在国内公开放映。
刘海平夫妇的拍摄赢得了当年众多当事人的信任，他们走到镜头之下，首次披露了当年拍摄的一些内幕。在《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里，安东尼奥尼“恶毒透顶”的表现之一便是在配乐上的别有用心。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文章写道：“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当年在华盛顿放映《中国》时，中国大使看到这一段时，起身带着随从离开现场。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些歌曲很多是毛泽东夫人负责的，”摄影师卢奇亚诺告诉刘海平，“当时我们在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我们拍摄下来，但我们不知道那些讲的是什么。”猪圈在摄制组看来，代表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恩里卡陪安东尼奥尼一起，度过了那段漫长的日子。直到现在，她仍然认为作为一个导演，安东尼奥尼裸露着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他其实是在奉献自己的观点和灵魂给大众。当整个世界的批判声浪滔天而来时，安东尼奥尼想逃走，想去休假。“我们导演是人，我们不能承受数以万计百万计的指责、评论。”
这场风波的句号来自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那年11月10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对有关部门谈到《中国》时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根据李先念的指示，1979年1月25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报告。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中国》风波才算宣告结束。
辗转面世路
众多当事人的口述，最终被刘海平剪辑成了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意大利导演马尔科·贝洛基奥在1967年曾经拍摄过一部剧情长片《中国已近》，借着这个片名，刘海平为自己的片子命名《〈中国〉已远》。几乎与此同时， 2006年，夫妻二人迎来了女儿刘爱慈的诞生。
剪辑工作完成后，《〈中国〉已远》曾经在纪录片爱好者之间作过一些交流，这部揭秘《中国》拍摄内幕和纪录安东尼奥尼晚年生活的纪录片，赢得了众多关注。中央电视台一些纪录片栏目都曾与刘海平接触，后来刘海平联手《见证》栏目，打算制作五集纪录片。2007年夏天，刘海平夫妻完成了五集片子的制作。得知中央台要播出这个纪录片，安东尼奥尼和意大利使馆都非常欣慰。就在片子播出之前，栏目组接到上级要求片子进行一些修改的意见，大家遗憾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片子的播出因此推迟。
2007年7月30日，刘海平接到电话，得知安东尼奥尼在罗马家中去世。那一天，距离安东尼奥尼95岁的生日只有两个月。
在那之后，刘海平又投入了影片的后期工作。他又联系了一些中方当事人，几年来，他把片子看作自己的另一个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慢慢地让这个孩子和女儿一起长大。今年春节，刚刚在意大利完成后期工作的刘海平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崔永元《电影传奇》栏目组。栏目组希望他能制作一个30分钟的版本，在“我的电影传奇”这个单元播出。夫妻二人非常欣慰，很快完成了后期制作。
2009年2月15日，影片如期与观众见面。播出那天，侯宇靖热泪盈眶，刘海平在一旁拿着机器，拍摄喜极而泣的妻子和在她怀中的女儿。为了丈夫的拍摄顺利完成，侯宇靖辞职离开自己的原单位中国旅行社，以自己在意大利留学的背景，充当丈夫的外联、翻译和助手。夫妻二人多年的积蓄全部放在了片子上，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50万。刘海平夫妇向崔永元表示感谢，小崔回复短信说：要谢你们自己的付出。
《〈中国〉已远》将在4月亮相香港国际电影节，随后刘海平将带着它奔赴台北电影节。阳春三月里，刘海平做着参展前的各种准备，在他的桌上，摊着一本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书的结尾，作者这样描述我们刚刚经历的三十年：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编辑：范文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