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英春

      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播放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这在近年是非常罕见的。近年来，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继《喜福会》作者谭恩美之后第二位进入美国畅销书榜的华裔作家，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

　　张纯如的突然辞世，不仅在北美大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让万里之外的国人感到不同寻常的震撼，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各个媒体都在醒目位置刊出了她的照片和生平。就在这位女作家自杀的消息刊出后短短几小时，各大网站就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帖子，并且是一片崇敬、叹息之声。人们为什么对这位女作家如此惋惜和哀悼呢？在大量的悼念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却留给了我们整个民族一段难忘的记忆。凭借这一记忆，提醒更多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西方社会，让他们了解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亚洲那块古老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曾遭受过怎样的人间浩劫，又有着如何难以形容的刻骨铭心的伤痛。而又因为这伤痛，使无数海外华人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间感觉到彼此的血脉相连。张纯如让我们无法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

　　这里所说的记忆，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张纯如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她为南京30万冤魂的惊世呼喊。她写下的历史纪实著作《南京暴行》引起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也唤醒了包括国人在内的华人世界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在《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著名畅销书专栏中，《南京暴行》也是榜上有名。美国《新闻周刊》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顾，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1998年，美国华裔妇女协会为张纯如授予“年度优秀妇女奖”，许多大学和组织颁给她各种荣誉证书；美国《读者文摘》还将张纯如作为封面人物。作为一位年轻的少数华裔作家，张纯如强烈的正义感和出色的才能，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树立了华裔的良好形象，亦成为世界范围内华人青年真正的楷模。

　　要让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的南京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都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祖父张铁君原籍南京，是一位著名的老报人。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先是攻读计算机专业，但到20岁时，她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计算机专业学位，毅然转学新闻专业。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她先是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记者，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写作硕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也因此赢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等的赞助。

　　1988年，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一次联谊会上，明眸亮齿、身材高挑的张纯如与白人男孩道格拉斯一见钟情，从此坠入了爱河。一年后，两人在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订婚。1991年8月17日，23岁的张纯如与当时已在硅谷担任工程师的道格拉斯结婚，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就在两年前，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纯如用自己无可挑剔的努力和勇气，直面了人类历史上那一段惨绝人寰的记忆，她告诉世人：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漫长而凄惨的，而没有哪几次劫难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哈佛历史系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作‘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

　　性格文静的张纯如从小就喜欢写作，喜欢这种自由表达的方式。在她看来，写作是传播社会良知。真正的作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要通过文字来传达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

　　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当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南京暴行》出版后，她对美国读者的热情反应也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但纯如也相信，真相是不可毁灭的，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

　　在“火炉”南京，她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在评价《南京暴行》一书时就说，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而此时有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愿意站出来，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关于纯如的死去，朱成山非常痛惜，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曾帮助张纯如收集了大量的史实资料。他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的中文水平一般，不能读懂中文资料，所以我要逐字逐句为她翻译。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

　　在南京调查的日子里，陪伴纯如的还有前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段老回忆说，“她当时很瘦弱，明显不能适应夏季‘火炉’南京的天气，但她每天的工作时间仍然超过10小时，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寻访、翻阅资料上。由于不会读、写中文，她对我提出的著书意见也很尊重，令我十分感动。很快，我们就由工作关系变成很好的朋友。她回国后，我们还经常通信。记得那时，她告诉我她最崇拜的人，是曾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很多妇女免遭日军蹂躏的沃特林女士，没想到，9年后，她竟选择了与沃特林同样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纯如发现的不只是《拉贝日记》，还有一份珍贵的史料：《沃特林日记》。20世纪30年代，明妮-沃特林女士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由于保护了大量南京妇女免遭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沃特林女士一直为南京市民所铭记，也是纯如最为崇拜的人。不过，这些日记却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沉睡多年。纯如走了，但她发现的《拉贝日记》、《沃特林日记》，与《南京暴行》一道，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抨击掩盖历史可耻行径的斗士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部极为严肃的著作震惊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同时，也必然引起了某些无端的质疑和粗暴指责，特别是对于不少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人而言，张纯如的书无疑是“公然挑衅”。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暴行》一书也让张纯如成为积极参与维护抗日战争史实的社会活动家，以及抨击日本掩盖历史可耻行径的斗士。

　　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暴行》是“非常错误的描写”。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以及美国各华侨团体的一致抗议，并敦促日本政府撤换大使一职。张纯如后来与这个日本大使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电视访谈时，日本大使居然含糊地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她还重申了自己写作《南京暴行》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日本政府从未为南京大屠杀作过认真的道歉；二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纯如说，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不过，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迄今还没有一家日本出版社敢于出版《南京暴行》的日文版。

　　2001年9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第一个登台发言。她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击。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了所谓的“疑问”，张立即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站在张的一边批驳日本人，两个日本人只得悻然离开了会场。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纯如还有一个希望，就是把《南京暴行》改编成电影。她清醒地看到，虽然这部书出版了数十万册，但有许多西方人只是知道这本书，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如果把这本书改编成电影，历史就在人们的目光里变得更为直观了。她也了解到，中国内地已拍摄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和电视剧，但她认为，这一题材必须用美国人能接受的电影手法来拍摄，让更多的西方观众接受。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选择的又是这样极端的方式，直至今日，人们都无法相信这是事实。纯如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遗体葬在加州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纯如走了，这位年轻女作家高度的学术素养和正义精神，无疑会永远让人们铭记，并继续影响和改变一代华人青年的人生道路。在纯如身后，对她的纪念以及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争论也远不会结束。就在最近，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布雷德利设立了以张纯如命名的奖学金，每年派出美国孩子到中国学习、理解中国，以便将来成为张纯如这样担任沟通中美桥梁的人物。他还明确表示，希望张纯如的孩子克里斯多弗长大以后能够加入这个奖学金选择的董事会，作为对张纯如的最好纪念。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