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文光

　　应左靖之约为《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做怀斯曼的专辑，我看作是向自己所尊敬崇拜的怀斯曼致敬的机会，这位拍摄了近40年纪录片的77岁的前辈，至今依然还在拍摄现场和剪辑台上，感觉就像你去村里找某个人，别人手指向远处的地里，那个白发老者还没有仅仅是历史，仍活在字典或档案馆里，或者靠在村口的老墙烤太阳。

　　1991年，我在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第一次看到怀斯曼的纪录片，是他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模特》。那时我对纪录片的认识就是个婴儿水平，眼睛刚刚睁开，懵懵懂懂，看不出所以然。而后，还是在山形，看到了怀斯曼的新片《动物园》，和他本人初识，之后和他不断在各种电影节见面、聊天，也在他波士顿的家里住了两周，看他在工作室工作。至今10多年过去，看了他30多年时间里拍的绝大部分纪录片，我曾经像发现宝贝一样数次写过他和他的纪录片文章，但从2000年起，他之后的纪录片都没有看过，只是听他说拍了有关家庭暴力的，有关美国一个中部小镇的等等，所以现在让我写他的纪录片文字，我只能炒冷饭地把从前的字在这里贴出来：

　　“1993年的山形纪录片电影节，靠别人指点，我在人群中找到了怀斯曼，是个中高个，外衣敞开着，显眼的是他的一头往上乱飞的头发。又看到他的《动物园》，依然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格，平静地叙述和展开，没有任何解说、音乐、采访或字幕提示，类似一个动物园的‘资料片’：一头母犀牛如何难产的过程；生下来即死亡的小犀牛被解剖，有用的分类装入各个标本瓶内，无用的扔进火化炉里焚烧；某个摄制组在拍摄老虎游泳，给熊做拔牙手术，当地电视台主持人在现场报道手术新闻。过程拍得极其细致，感觉是拿着个放大镜照着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东西。影片结尾在动物园的一个欢乐Party，突然回想到电影是以动物园内一个马戏团的驯兽员在引导一群大象表演作为开头的，好像悟到了那个不发一言、躲在摄影机后面的怀斯曼，其实是一个手持手术刀的外科大夫，通过解剖动物园而让我们透视到社会结构的‘肌体’。看完后，观看感像是被子弹射中，不是那种让你马上致命地被击中，但让你大脑逐渐燃烧，无法释怀。”（写于1997年）

　　“1998年的纽约电影节，怀斯曼的片子《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放映，放映时间长达3小时20分钟，和通常两小时左右的、愉悦的故事片相比，这种影片观看有如在沙漠上慢跑。不过纽约的观众都是有备而来，他们肯定明了银幕上即将出现的还是熟悉的怀斯曼那种一如既往的、没有解说没有音乐、冷静如铁、犀利如手术刀的纪录风格，他们只是在关切这把‘手术刀’现在解剖的是‘美国躯体’的哪一个部位。《公共住房》是以芝加哥一个公共住宅区，即政府为低收入的贫民统一规划建造的住房区为拍摄对象，出现在镜头里的是黑人为主的居民区。和怀斯曼以往影片一贯的风格类似，一个个各自完整的段落依次出现：一个女人在她的事务所打一个漫长的电话；一个老妇人在厨房里摘菜，管道工在修她的下水道，老妇人表情动作迟缓呆滞，管道工和她搭话也不见反应；警察在街上截住两个贩毒的嫌犯，搜身、盘查；住宅区管理委员会在开会（诸如怀斯曼以往的很多片子一样，此片也热衷于拍开会）；一个黑人妇女在对几个带着孩子的单身‘未成年母亲’讲解和示范避孕套的操作用法；在一个民众会上，一个黑人男子在发表黑人要争取权利，同时也要自重的演说等等。在这些段落中，穿插的是住宅街区的各种散坐、闲聊、行人、车辆等生活场景。感觉它们有如胶水似的，把那些各自独立的段落粘结而成浑然。这是不是如他所说的那种‘群岛’的效果呢？从影片风格上看，这个‘群岛’是静卧在平静海水之中，而不是起伏在喧嚣放肆的排山巨浪里。

　　三个小时半的放映时间过去，依然是满满当当的剧场又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而且观众一起把视线投向右边上层的边厢座席——怀斯曼也在陪看。以后是将近30分钟时间的导演和观众交谈，举手要求提问题的观众非常踊跃，怀斯曼平均两三句话的回答就引来一阵笑声。一个熟悉怀斯曼的人和我说过，怀斯曼是个‘非常善于智慧幽默的人’。我理解他是评价怀斯曼的幽默很高级。想起怀斯曼在一次介绍自己的拍摄计划选择时曾经这样说：‘我在拍了第一部关于监狱的片子后，下一个题材就是学校，在我是一种自然的过渡……’

　　当天在《纽约时报》读到对《公共住房》一片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交集着希冀与失望的投视’，副题是‘镜头从悲哀的面部切入到血肉之躯的骨骼’。”（写于1998年）

　　“1997年，我在纽约，住在波士顿的怀斯曼邀请我到他的住处。我有两个星期和怀斯曼呆在一起。他的住处是在波士顿城外的Cambridge，哈佛大学旁边。怀斯曼的住屋在一个安静、有很多树的住宅区里，一栋3层小楼，褚色的木质外表，颜色剥落，看来有些年头了。怀斯曼说他在这屋里已经住了30多个年头了，他就出生在波士顿，成长在波士顿，在波士顿不远的地方读了大学，毕业后去巴黎当了两年的开业律师，以后又回到波士顿，至今没有再离开。他60多年一直生活在同一地方。对于喜动好挪窝的美国人来说，不是美国南部的农民就是什么怪人。这种‘怪人’是指那种怪异不合群的特殊人，比如作家塞林格，30多年前写出《麦田守望者》后，至今一直独居于远离人群和市镇的僻壤，而且拒绝采访、拒绝报道、拒绝发表作品，甚至断绝与人、与社会有关的交往。人们只知道他住在一个叫什么什么的地方，有一个谁也进不去的深宅大院，但不知道他在里边干什么，是否还写作？什么时候才拿出来变成铅字给大家看？

　　当然怀斯曼不是塞林格那种已经变成谜一样的人物，他是公开的，在人群中拍他的纪录片，然后参加电影节，放映自己的作品，和观众交谈，接受媒体访问。但是他从不写文字之类的东西来说明、来表述自己的作品和什么纪录片观点立场是真的，也不搅和在什么运动、流派的圈子里。访问者爱问他怎么看待自己是60年代美国‘直接电影’一员，他的回答是：谁说的？我不知道。

　　我呆在波士顿怀斯曼家的时候，他正在剪辑他的新片，一部关于缅因州一个小镇的片子。每天他8点左右起床，9点左右离开住屋，去步行10分钟远的工作室，是在一所小公寓楼里，上下两层约150平米的样子，楼下是他的剪辑助手帮他把所有的胶片素材做整理工作，怀斯曼在楼上的剪辑台上工作。他每天早上9点开始工作，晚上9、10点收工，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坐在他的身后，看他在剪辑台上一尺一尺地拉着素材胶片。他左边和右边的架子上码着满满的胶片盒，老花眼镜套在他的脖子上，往剪好的胶片上用笔注上标号时他戴上眼镜，之后，他又摘下，继续拉动长长的胶片。这种工作，干过剪片的人都知道，是在组合自己的素材、寻找某个画面之间的接点之类，专注和感动的只是剪辑者本人，外人看来这真是索然无味的枯燥活计。两周时间里，我坐在这个‘世界上声名卓著的纪录片人’的身后，明白的依然是一个简单的真理：伟大的电影就是这么一尺一尺地拉出来的。不过，就像熟读了一个我热爱的作家的无数作品之后，有一天我有机会被容许坐在他的身后看他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他的语言操作时，其中的心得肯定不止于：噢，他也是用钢笔写字的！现在，我感觉这个在电影节开映前和之后站在台上聚光灯下接受观众热烈掌声和提问的纪录片大师，更像一个守在车床前的工人，或者是化验室里的化验员，或者，又像一个枯坐书房的作家。我用了这一连串比喻，是想形容这么一个‘三十年如一日’拍纪录片的人是怎么在干纪录片的。

　　在工作室里的怀斯曼，也不是完全只面对自己的片子。一般从上午10点多到11点，他的时间大多泡在电话上，或打出去或接进来。他和我说，这些电话大多和钱有关，这部正在剪辑的片子后期需要钱，下部筹备中的片子也要钱，所以这些电话都是在‘筹钱’。放下电话他会冲我说句：太没劲了。有天，有个电话是属于要给他钱的，大概是某个人正拍部有关故事片导演伍迪·艾伦的纪录片，知道怀斯曼从前拍过该人的镜头，要出钱买素材。放下电话的怀斯曼，继续回到剪辑台上，他扭头对我说：听见刚刚那事了吧？一会儿又扭头，有些用力地说：从不！也永远不！

　　每天晚饭后，怀斯曼的必须功课是疾走。他说他的胯骨有问题，每天的锻炼就是早上在屋里蹬车和晚上的疾走。走的路线有时会穿过开放的哈佛校园，安静，空气清新。这时的怀斯曼神情怡然而放松，我们的边走边谈也变得轻松随意，比如又谈到为什么他不继续当律师而改拍电影这个老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我父亲是律师，我妻子的父母都是律师，然后我妻子也是教法律的老师，一家人都与法律有关，这太无聊了。

　　住在著名的哈佛大学的附近，我以为怀斯曼一定对这所大学有种特别的感情。有天我们散步又经过哈佛时，我随口说，哈佛的校门通宵不关，真是很开放的。怀斯曼的说法是：不，这个学校是非常Close的。我这里引用他说的英语单词是不敢确定他是指什么，是‘关闭’、‘封闭’或‘严格’？

　　有一天我似乎找到答案。那天怀斯曼刚刚完成的新片《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在哈佛校内的影院放映，映后照例有制作人和观众的谈话。那天到场观众肯定大多是哈佛人，提的问题很学术，我的英语能力消化不了，只觉得观众都说得很多，而被问的怀斯曼却答得极其简短。之后，我们和怀斯曼的两个朋友在校园外找了家咖啡吧坐坐。这时我问怀斯曼今天感觉怎么样，他说，一般。问他为什么，答，在哈佛，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学者。”（写于2000年）

　　贴了这些有关怀斯曼的旧文字，我感觉很羞愧，一个77岁的老人依然在镜头现场和剪辑台前，我一个小他20多岁的人，跟随其后想写点新鲜点的话都那么费劲，用“高山仰止”形容都不止。

　　（编辑：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