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到2010年，美国女摄影师达茜·帕迪拉（Darcy Padilla）用18年的光阴，记录了一位美国艾滋病患者茱莉的生活：从还不满20岁的茱莉怀抱自己第一个孩子茫然不知所措，到她身怀有孕却被不负责任的男人抛弃而失声痛哭，再到她看见被他人收养的儿子生活幸福时的悲喜交集，最后在伴侣和幼女的陪伴下形销骨立的离去——这些本属于一个女艾滋病患者的私人瞬间，一切的贫穷、无助、压抑、泪水、别离与爱恨，都经由达茜·帕迪拉的镜头收入了“茱莉的故事”。

　　放弃《纽约时报》，成为自由摄影师

　　1991年，达茜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毕业。在决定成为一个独立摄影师之前，她曾经在12家报社实习，其中包括著名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不过，像许多初涉职场的年轻人一样，达茜要为自己的未来做一番抉择：是选择在媒体中拥有一份较为稳妥但被束缚的职业，还是做一名自由摄影师，做自己想做的纪实拍摄项目？

　　达茜的选择是，先做一个自由摄影师。为此，她放弃了在《纽约时报》的工作机会，也拒绝了其他几家报社。而达茜对城市底层贫困人群的关注，或许某些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达茜的父亲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母亲在医院工作。达茜曾用一年的时间拍摄加利福尼亚瓦卡维尔市一家监狱中患有艾滋病的囚犯，也曾用三年的时间在旧金山最贫困的街区之一拍摄暂时在旅馆中寄居的房客，这些工作所获得的肯定，又反过来坚定了达茜成为独立摄影师的信心。

　　同时，达茜也不讳言美国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1948 年的作品《乡村医生》对自己的启发。也正是受此影响，1992 年，达茜加入一队由医生和义工组成的艾滋病救治小分队，在旧金山看望那些无钱治病的艾滋病患者，希望借此拍出《乡村医生》的现代都市版。然而，当残酷的现实摊开在达茜的眼前，原本被设定为拍摄主角的医生，便让位于那些悲惨的艾滋病患者。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达茜遇到了茱莉，一个十八年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十八年前达茜与茱莉相遇

　　1993年2月，达茜在旧金山贫民窟SRO地区的一家酒店大堂里，遇到了茱莉和她的男友杰克，还有他们只有8天大的女儿瑞秋。一开始，达茜不过是把他们作为拍摄计划中的一个案例。那一天，达茜在工作日记里这样写道：“杰克和茱莉都感染了HIV，但瑞秋健康而且漂亮。杰克觉得他们的房间又小又乱，所以我只能在酒店大堂给他们拍照……希望下周我能看到他们的房间……”

　　这一年，达茜26岁，茱莉19岁。她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是一段长达十八年的伴随与友谊的开始。多年后，达茜回忆，那时自己正致力于一个城市贫困人口的拍摄计划，记录旧金山贫民窟的底层人群，茱莉是该计划中的案例之一，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计划好要长年累月地跟拍下去。而且茱莉也并不是一个“合作”的拍摄对象，在她们相识的第一年，茱莉经常对着达茜发火。面对茱莉的易怒，达茜回应以耐心：“今天不合适，那我过几天再来吧”。在茱莉不肯打开心扉的时候，达茜只能“继续敲门”。

　　在达茜看来，与茱莉建立起信任和友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为生活烦恼的茱莉恐怕也不会想到，就在不久后的将来，她会为了无力承担抚养儿女的重担，哭泣着打电话向达茜倾诉。1994年，茱莉和杰克分手，她与达茜的关系也开始逐渐亲近起来。由于极度的贫困，茱莉无钱避孕也不会堕胎，1996 年，在孩子的父亲不愿负责的情况下，茱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汤米。但汤米出生两个月后，茱莉仍然付不起办理出生证明的费用，也因此申请不到救济金。

　　作为一个拍摄纪实作品的摄影师，达茜用镜头记录了茱莉在这段时间中的一个个痛苦瞬间：得知怀孕后的痛哭、抚养两个孩子的窘迫、排队申请救济金的期待……后来，是达茜出了11美元，帮茱莉办好了汤米的出生证明，由此申请到的救济金，也成了母子三人那一时期的主要经济来源。

　　记录者的使命就是

　　向更多人展现故事本身

　　2010年10月，达茜凭借“茱莉的故事”获得第31届尤金·史密斯摄影奖年度大奖。获奖后，不少人在网站上发出指责：你怎能忍心靠拍摄这些可怜人谋生，却不致力于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这似乎是许多纪实作品的作者必然遭遇的道德困境。达茜认为，事实上，茱莉已经得到了很多机构和义工的帮助，否则她可能早已死去。而达茜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个记录者——记录者不会去改变主人公的命运，记录者的使命就是向更多人展现故事本身。也正是要尽到记录者的责任，达茜一再打消了放弃跟拍的念头。即便1997年之后茱莉离开旧金山搬去别的城市，达茜仍然坚持了下来，从旧金山的小巷一路追随茱莉到阿拉斯加的丛林。

　　茱莉的不幸遭遇继续在达茜的镜头中被定格——1998 年，因为新男友虐待汤米，茱莉的两个孩子都被儿童保护组织带走。1999年，茱莉与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任伴侣贾森结识，由于双方都是HIV感染者，他们生育的前三个孩子都被儿童保护组织带走，送到别的家庭领养。为了一家人在一起，茱莉和贾森甚至不惜绑架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

　　2009 年，由于生活所迫，茱莉一家三口搬到了林区一间小木屋，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2010年9月，茱莉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茱莉临终的最后一段日子，达茜数度从旧金山赶往阿拉斯加，陪她度过最后的时光。对达茜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拍摄项目的终结，更是与一位老朋友的道别。

　　故事不会停止在2010年

　　茱莉去世后，贾森独自抚养艾丽莎，继续在阿拉斯加那栋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小屋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2011年11月，贾森带着艾丽莎搬到了俄勒冈州，回到了他已经疏远了16年的家人身边——他意识到，作为一个艾滋病患者，他需要有人帮助他将艾丽莎抚养成人。而对于达茜来说，茱莉的离去，也并不意味着这段开始于1993年的故事最终画上休止符。她继续用镜头关注着贾森和艾丽莎的生活。

　　与茱莉相遇后，达茜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生命来到这世上，为什么会变成茱莉那般模样？ 茱莉不到一岁时父母离异，14岁时因无法忍受继父虐待而离家出走游荡街头，她从男友那里感染了HIV，历任男友都是HIV感染者，幸运的是生育了六个孩子都健康，但更不幸的是有五个孩子被剥夺抚养权。虽然她易怒情绪化，但也聪明乐于助人，如果生活在另一个家庭，会不会成为另一种人？

　　为了完成茱莉的遗愿，达茜继续追查其他孩子的下落，同时，筹集资金为这些孩子设立奖学金。“我最初拍摄这个项目，是为了记录一个女人在贫困和疾病相伴中挣扎求生。而现在，我不得不考虑另一个问题，我很想知道茱莉的孩子们能不能理解他们母亲贫困潦倒的一生。总有一天，茱莉的孩子们会长大成人，他们要去问谁，才能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想成为那个解惑的人。”

　　（编辑：李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