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与多莉尼》剧照

多莉尼与她的大提琴

　　巡演计划如今已经排到了2013年下半年。“只要观众有需要，我们就继续演下去，一年，两年。”剧团创始人兼制作人加宾·英绍斯提（Garbie Insausti）说道。她是剧中三个主演之一，剧名叫《安德鲁与多莉尼》，是今年10月“爱丁堡前沿剧展”上的开幕演出。

　　剧名来自法国哲学家高兹与妻子的动人爱情故事。2007年，安德鲁·高兹和妻子多莉尼·基尔在巴黎郊外的别墅里双双自杀的故事震动欧洲，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还带领群众进行了公开悼念。高兹本人是欧洲最有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曾与萨特等人过从甚密。然而，高兹夫妇在巴黎社交圈内却是低调的一对，他们很少向他人透露自己的私人生活，远远不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引人注目。直到他们自杀之后，人们才注意到一年之前高兹出版的一本情书集——《致D的信》（Letter to D）。当时高兹已经83岁，他81岁的妻子已经病痛缠身40年，不堪忍受折磨。信中高兹回顾了他们共度的58年岁月，倾诉了他对妻子与日俱增的爱意。“有些时候，在晚上，我看见一个走在灵柩后面的男人的黑色轮廓，道路空旷，四下荒凉。”高兹写道，“我就是那个男人。我不想参加你的葬礼。我不想收到装着你骨灰的骨灰盒。”这些文字加上他们死后人们在床头柜上找到的自述和文件，向世人完美解释了高兹随妻子一同自杀的动因。一时间，《致D的信》变成了欧洲排行榜上最畅销的书，高兹死后两个星期之内，法国出版商连续加印了两次，在他生前百万字的洋洋著述之中，这本75页的小书卖得最好。

　　加宾·英绍斯提便是此书的读者之一。她被书中那些感人至深的段落打动，甚至流泪。在讨论新成立的剧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戏的时候，她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个题材。“我们开始思考做一个有关老年夫妻之间的爱的戏，以及疾病如何改变爱人之间的关系。”加宾说道，“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却不可避免地落入常规、俗套、琐碎和无聊。突然之间，疾病出现在女人身上，一切都改变了，男人发现就要失去自己的爱人，他如此想念已经逝去的岁月，似乎获得了一个机会来重新发现对方，重新相爱一次。”

　　然而，围绕着这些想法，故事的构思开始与真实的安德鲁与多莉尼的故事渐行渐远。“真人多莉尼患的并不是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也不拉大提琴。”加宾说，“我们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灵感的来源最后保留下来的只有剧名。”

　　“把阿兹海默症作为主要要素不仅使这部戏越来越脱离高兹夫妇传记的定位，而且为接下来的肢体表演打开了大门，展现了一系列戏剧的可能性。”导演伊纳基·里卡特（Inaki Rikarte）说，“而两周的即兴创作排练之后，我们发现了贯穿这个戏的主心骨——多莉尼的大提琴，一幕一幕，时段被切分、重组，大提琴却能明确标记女主人公阿兹海默症的逐步恶化。”

　　故事没有剧情大纲，也没有预备好的台本，所有情节和场景都是剧团所有成员在两个月的排练中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我们尝试了舞台语言的各种可能性，最后定位出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保留下来。”加宾说。在排练中，他们发现，必须使用现在时和过去时交替的方式来讲这样一个故事，他们确定了主要剧情的时间顺序，然后试图编织和联结各个场景。“闪回不能太有说明感，从而让观众跳戏;原创的音乐在这里增加了幽默感，同时也缓解了沉重的剧情带来的压力。”伊纳基·里卡特说。

　　剧中的面具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也是这个戏的表演效果引人深思之处。在许多评论中，人们不由自主地使用各种形容词去描述剧情发生时角色的表情和心情，其实却完全出于他们的想象，面具本身是一动不动的。“事后看来，我相信我们选择使用面具不仅没有限制我们的表达，反而极度有效地迫使我们集中提炼出最本质的信息，从而将我们自己从言词的迷宫中解放出来。”伊纳基·里卡特说，“但是，我刚刚接受邀请来导这个戏时，却觉得万分恐慌，我从没有导过面具戏，完全没有台词，这该怎么演?”[NextPage]

安德鲁深情抚触着妻子生前的大提琴与琴盒

　　使用面具是加宾的主意。“戴上面具之后，我们无法看到平视视线以外的东西，对自己的动作失掉了主观意识。因此必须有一个导演，用一只外部的眼睛来为我们的表演把关。”加宾曾经有过意大利即兴喜剧假面演出的经验。“但那是一种非常不同的面具，只盖住半张脸，视力没有障碍，演员的嘴露在外面，是可以说话的。”加宾说，“而且在那种即兴喜剧中，面具和角色之间有着非常严格的对应关系，国王有国王的面具，小丑有小丑的面具，角色的动作也有固定的程式要求，很多时候，动作偏向夸张、滑稽。”

　　《安德鲁与多莉尼》中的面具造型来自对德国反斗面谱家族（Familie Flz）剧团的借鉴。这种面具以超大的尺寸完全盖住演员的脸，演员无法发声，因此演出中摒弃了所有的台词。面具的五官线条具有漫画感，比例和相对位置却被不规则地扭曲，从而在童话的天真之下弥漫出一丝残酷气氛。“这些面具非常有力量，似乎有一种魔法。但是讲的并不是怪物的故事，都是现实生活。”加宾说。她在德国看过他们的三四出戏，深感着迷，又去剧团的本部柏林参加了一次工作坊。

　　在《安德鲁与多莉尼》的排练正式开始之前，她邀请这个德国剧团的一个成员来到西班牙马德里，与库伦卡剧团的创作团队一起做了一个为期5天的工作坊。排练在工作坊之后迅速展开了。但是成品却与反斗面谱家族的戏截然不同。“他们的戏更像是一种素描，若干片段的组合集锦。”加宾说，“我们则使用了更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有开端、结尾和高潮。”

　　加宾设计了剧中所有的面具。“大多数时候，我观察我周围的人和镜子中自己的脸部特征，然后加以运用。有的时候，为了捕捉某些表情的线条，我会对着镜子自拍、吐舌、歪嘴等等。剧中那个送快递的男孩的面具就是这么来的。”加宾说，“但那是个例外，他在全剧中只出现三五分钟，我特意把他的面具的表情设计得夸张了一些，使人印象深刻。更多时候，主要人物的面具表情倾向于中立和无，留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

　　两年巡演下来，库伦卡剧团的成员对这种面具语言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你可以用面具来讲任何故事，但是表达方式必须清晰明了，简单直接。”加宾说，“这并不等于夸张、简化或者形式化，而是要求非常仔细的工作。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我们的肢体语言能够准确无误地向观众传达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信息，不多也不少，恰如其分，各就其所。在我们的面具表演中，转身、弯腰、叹气、拥抱、握手，这些动作都是毫不夸张的，具有现实生活的真实感，虽然细微，但是准确，所以并不影响传递信息的力度和强度。而一旦手势和姿态处处都过于夸张，就失掉了故事原本的基调和丰富的层次，以及试图唤起观众心中的情绪的力量。”

　　（实习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