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张广天凭借《切·格瓦拉》.《圣人孔子》等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成功地在戏剧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引起反响,也由此被认定为“先锋戏剧”的旗手之一。2006年的《圆明园》之后,张广天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眼皮里摘下的梅花》、《野草尖叫蓝靛厂》等口感独特的作品,基本扬弃了早期作品的布莱希特模式,向“后戏剧剧场”靠拢(“后戏剧剧场”这一概念基本可以涵盖张广天一向鼓吹的“材料戏剧”、“台下戏剧”等观念)。张广天是一位风格鲜明的“剧场作者”,他的作品往往由他一人包办剧作、作曲、导演,甚至亲自登台出演角色,这在国内戏剧界是非常罕见的。
此次,张广天在沉寂了一年多之后,突然在杭州筑起《北城》,叫人有点猝不及防。因为《北城》是一个很难被界定的作品,甚至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艺术作品”。给《北城》一个“公允”的评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首先,《北城》是与其外部框架纠缠不清的:张广天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他之前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他发表过什么样的观点(关于艺术、社会、历史等)?他为什么要演出《北城》?他是如何创作《北城》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如何为《北城》定调(自辩)的?评论《北城》肯定是无法忽视这些问题的,它们甚至成为了《北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由于该剧的外部框架体积过大,造成了艺术的萎缩。也就是说,“张广天在杭州演出《北城》”这个“行为”要大于《北城》的“艺术内容”。所以,我们必然要对这个“行为”的“前因后果”进行仔细考察。这个“行为”是否成功,甚至比“话剧”是否成功更为重要。
《北城》是一个为房地产商定制的“话剧”,所有的制作费都来自某房地产商。张广天在该剧的宣传语里叫嚷道:我是赤膊上阵、丧心病狂地为房地产商做广告。他认为他为之鼓噪的房子要比艺术作品(话剧)有趣得多:我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来羞辱苍白的艺术。他甚至为当前的“话剧现状”开出了解药:我是向房地产商投降,我认为当今戏剧的出路正在于房地产,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戏剧。张广天的“狂言”,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了阐释:以投靠“敌人”的方式来抨击“自己的阵营”。在《北城》尚未首演的时候,许多圈内人都在揣测着张广天的动机:真的是做广告?真的“植入”了?按照常理,像张广天这类极具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的“艺术家”应当时刻保持警觉,与世俗世界和商业利益保持距离。结果,《北城》的演出让圈内人和熟悉他的观众大跌眼镜,在他们看来,张的做法无异于“自毁”。但张反而叫嚣:文人就可以这么不要脸!张“抹黑”了自己,也“抹黑”了“话剧”和“话剧界”,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唤起了人们对“话剧创作”的关注和反思。所以,与其说张广天又搞了一个恶搞的话剧,不如说,张广天又恶搞了话剧一把。
《北城》真的是“植入”了,北城在剧中化身为主人公“北辰”,他是一个买不起房子的青年男子。还有一个穿着纱裙的滑稽男演员,时常出现在舞台上,伴着恶俗的三拍子乐曲,现场播送广告:买一层,送一层,只需40万。同时,其他演员在观众席里向观众散发“楼书”。在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售楼处的工作人员走上了舞台,现场答疑并办理业务。而演员们则坐到了观众席里的空位子上,怂恿观众提问。这样做的结果是:首演当晚,就促成了2单现场交易。演到第四天的时候,通过观看《北城》而下单的交易已达到了6 单。其后的“业绩”,我没有继续追踪。张广天对这样的“业绩”表示“还算满意”。这样的“业绩”,标志着《北城》“行为”的成功——张广天成功地帮房地产商卖出了房子!这是《北城》的高潮,《北城》的整个反讽话语系统也由此得到了激发。
北辰是一个“一根棍儿挑两个蛋到处晃悠”的城市青年,他爱上了一个很“现实”的女孩。世俗的人们给他算了一笔账:想结婚买房,过上童话般幸福的生活,需要花费好几百万元的代价。最终,“现实”的女孩离他而去了。他在痛苦万分的同时,也“积极上进”,开始了白领生活。突然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认为爱情比金钱更可贵的女子,他茫然地与这位女子坠入了爱河。如此苍白的剧情,穿插着几段对“小资”、“爱情”等事物的集体批判,以及几首现场演唱的歌曲,这就是《北城》的全部“艺术内容”。也许,这也是有意为之的反讽?
观众的反应也许比剧情更有意思。在我的印象中,实验戏剧的观众往往是如坐针毡、一头雾水,对舞台上的表演恼怒不已,一些观众会狼狈地借着微弱的光亮翻看节目册,以求找到某种答案。而《北城》的观众却当真对广告主产生了兴趣,纷纷用手机照着手中的“楼书”,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详情,并与同伴悄声地议论。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看戏,就差在观众席里拨打售房咨询电话了。戏里的演员,正在探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爱情与金钱的博弈,而戏外的观众则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散场的时候,一小部分观众会到现场工作人员那里咨询问题或是预约看房。而大部分的观众,则高谈阔论地离去:戏没看懂,但这个房子还有点意思。没有一份“楼书”和节目册被遗弃在观众席里。
张广天一贯的黑色智慧、反讽话语和批判精神在《北城》“行为”中达到了某种极致,从“行为”的自述到“行为”的过程和结局,张广天一路恶搞到底:抨击了“话剧”、抨击了世俗趣味和价值观、抨击了观众,甚至也抨击了他的雇主—房地产商。而观众的表现,则是活脱脱的“台下戏剧”,直接促成了张广天的成功。我想起了去年看过的一个有大量品牌“植入”的话剧,当时,我吃惊地发现:现场的观众不但没有对剧中大量出现的logo 表示反感,反而为能够识别出这些logo而沾沾自喜。这何尝不是一种反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实习编辑: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