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安葵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戏曲也是如此。我的感受是，戏曲舞台创作空前活跃，戏曲理论建设扎扎实实，成果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很重视戏曲理论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志：中国戏曲研究院在1959年、1960年编纂出版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曲研究院和各省的一些戏曲研究机构搜集、挖掘、记录、整理了大批戏曲传统剧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老一代表演艺术家的表演艺术经验进行了记录整理。这些方面的大量工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戏曲理论和表演体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前在戏曲理论建设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思维占了主导，常常搞批判，从而影响和阻碍了戏曲理论建设。例如张庚的《中国话剧运动史》未完成，由张庚和郭汉城等人组织专家编写的《中国戏曲通史》也未能出版。

    改革开放后，确立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主导思想，戏曲理论研究领域得到拓展，研究方法有所创新。

    这30年来编辑出版的集大成性质的、系统的著作很多，比如每省一卷的《中国戏曲志》、《中国京剧史》等和一些地方剧种史，都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另外，戏曲研究体系得以建立。张庚曾说，完整的戏曲研究应有几个层次：从资料到志，到史，再到理论。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过却没有实现，而在80年代得到了比较系统的完成。就个人著作而言，不仅数目多，而且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在这些著作中都能得到体现。在戏曲文学、导演、表演、舞台美术、音乐等方面，都有学者写出了专门史，还有断代史、剧种史，音乐声腔研究也超越了以往，为研究戏曲本体打下了重要基础。

    从研究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戏曲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方法有了很大改变。例如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傩戏、目连戏的研究。像傩戏、目连戏这些戏曲种类，其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便具有戏曲史、戏曲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意义。

    这30年来，我们对戏曲史料、文物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不少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一些研究成果还荣获王国维戏曲论文奖。此外，我们也非常重视对戏曲现状的调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公布对我们的调查研究有很大推动作用。30年来，戏曲界的大部分学者在扎扎实实地做研究，其中虽然不乏争论和商榷，但与原来的大批判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学术气氛很好，我认为这都是很重要的学术积累。

    改革开放30年来，戏曲研究力量不断壮大，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成为戏曲研究的一支生力军。特别是这些年，不少高校设立了戏剧戏曲学专业，招收了大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这表明戏曲研究后备力量充足。

    展望未来，我还有一些建议。

    首先，现代戏曲理论建设刚刚开始，依然要花很大力量才能完成。文艺理论界一直有人讨论“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现代戏曲理论建设也包含这方面内容，古代戏曲理论的现代转换不是简单的古代剧论的转换，而是包括古今、中外戏曲理论的融合，这样才能建立起现代戏曲理论。

    其次，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建设问题。中国戏曲表演理论是非常丰富的，但我们还没有像斯坦尼体系那样对中国戏曲表演理论做系统论述；这30年我们尽管在对表演艺术家经验的记录和整理方面有些成绩，但很少有能跟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盖叫天的《粉墨春秋》等相比的。

    第三，戏曲研究队伍建设问题。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加大戏曲研究院所的建设，为戏曲学高学历人才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养戏曲编剧人才，使优秀青年人才在戏曲研究机构和院团中学有所用。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