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宗一

    赵大民先生是剧作家，是诗人，当然，他又是一位人文学者。在他几十年的文艺创作生涯中，突现于我们视线中的是他的剧作家的眼光和诗人的情怀，即史眼诗心。从我最早观赏《钗头凤》一直到《茂陵封侯》，从题材层面来观照，则是文学与历史的契合，而从审美体现来观照，则是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作为赵大民与李郁文合作创制的《茂陵封侯》，则是一出使戏剧艺术这面镜子照出历史影像的范本。精微、老到、传神，使一部别开生面的史剧，富于审美的文化意蕴。
 
    同时在内涵中又大大强化了艺术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反思力度。在今天人们深深遗憾于历史题材创作的深度缺失时，我们看到了赵、李二位为我们创制了这样一部可以称之为具有史之魂、诗之魄、气韵生动的富有历史感的剧作，真的是观之令人神旺。对于剧作家来说，这是他们创作历程中的又一高峰；对于天津戏剧界来说，则是提供了一部高品位的剧作。

　　历史题材的创作面对历史的每一个地质层面，都蕴含着丰富的矿藏，都给史剧家提供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赵、李二位完全可以按照史书所提供的素材，浓墨重彩地描绘苏武这一家喻户晓的人物的民族气节、大义凛然和人格精神，从而塑造成一位政治人物的楷模。但是《茂》剧绝没有用急功近利的态度来处理本来是极有意味的历史题材，两位剧作家以他们作家的智慧和创造史剧的肝胆，以沉实凝重的历史感超越了题材的再现性而追求题材的表现性，即揭示出题材表面意义之外的深层意蕴。在“编导的话”中，赵大民说，“既保留了苏武在艰苦环境下抱志守节的气节，又开掘出乌琴顾全大局、为民族和谐勇于献身的精神”，“从而为我们打开了思索历史的另一面窗口”。而从这个窗口正可见“一个民族的兴旺与发达，离不开这个民族的内在凝聚力”。是的，如果我们把剧作和史书记载略加对照，就可以看出两位剧作家转换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建构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情景，正是这样全新的视点，使我们未见先例地看到了一位全新的苏武形象和别具一格的匈奴少女乌琴。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元人钟嗣成评论《高祖还乡》的一句话，即“制作新奇”！

　　何以“制作新奇”？我以为是二位剧作家的一种史剧创作的超越意识。超越意识带有创作主体的学养，特别是悟性，即历史生活必须与史剧家的审美创造的旨趣契合。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一再强调的是，艺术的目的在于剥去外部世界的顽固的外部性。他说的其实就是要创造超越历史、超越生活外观的艺术真实性。《茂》剧的超越意识，正是在客观的历史视野的总体思考和艺术审美的把握的基础上体悟到民族的凝聚力的题旨。然而这一切又绝不是这一观念的附加和外贴，乃至图解，又不是脱离史剧本体描写的历史土壤，而是在于立体地观照人物。事实上，在我们的观察中，我们正是通过几位青年演员的精彩表演，即在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中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历史精神。至于思想的升腾、人生哲理的探索、古今命运的沟通，又都在几位主演的立体地观照人物中使观众获得了审美文化的启示和历史内蕴的感悟。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一些史剧传世之作所创造的艺术境界超越题材的直接现实性，超越特定的时空意义而进入传神的象征意蕴的层次，从而获得了题材自身意义之外的表现力之秘密所在。

　　赵、李二位创制《茂》剧在意境上审美上是有一套完整的构思与设计的，是长期酝酿、思考而烂熟于心的结果，而且他们不断地更新、反思他们的创造过程，因此他们的《茂陵封侯》才完美地体现出他们对历史对人生的独特观察，也体现了他们的对历史对人生的审慎乐观：我们的民族是有一种内在的凝聚力的。事实上，在创作过程中，赵、李二位把他们的才性、气质、情怀、审美如此自然如此和谐地潜入笔墨和舞台上，那是他们夫妇生命精神的一次大投入。这种诗意的灵性，这种献身于自己酷爱的话剧艺术的心智，很值得我们一步一深入地玩味。

　　赵、李二位的功力在于他们从历史中深刻地提炼出生动而又新颖的思想和情志，并以它为作品的生命、脉络、焦点来进行艺术构思。在这种创造中，作者赋予这部诗剧以时代的亮点，而这亮点又是人类的普遍感性，所以从潜隐层次观照，《茂》剧又不仅是一个民族气节问题了，而是强化了民族的凝聚力，这实质上是一种生命价值观的根本转换。这正如临帖与读帖之别一样，临帖只能取其形，而读帖则是取其神。赵、李二位是属于“读帖派”。是二位作家对历史给予了精辟的阐释与彰显。

　　史剧内涵的诗意必然要求以诗笔写剧，所以赵、李明确标明：诗体话剧。

　　诗化的戏剧语言，本来是我们传统戏剧的基本特性，连黑格尔都不否认，在戏剧中应该是“诗在一切艺术中都流注着”。至于评论家劳逊谈得更加形象：“对话离开了诗意，便只有一半的生命。一个不是诗人的剧作家，只是半个剧作家。”追求辉煌热烈、感情充沛的诗的语言，正是中外许多戏剧大师毕生所为之奋斗的。

　　在《茂》剧中的诗意，不仅指全剧用诗的语言写就的情与景，而是那些发射着人物性格光芒的对白与独白。剧作家在他们的《茂》剧中总是把语言形象的诗和视觉形象的画面同活动着的人物、时间巧妙地化为一体，从而以清新、独到的写意之笔，把苏武的一片赤胆忠心和那光明磊落、坦荡无畏的胸怀、知难而进、百折不回的精神气质，生动地体现出来，这种“境与人合”的高度概括性的抒写，不仅气象雄阔，而且构成了一种诗性蓊郁的艺术境界。

　　在一些人物对话中，剧作家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内心活动的刻画，不是依仗苍白空泛的词语，而是借助了鲜明生动的形象。作者抒情写意，使抽象的人物感情被描绘得十分具体真实、细腻动人。在这里作者不完全是在追求语言形式美，而是着意揭示人物的思想，抒发人物的感性，刻画人物的性格。另外剧作中不管用的是因景生情的手法，还是用的由情及景的手法，都能深沉地奏出苏武、乌琴内心的诗情，造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意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剧，也是诗，是诗与剧的融合，而且融合得美，融合得自然。这是二位作家美学追求的最完美的体现。

  (编辑：许丹华)